在曆史的長河中，夏朝以其朦胧的輪廓撩撥著考古學家和曆史愛好者的想象。

夏代曆經四百多年的發展與變革，社會的文化思想與審美追求也在不斷變化。

而作爲夏朝最著名的禮器之一——陶禮器，如同破譯不盡的古老密碼，訴說著遠古時代的信仰儀式與權力結構。

它們不僅是泥土與火焰的藝術結晶，更是王權與神權交融的見證者。

這些沉默的器物，究竟隱藏了多少未解之謎？

自史前時期已經萌芽的禮儀體系，在夏代得到進一步發展，形成了一套較爲完備的禮制體系。

《禮記·禮器》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情，夏造殷因。”表明夏代禮制爲商周禮制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是後世成熟禮儀體系的根基所在。夏代在祭祀禮儀之外，世俗等級禮儀也有全新的發展。

陶禮器相對普通陶器而言，采用更爲精美的工藝，擁有一般器物少有的造型、紋飾，從而在數量龐大的陶器群中脫穎而出，成爲禮器。表明夏人已經有意識地使禮器從一般器物中分離出來，使日常之器與禮器拉開距離。夏代陶禮器的造物設計也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關于夏代的造物設計，文獻記錄較少。《左傳·宣工三年》中的一段話可以隱約感受到當時的造物文化：“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雖然從已有的考古發現來看，夏代尚未發現文獻所說的銅鼎，但“鑄鼎象物”的描述反映出夏代已經非常注重器物的符號表意特點。經曆漫長史前時期的積澱，夏時的器物在制作的過程中融入了更多的史前傳統文化基因。同時，不斷吸取社會變革與融合過程中帶來的新思維，逐漸形成了鮮明的審美特色，彰顯出與史前時期明顯不同的文化符號特征。

從世界範圍來看，器物的符號化是禮儀、儀式建構過程中的普遍現象。夏禮的建構也遵循了這樣的發展規律，在器物本體之外更注重器物背後所承載的禮意。二裏頭文化時期與史前時期相比，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大型宮殿爲標志的國家機構的建立及強勢統治機制的形成必然導致整個上層社會意識形態的改變，禮器制度也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變化。

禮制的政治性意味增強，這就要求禮器系統既要有某種程度的固化組合，又在社會結構體系及地域文化傳統中彰顯出嚴格的等級差異。禮器的符號性特征也更加明顯，更加注重陶禮器的抽象表意性。這一時期禮器的實體意義不斷被削弱，而符號性在功能系統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形成了“越有形而訴表意”的禮器觀念。

例如：夏代的陶方鼎，突破了傳統陶鼎圓腹三足的器型模式，實用功能被削弱，卻更加強化了形式感，整個器型顯得更加威嚴厚重，呈現出更多的禮儀性範式。再以陶爵爲例，陶爵作爲我國古代個性鮮明、造型別致的陶制酒器，是二裏頭文化時期出現的比較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

我國台灣學者許進雄認爲，爵的形狀非常奇特，爲中國所獨有。它在諸種古代行禮所用的容器中，占有特殊而崇高的地位，成形有某些特別的意義。早期的陶爵作爲普通的日用之器，種類較多，形式也比較雜亂，器身和底部多爲圓形，造型拘謹質樸。

而隨著禮制的發展，進入禮器系統的陶爵，流更加窄，尾巴也逐漸變尖且向上翹起，多束腰瘦腹，器身和底部開始由圓形變爲橢圓形，造型更加別致。從陶器制作成型的角度分析，非圓形的器身並不利于陶器的成型，而之所以形制發生這種改變，很有可能就是爲了體現一種威嚴感，在禮儀活動中更具有表意性。

因爲爵有三足，便于用火加熱，所以很多人認爲爵主要用來溫酒。但仔細觀察禮器陶爵造型發現，在所有陶容器中，爵的實際容量都比較小，一般不會超過100ml，而與之配套的陶盉或陶觚等容量都比較大。通過比較認爲：爵用來溫酒並不是很合理，而且夏代時人們多喜歡飲冷酒，並沒有溫酒的習慣。

也有人認爲：爵作爲酒器主要用來飲酒，但作爲禮器的陶爵通常有流有尾，有些流還比較細長。雖然有鋬，但鋬和流是垂直的。一般的器物，如陶鬶等，鋬和流位于同一直線，方便液體流出。而陶爵的設計，執鋬而飲器身容易失去重心，顯然直接飲用非常不方便。再考慮爵一直是墓葬中核心組合的成員，地位非常高，因而作爲禮器的陶爵，其造型的設計可能更多是爲了祭祀活動中的飲酒器，滿足一種禮制功能。

夏代時我國禮制又有了新的發展，禮制與王權關系相結合，融入國家與社會生活中，成爲統治者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這一時期祭祀一直是禮儀活動的核心內容。因而有學者提出的“澆酒敬神”之說，可能更符合陶爵的實際情況，即爵在祭祀活動中盛裝香酒，澆酒以敬神，“主祭者（家長、族長、君王、祭師等）持爵而祭，余人跪拜；祭後（敬酒後），主祭者右手執爵鋬，將爵中之酒緩緩澆之于祭物之上”。

許慎在《說文解字·鬯部》中對爵字的解釋爲：“爵，禮器也。象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中有鬯酒，又持之”可能就是指陶爵在祭祀中作爲酒器使用。從一些陶爵的造型看，修長的“流”可以便于液體從器身內流出，鋬的位置與流正好垂直，用手把握鋬部，可以避免流直沖祭祀的對象，以表示一種恭敬的誠意。

另外，細長的流延長了液體流動的路徑，也便于控制水流的速度，從而在祭祀活動中營造出一種緩慢嚴肅的節奏感，也便于儀式的展演。很多儀式活動還承擔著對民衆進行倫理教化的作用，因此人們非常重視禮儀的節奏。緩慢的禮儀節奏使行禮者與觀禮者都能在儀式的展演中感受禮儀過程的美感，以實現禮的教化目的。陶爵個體的價值在儀式活動中，轉換成爲整體禮儀系統的一個意義單元。

另外，許慎認爲爵“象雀之形”。我們將爵按流在左，尾在右的方式水平放置，眼睛與爵處于同一水平位置觀察，就會發現陶爵的上半部分確實“象雀之形”。而爵的三足也似鳥的足部，使器身更穩定的同時，也加高了器身，陶爵在莊重之中也有一點飄逸之感。有些陶爵口與流之間有“雞冠形裝飾”，俯視時也像鳥的頭部。陶爵的産生與海岱地區陶鬶有著一定的關聯，陶鬶有象鳥的特質，陶爵的形態象鳥也就可以理解了。

這種造型特點不僅僅是爲了美觀，而是與當時的宗教信仰有關。人們用帶有圖騰造型的陶爵來敬神祭祖，並使之成爲禮器組合中的重要成員，這絕非偶然，而是夏代禮制文化觀念在器物造型與功能上的一種反映。

陶爵以其特殊的造型，在祭祀等禮儀活動中成爲一種象征性符號。在《陶爵的制作與生産——以二裏頭遺址出土資料爲例》一文中，作者彭小軍通過對二裏頭遺址出土的46件陶爵作爲標本進行多維測量，包括器高、足高、口徑等，發現“從二裏頭文化二期到四期，陶爵制作的標准化程度不斷加強。至四期時個別項目的變化幅度甚至達到了極小的數值”。

作爲禮器的陶爵比普通陶器的器型更加穩定和固化。這表明陶爵的造型並不是隨意生成的，而是與當時的禮制文化密不可分。陶爵進入禮儀話語體系，作爲踐行禮儀的特殊用器，成爲基本的表意符號。其以一種有形的器物載體，傳達了抽象的禮意，從而使器物蘊含了更豐富的意義。

趙毅衡認爲，符號體系的威力還在于它能削弱器物的實用功能，用其象征與規範作用服務社會，使一種文化可以保持長久的凝聚力。陶爵等器物在由日常之器變爲禮儀之器的過程中，實用功能逐漸削弱，符號的表意性增強。而且受禮制的規範，造型也有嚴格的要求，並逐漸固化，變成一種象征性符號，並傳播到周圍其他地區。陶禮器的造型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審美表現，而是一種文化與觀念的表達。

夏文化時期禮器分化爲專用禮器與日常禮器，專屬禮器主要用來人與神的溝通。它的表意方式是闡釋性的，必須通過多重解釋才能使隱秘的內涵得以表達。日常禮器是二夏朝禮儀體系中的新元素，使禮儀從單一的宗教儀式空間進入日常生活中。

使用場域與對象的不同，禮器的紋飾也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特點。日常禮器中很多都是通體素面磨光，有些即使有紋飾，也是用幾何紋等簡單平實的紋飾進行點綴。與史前時期相比，紋飾種類少了很多。

一些簡單的直線、三角紋等多裝飾在盉、爵、鬶等器物的肩部或尊的內沿與腹部。雖然紋飾並不華麗，但因新時代的審美因素的滲透，而呈現出別樣的特色。器物表面多以繩紋與籃紋爲核心，堆加紋、弦紋、方格紋等來回穿插，雲雷紋、動物紋通常會旁枝逸出，有時也會小泥丁或小麻點進行點綴，顯得平實而生動。

這表明夏代日常陶禮器不似史前時期彩陶的絢麗多姿，也不同于龍山文化陶禮器對工藝和器型的極致追求，更多地呈現出一種質樸、冷靜、內斂的設計風格。泥質黑陶禮器大多沉穩厚重，白陶禮器雖然制作工藝和燒制技術都優于普通陶器，但在整體設計風格上以素面爲主，或輔以簡單的紋飾。

還有部分陶禮器即使有較爲複雜的刻劃紋，也不是純粹以審美爲主要目的，而是類似象形文字，是夏人記載與交流信息的重要符號。《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發掘簡報》中記載，二裏頭出土的陶器上有24種刻畫符號。

夏代還出現了一些特殊的刻有神靈和動物形象的紋飾，其中，高羽冠、部分獸面，還有龍（蛇）的形象應該是夏人崇拜的神靈。這些器物是在特定的儀式活動中專門用來人與神的溝通，這些紋飾給人一種神秘而冷峻的感覺。在《二裏頭遺址新見神靈及動物形象的複原和初步認識》一文中，作者初步複原了二裏頭遺址的15個神靈和動物形象。

根據相關文獻和考古資料分析，這些紋飾反映了夏人獨特的信仰崇拜，這一體系與夏代的政治解構和宗教信仰密切相連。商代以饕餮紋爲核心的紋飾體系也是在夏代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以高羽冠、龍（蛇）、魚、鳥、龜等爲裝飾母題的視覺形象，在不同陶禮器上反複出現是對文化的一種強調。象征性的紋飾符號往往具有雙重語意，即物象本身的意義和它隱喻的觀念意義。

這些超現實的紋飾意象不僅是夏人生活的某種精神支撐，也是他們造物設計的源泉和動力。夏代時期人們基于對神靈的崇拜之情，將他們擁有的能力無限擴張，而擴張必須借助一些特殊的載體來實現。于是，人們將這些神靈的形象固化在器物上，在儀式中不斷展演，以強化對神靈的崇拜。

隨著社會的發展，等級制度的形成，在物質和精神上維護這種制度的合理性便成爲這一時期統治階級的主動選擇。他們需要借助禮器的載體，來隱喻某種權力意識和等級差異。而在夏代，青銅禮器並未成熟，陶禮器就承擔了這一重任。

陶禮器中以自然紋、幾何紋爲主的紋飾主題，反映的是日常生活空間的符號體系；而以高羽冠、龍、龜等爲主的紋飾主題反映的是超現實的神聖空間中的符號體系。

這兩個空間有時沒有絕對清晰的界限，可能會互相融合、互相滲透也可能發生置換。隨著人們構形心理的成熟，使人們有能力去自由駕馭各種點、線、面、形，原有的紋飾模式化傾向更加強烈，而且還不斷衍生出各種新的形象出來，以滿足人們不同的心理需求。

夏代陶禮器繼承了史前的文化基因，同時又不斷吸取社會變革與融合過程中帶來的新思維，形成了鮮明的時代特點。

隨著以大型宮殿爲標志的國家機構的建立及強勢統治機制的形成，上層社會意識形態也在發生改變，禮制的政治性意味增強，禮器的符號性特征也更加明顯，更加注重器物的抽象表意性，強調在社會生活中彰顯出的等級差異。

這一時期陶禮器原有的實體意義與日常使用功能不斷被削弱而象征意義逐漸占據主導地位，通過對造型、紋飾、材質、組合的嚴格控制與有意識的選擇，形成了“越有形而訴表意”的禮器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