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軍隊，作爲被授權使用致命武力及武器來保護國家人民的利益的常規武裝力量，在平時可以協助參與災害救援，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在戰時必須承擔起保家衛國的重任，往往由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根據實情進行統一調遣。
然而，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國家卻很特殊，明明是本國的軍隊，身爲最高軍事統帥的國家總統卻只享有和平時期的軍事指揮權，卻不掌握戰爭時期的軍事指揮權，反而交給外軍將領指揮，成爲全球唯一一個將戰時指揮權交予外軍掌控的國家。
這個奇葩的國度便是我們隔海相望的鄰居——大韓民國。
按照韓國現行的國防體制，總統作爲韓國元首兼任武裝力量最高統帥，通過韓國國防部實現對韓國大軍的領導和指揮，主要負責制定國防政策和軍隊建設計劃的韓國國防部是韓國總統統率韓軍的最高行政機構，防長的軍政權通過聯合參謀本部議長在全軍各軍種部隊實施。
韓國國防部雖然是韓軍的最高行政機關，卻不是最高國防決策機關，做出終極國防決策的是韓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由韓國總統擔任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主席，成員包括國務總理、國防部長官、國家情報院院長、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議長等人。
所以，韓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和韓國國防部共同構成了韓軍的最高軍事領導體系。
而韓軍最高軍事指揮體系的架構是國防部下轄的聯合參謀本部，屬于全軍作戰最高指揮機構，統率陸軍本部、海軍本部、空軍本部組成的韓國三軍種總部，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議長作爲韓軍最高級將領，在文人國防部長官的直接領導下又行使對陸海空三軍部隊的作戰指揮權，這就是韓國防長的軍令權。
鑒于韓國國軍的總兵力受到低生育率的影響，已經從十年前的65萬人左右跌落至不足50萬人，僅能勉強保持在47萬人。如此大規模的軍隊，依韓軍的領導指揮體制，本應由韓國總統和防長領導控制韓軍的一切行動，如遇到外軍突襲的情況下，進入了戰時，也應由韓國總統來決定打不打的問題，具體的軍事作戰交給專業的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議長來調遣兵力執行總統和防長的指示。
可事實是，在戰時，韓國的聯合參謀本部議長根本沒有機會調遣韓軍作戰，連韓國總統、防長的命令都不起效，必須統一交給駐韓美軍上將司令統一指揮韓軍。
至于說爲何會出現韓國戰時指揮權旁落他人的情形，歸根結底還是韓國自身的緣故，跟上世紀中期爆發的朝鮮戰爭有很大的關系。
衆所周知，在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朝鮮人民軍攻勢非常強悍，僅僅3天，于6月28日就奪取了韓國首都漢城，到7月底，朝鮮大軍已經抵達了韓國最南端的晉州，把韓軍和美軍逼退到釜山一帶，可以說戰爭初期的韓國損失慘重，韓軍戰鬥力非常低下，還差點就被朝鮮統一了朝鮮半島。
爲了保住韓國國體，掌權的韓國首任總統李承晚自知韓軍無法獨自應對朝鮮，只能借助盟友美國的軍事力量來力挽狂瀾，遂在朝鮮大軍占領漢城，並攻占韓國中部的大田市前一周，李承晚總統于7月14日緊急致函“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上將，提出將韓軍的作戰指揮權轉讓美國。
美軍五星上將的麥克阿瑟彼時已是英國、土耳其、加拿大、泰國、新西蘭、澳大利亞、荷蘭、法國、菲律賓、希臘、比利時、哥倫比亞、埃塞俄比亞、盧森堡、南非、美國共16國組成的“聯合國軍”總司令，再指揮一個韓軍也不是問題，于是就通過美國駐韓大使向韓國轉達書函表示接受。
由此，這兩份書函就成爲韓國向美國轉讓韓軍作戰指揮權的美韓《大田協定》，從此正式開啓了美軍指揮韓國軍隊的序幕，並經過美國持續的擴大解讀，使得美國控制的韓國軍事指揮權從朝鮮戰爭這一特定背景下作出的臨時安排，變成了美國控制韓國的一項永久權力，持續至今。
《大田協定》的簽署，使得戰時期間的韓軍納入了美國主導的“聯合國軍”司令部的體制下，加上朝鮮停戰協定生效後，1953年8月8日韓美兩國又簽署了《美韓共同防禦條約》，讓美國在韓國境內獲得了無限期的駐軍權力。
尤其是1954年11月14日，韓美簽署的《對韓軍事與經濟援助協議議事錄》，其中明確規定“聯合國軍司令部在擔當韓國防禦責任期間，大韓民國武裝力量被置于聯合國軍司令部的作戰控制權之下”，這就意味著無論是在和平時期，還是在戰爭時期，韓國的武裝力量指揮權都在美國手裏，韓軍正式成爲了美國的“皇協軍”。
盡管在1978年11月7日，韓美聯合司令部正式成立，由駐韓美軍司令兼“聯合國軍”司令部司令同時兼任韓美聯合司令部司令，取代“聯合國軍”的職責，但“聯合國軍”司令部並沒有被取消，駐韓美軍司令掌管朝鮮半島上的美韓兩軍的特權繼續存在，無非是控制韓軍的特權從“聯合國軍”司令部轉移到韓美聯合司令部罷了，其中一名韓軍四星上將擔任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給駐韓美軍司令兼韓美聯合司令部司令當助手。
就這樣，這位駐韓美軍司令的四星上將成功把韓國總統的軍事指揮權給架空了，成了韓國國防事實上的“老大”。
只是隨著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韓國綜合國力迅速提升、民族主義持續擡頭，要求改變韓美不對稱的同盟關系的呼聲越來越大，韓國政府才開始考慮收回韓軍的軍事大權。經過1991年蘇聯解體，美蘇冷戰終結，和平成爲時代的主流，韓美軍事威脅並不迫切，韓國各界越發意識到是時候拿回軍事主權，于是在1994年12月，韓國金泳三總統任期內正式從駐韓美軍手中收回了對韓軍的平時作戰指揮權，駐韓美軍司令繼續保留戰時指揮權。
從這一刻起，韓軍的日常作戰活動、部隊調動和戰備以及聯合戰術訓練等業務，韓國總統就不再需要經過美韓聯合司令部的允許，可獨立行使軍事權力。
而正式要求收回戰時指揮權的是在2005年9月盧武铉總統執政時期，期間在2007年2月23日，韓國國防部長金章洙和美國國防部長蓋茨達成協議，雙方同意在2012年4月17日將戰時指揮權移交韓國，同時解散美韓聯合司令部。
韓國的意思是，從駐韓美軍司令兼韓美聯合司令部司令的手裏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交給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議長之後，直接把韓美聯合司令部解散，由新設的韓國聯合司令部，以及原有的駐韓美軍司令部共同承擔韓國境內的戰時作戰指揮的責任，從而在韓軍和駐韓美軍之間建立起“韓國主導、美國支援”的新型作戰關系，徹底解脫韓國軍隊的“皇協軍”角色。
遺憾的是，19年時間過去了，美國一拖再拖，就是不想松口放權，多次推遲戰時指揮權的移交，甚至還給韓國設定條件，必須要檢驗韓國是否具有獨立領導韓軍作戰的能力，通過沙盤推演來斷定，或者是以韓國的北方鄰居持續的核武威脅爲幌子，持續在韓國內部制造一種恐懼感。
最終的結果是，李明博總統、樸槿惠總統兩次被推遲收回戰時指揮權，到了文在寅總統時期，雖然明確要在卸任前收回，可美國繼續打馬虎眼給壓過去了。剛好尹錫悅總統又是親美的總統，壓根就不提指揮權的事了。
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會繼續充當韓國國防的“大哥大”，連韓國總統都沒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