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軍隊是國家最重要的工具、它的王牌、它的心肝寶貝；一切爲軍隊而設，一切圍繞著軍隊打轉，一切與軍隊共存亡”。

——哈夫納《不含傳說的普魯士》

隨著國際形勢的不斷變化，尤其是俄烏沖突的爆發，德國面臨的安全挑戰也日益嚴峻。這一背景下，德國政府開始重新審視其軍事戰略和國防政策。國防部長鮑裏斯·皮斯托裏烏斯在柏林的北約75周年紀念活動上發表重要講話，皮斯托裏烏斯宣布，德國可能將恢複義務兵役制度。自2011年取消該制度後，這是德國首次考慮重新引入這一制度。此舉旨在加強國防力量，更好地捍衛北約的領土安全。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模式也被視爲可能的參考方案，其中兵役是自願的，且不分性別。

說到德意志的武功就不得不將時鍾撥回兩百年前，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普魯士, 城市工業革命進展緩慢, 還處于准備階段, 真正的重工業革命並沒有出現。但是, 來自于法國資産階級革命的沖擊卻又讓德意志無法回避。

在與拿皇的戰爭中，普軍的失利使普魯士認識到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戰爭中留下的寶貴經驗是多麽的可笑！德國學者海茵茨·尼克奇在研究19世紀初普魯士軍事改革背景時指出的:“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戰爭中創造的軍事輝煌, 給予其後繼者們不到半個世紀的榮譽和自豪感。這種榮譽與自豪感使普魯士軍人相信自己是戰爭舞台上最傑出的角色。然而, 高盧人的入侵證明, 普軍的這種信念是多麽的不堪一擊!”

1806年，拿破侖在奧斯特裏茨摧枯拉朽般擊敗了奧地利和沙俄的聯軍，隨後便把自己的下一個目標放在了此前一直在作壁上觀的普魯士身上。1806年，因漢諾威主權歸屬問題，拿破侖的法國與腓特烈·威廉三世的普魯士之間爆發了一次大戰——耶拿戰役。在這次戰役中，普魯士被拿破侖打得慘敗，損失慘重：人口從近1000萬降到了不到500萬；普魯斯士兵人數減少了4/5……。法軍自勃蘭登堡門開進柏林。我們實事求是的講，那個時代輸給拿皇不算丟人，科西嘉島出來的小個子屬于那種幾百年才有一個不世之材，1807年7月25日, 普軍中改革派軍官成立軍事改革委員會。委員會以普王親自制定的“軍事改革綱領”爲指針, 以法國軍隊爲榜樣。同年10月釋放回國的克勞塞維茨順勢投身進這場事關普魯士生死的改革，後來出任老沙的辦公室主任。

在格奈森瑙的協助下，沙恩霍斯特推動創立了陸軍總參謀部，統一監管全軍的戰役規劃、戰術訓練和後勤保障。, 成爲當時普魯士改革的“亮點”。改革後的總參謀部分工合理、職責明確, 減輕了中高級司令官在計劃、組織和實施各項措施時的負擔, 適應了軍隊機構不斷複雜化的要求, 在經過不斷發展完善後, 逐步成爲軍事指揮的核心機構和軍隊的神經中樞, 爲日後王朝戰爭時期建立參謀本部打下良好的基礎, 並爲各國軍隊建立參謀部樹立了樣板。

1808年9月8日, 普魯士被迫與法國簽訂《巴黎和約》。和約對普魯士的軍事力量發展做出了限制, 規定普魯士軍隊的總兵力在以後10年內不得超過4.2萬人。是不是有一種《凡爾賽和約》的既視感，沒毛病，後來的藥方也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你不讓我保留龐大的軍隊，那我正好精兵簡政，爲了解決兵員問題沙恩霍斯特擬定了一份建立“速成兵”制度的建議, 通過短期速成培訓的方式, 對大批男丁進行了正規的軍事訓練, 進而建立了一支有強大戰鬥力的軍隊，這也是現代預備兵役制的雛形。其核心內容包括縮短服役期，每年裁掉兩萬人，並對新的兩萬人進行訓練，用這種方式在不觸怒拿破侖的情況下，從1808年到1812年將普魯士可用的軍隊人數從4萬提升到12萬。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1811年，普魯士的一位文職軍事顧問——馮·萊斯維茨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采用了更嚴謹的沙盤和棋子表達戰場上的厮殺過程，從而發明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兵棋。這玩意不光部隊用，在民間也很有熱度，德意志的小孩子都會買一套練練手，寓教于樂沒毛病！

然後就是最重要的人事制度改革，此前普魯士軍隊和其他國家軍隊沒啥太大區別，貴族色彩濃厚，普通軍士平日裏都是給長官幹雜活的仆役，腓特烈大帝打下的底子在幾十年中也腐蝕得差不多了，廉潔高效是不存在的，普軍的指揮體系還是依靠老舊的容克貴族，這些鄉村貴族沒有足夠的軍事修養和知識儲備，對新時期戰爭的理解完全不足，腐敗成風，缺少威信。在日常訓練中，普魯士士兵是歐洲列強軍隊中進行實彈訓練次數最少的，依舊刻板教條地執行著腓特烈時期的隊列訓練，用嚴苛的體罰來約束士兵，鞭笞毆打是家常便飯，所以士兵往往都是強制征召，戰鬥力可想而知。在失去了腓特烈這樣的強人約束的和平年代，軍隊迅速腐化墮落成了充斥酒鬼流浪漢的草台班子，拿什麽跟拿皇鬥！

爲了進一步嚴明軍紀、增強士兵的責任感和積極性, 提高軍隊的質量, 普魯士軍隊于1808年公布了一項改變軍隊中紀律條例的法令, 廢除棍刑、夾鞭刑等侮辱性體罰, 注重用更爲深刻的教育和更爲合理的懲罰來維護軍紀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被拿破侖物理教育得欲仙欲死的普魯士軍隊雖然戰場失利，但也帶來了好處，那就是守舊派老將失勢了，圍繞在沙恩霍斯特周圍的青年軍官更富于進取，膽子也更大，換平時誰會傻乎乎地去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奶酪啊！最難的人事制度變革在拿皇的軍刀之下算個屁！

人事制度涉及的面就太廣了，想吸引優秀青年進來進行廣泛地愛國主義教育就必須對整個社會層面動大手術，還是得感謝拿皇爲普魯士吹來的春風，腐朽的封建制度在拿破侖春風化雨般的炮火下苟延殘喘，貴族式的軍隊進棺材板是注定的。在普魯士籠罩在拿皇光芒下的時候，威廉三世進行的一系列社會改革其實甚得帝心，當時威廉三世的首席大臣就是拿破侖推薦的施泰因，將普魯士改造成翻版的法蘭西就是向皇帝路線靠攏的信號，爲此普魯士借著拿皇的威勢在國內廢除了農奴制，恢複了人身自由，放寬了城市的諸多限制，賦予了新興階層自主參政議政的權利，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的等級制。

在這股春風的滋潤下，沙恩霍斯特等改革派打破了軍隊中容克貴族壟斷軍官職位的特權，不問出身，大力提拔作戰英勇的將士，並罷黜衆多不適宜的軍官，憑借責任和榮譽感、不分階層的賞罰，成功塑造了一支新軍制的普魯士軍隊。從1807年到1808年，著名哲學家、作家費希特在柏林進行了十四次演講，後被彙總爲《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演講中，他呼籲政府重視教育在德意志民族複興中的重要地位，並主張通過教育培養獨立自主的人才。普魯士教育改革基于愛國主義情懷和實用主義目的，將包括人文主義、愛國主義和自然科學等均納入必修項目範圍，擴大了基礎教學。在這一時期，施泰因推薦的洪堡在教育上的大刀闊斧爲沙老提供了契機，那些靠出生獲得軍銜的軍N代委實入不了法眼，拿皇用實際行動告訴了所有人，新時代的軍官光靠死板地執行教條和軍令是不夠的，戰場需要高素質的複合型人才。

爲了培養人才，國王都將豪華的太子宮騰了出來用于建立柏林大學，其他人能咋樣！于是沙恩霍斯特將軍將高等教育的概念納入改革之中，建立起了階梯式的軍事教育體系，以滿足不同層級軍官從戰術應用到戰略制定的不同需求。說到抓軍事教育，老沙可是行家，妥妥的專業對口，普魯士軍隊的學校系統包括了少年軍校（cadet schools）、軍事專業學校（post-commissioning schools）、柏林軍事學院（Kriegsakademie）的三級體系。少年學校提供基本的軍事指導，其目的是灌輸紀律意識並教授一般的軍事知識；軍事專業學校則在諸如火炮、戰術和管理等領域提供軍事技術指導，其目標是磨煉特定領域的軍事技能；戰爭學院是軍隊建立的第一所戰爭學院，它注重培養戰略性和批判性思維，其課程涵蓋了通識教育、軍事戰略。此外還包括科學、政治、經濟和曆史。

沙恩霍斯特認爲，通識教育是培養擁有在現代戰爭中解決問題能力的領導者的關鍵。他通過對法軍的經驗總結出：理解戰爭並突破僵局所需要的是批判性思維——那種能夠質疑現狀，分析問題並促成解決方案的思維方式。在德國軍事教育理念中，戰爭既是科學也是門藝術，只有具備良好的哲學藝術修養的人才能擁有廣闊的想象。而且普魯士軍隊的教育認爲曆史研究對培養軍事決斷力至關重要，軍校要求學員每周都在戰爭史上投入至少七個小時的精力，比軍事學院中開設的其他任何科目都要多。在局勢相對穩定的時期，如1815年至1860年代的普魯士，對曆史的研究可以作爲對戰爭經驗的替代。通過對曆史學家豪約・霍爾本（Hajo·Holborn）所描述的“環境複雜性”的學習，軍官學員們在軍事史課程中加深了他們對戰爭的理解。美國第一任教育廳長亨利·巴納德博士1872年對普魯士軍隊課程的回顧紀要顯示，除特定的軍事科目外，普軍還十分重視外語、哲學、地理、化學、物理、邏輯、文學和曆史等科目。這些理念使得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其他國家都驚歎于德國軍官的綜合素質!

通過國內的一系列社會改革，普遍的國民教育，完善的軍校體系，和從法國剽竊過來的民族主義加成，普魯士軍隊開始進行蛻變，這一過程並非一蹴而就，甚至直到拿破侖戰爭結束，普軍的總體表現依舊趕不上經驗豐富、民族熱情高漲的法國軍隊，戰後保守勢力也有過反撲，試圖恢複舊秩序，但是曆史的閘門已經打開，廣泛地社會改革和教育普及使得普魯士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不斷湧現出一大批人傑持續地推動著曆史的車輪，最終造就了歐陸最高效地戰爭機器，在拿破侖戰爭之後的60年裏，普魯士的軍事教育體系將破陳出新的文化根植在了總參謀部。學員們通過學習和嘗試不斷進取。他們不斷改進指揮方式，用以匹配戰爭範圍的擴大和戰場形勢的多變。

普魯士軍隊的教育系統培養出了使普魯士在19世紀後期占統治地位的大批人才。1871年1月18日，74歲的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俾斯麥和老毛奇等人的擁護下，在法國巴黎西南部的凡爾賽宮舉行加冕儀式，就任德意志帝國皇帝（德語：Deutsches Kaiserreich）。至此，德意志軍事改革成就了神話。

我們回過頭來看就可以知道，軍事改革之前是要有相應地社會改革做鋪墊的，一支軍隊不可能脫離社會而存在，亞裏士多德曾說過：“絕大多數此類軍事專制國家的安全只限于戰爭期間，一旦這些國家通過吞並別國成爲帝國，就不可避免地會衰落；就像一把武器，在和平時期長久不用，必然會失去鋒芒；對這種情況，立法者應該承擔責任，因爲立法者從來沒有教授過士兵們在和平時期該如何生活……盡管窮兵黩武一般而言是一件榮耀的事，但這並不是一個國家所追求的最高目的，只是一種手段罷了。”

在普魯士的軍事改革中教育發揮了無與倫比的作用，盡管後來一度遭到保守勢力的反攻倒算，從這套體系走出來的傑出人才還是將德意志推向了強國的牌桌，並且不斷地生産出各種劃時代的巨匠，由此可見一套先進地持續地人才培養體系是多麽地重要，拿破侖幾百年才出一個，而這套體系卻能源源不斷地爲國家發展輸送大量的高質量人才，高下立判。時至今日，洪堡式教育也迎來曆史轉折點，如果說中國古代的科舉是爲統治者選拔統治工具，近代教育是爲了培養工業時代的國家公民，那麽未來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需要什麽樣的教育形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