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六年（1572年）七月，登基不久的明神宗朱翊鈞爲嫡母明穆宗皇後陳氏，以及生母明穆宗皇貴妃李氏分別上尊號爲“仁聖皇太後”和“慈聖皇太後”。爲了慶祝這樁大喜事，皇帝下诏大赦天下。

其中有這麽一條，和當年死于靖難之役的建文朝大臣相關。在诏書中，朝廷不但要求這些死難大臣所在地的有司官員爲他們建祠祭祀，還破天荒地將他們稱之爲“忠臣義士”：“革除間被罪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甯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

所謂的“革除間”指的就是朱允炆建文年間。而爲了恢複建文年號，大明王朝的文官們前仆後繼，爲之付出了近兩百年的努力。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閏五月初十日，一代雄主朱元璋駕崩，遺诏皇太孫朱允炆繼位，即建文帝。爲了朱允炆能夠順利登基，朱元璋下狠手除掉了包括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玉在內的幾乎大部分開國武勳，以至于這位皇太孫能夠倚靠的對象只剩下江南地主集團。

爲了表現出自己對文官們的忠誠，朱允炆先是將年號改爲了和祖父“洪武”年號意義截然不同的“建文”，隨即又在朱元璋駕崩不足百日的前提下對太祖系親王舉起了屠刀。萬般無奈之下，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在封國北平起兵造反，稱“奉天靖難”。建文帝不但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調集大軍對北平城進行圍攻，還將這位四叔削除屬籍廢爲庶人，並稱其“獲罪天地祖宗，義不容赦”。

朱允炆

然而很多時候形勢比人強，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三日，太祖第十九子谷王朱橞打開京師南京的金川門，將燕王大軍放進城內。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走投無路的朱允炆不得不在皇宮奉天殿內自焚殉國。

六月十七日，昔日的“燕庶人”朱棣在群臣的推舉下登上皇帝寶座，而原來的正牌皇帝朱允炆則成爲了“秉心不順，崇信奸回，改更成憲，戕害諸王”的昏君。爲了徹底湮滅朱允炆存在過的證據，朱棣在盡廢建文新政的同時，還革除了建文年號，將建文四年改爲洪武三十五年：“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複舊制。”當然這樣做還有一層目的，表明自己的皇位不是奪自于侄子，而是自父皇手裏繼承而來。

除了革除建文年號以外，朱棣集團還對忠于朱允炆的大臣們進行了殘酷的政治迫害。南京城破當天，朱棣迅速公布了一份二十九人的奸臣名單，並對所謂的“首惡”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人及其家眷，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清洗。

雖說“誅十族”並不屬實，但是方孝孺一族依然死了八百多人。甚至對于自盡殉國的建文朝大臣：禮部侍中黃觀、翰林院修撰王叔英等人，殺紅了眼的朱棣爪牙：都察院副都禦史陳瑛提出要將他們“追戮之”。眼看著這場政治清算有無限制擴大化的風險，外加當時的統治根基已經日漸牢固，朱棣出面對此事進行降溫，表示不再追究忠于朱允炆的臣子：“上曰：‘朕初舉義，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北伐班師途中駕崩，深受文官集團擁戴的皇太子朱高熾繼位，即明仁宗。盡管由于靖難武勳勢力仍然無比龐大，文官們不敢公然爲建文帝以及方孝孺招魂。但是以楊士奇、楊榮、楊溥爲代表的文官們，依然說服新天子將建文朝“奸臣”的後代全都削除奴籍，恢複平民的身份：“壬申朔，禦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並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谪充軍者亦宥爲民。’”

朱棣

然而無論是明仁宗朱高熾，還是此後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鎮、景泰帝朱祁钰，他們畢竟都是朱棣的直系子孫，他們即使對朱允炆乃至建文朝忠臣有所同情，也不會輕易爲其平反，以至于動搖自身的統治基礎。

建庶人的重獲自由

到了天順元年（1457年）十月，重新登上皇位的明英宗朱祁鎮做了一個震驚天下的決定：釋放已經被軟禁五十多年的朱允炆之子建庶人朱文圭。

朱文圭是朱允炆的次子，自兩歲起就被囚禁在中都鳳陽廣安宮。而明英宗之所以會這麽做，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其一、他本人當年土木堡戰敗之後做了一年瓦剌人的俘虜，回歸京師後又被弟弟軟禁七年，對朱文圭這位堂叔的痛苦難免感同身受。其二、景泰帝有北京保衛戰勝利的社稷之功，英宗以政變的方式重登大寶，他必須通過一定的行動來彰顯他的合法性：“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

朱見深

英宗不但將朱文圭安置在鳳陽居住，還給了他足夠的生活保障。英宗駕崩後，繼位的明憲宗朱見深忠實地執行了老爹的決定，將建庶人一家的生活照顧得非常到位。而到了憲宗之子明孝宗朱祐樘的弘治朝，先是有人提出將朱文圭的後人重新封王，發現皇帝雖未允准，卻也並未做出激烈反應之後，文官們開始發力。

弘治六年（1493年）二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上疏爲方孝孺等人平反，請求朝廷“賜之爵谥，崇以廟祀，錄其子孫，複其族屬”，這樣才能“勵士夫之節，慰忠義之靈”。孝宗將此事發到禮部進行討論，然而卻並沒有得出任何結論。弘治十二年（1499年）四月，致仕禮部主事楊循吉上疏，石破天驚地提出恢複朱允炆的帝號。爲了給皇帝一個台階，楊循吉指出朝廷可以仿照景泰帝朱祁钰的前例，只給朱允炆一個皇帝的谥號，但沒有廟號，不用升祔太廟：“夫建文雖以一時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若憲宗純皇帝帝景皇而不以入廟，可以爲法。伏望皇上裁以大誼，仍複建文君尊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禆益先聖，有光大孝。”此事雖然還是不了了之，但總算是打出了恢複朱允炆地位的第一槍，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

恢複建文年號

孝宗駕崩後，皇太子朱厚照繼位，即明武宗。武宗的一生就是和文官集團鬥爭的一生，他當然對恢複朱允炆帝號、年號，以及平反方孝孺等人毫無興趣。而在武宗駕崩後，因其無嗣，由其堂弟朱厚熜從湖廣安陸（今湖北鍾祥）赴京入繼大統，即明世宗。

世宗即位之後就爲了自己生父興獻王朱祐杬的名分問題和文官們鬥得不亦樂乎。他對于這幫子文官們的恨，可能比堂兄武宗來的更多。嘉靖十四年（1535年）的時候，有個愣頭青吏科給事中楊僎提出爲方孝孺等人平反，結果被世宗大罵“不谙事體，輕率進言”。

然而等到世宗之孫明神宗朱翊鈞繼位後，形勢再次發生了變化。由于新天子年僅十歲，朝政大權盡在以張居正爲首的文官們掌控之中，這才出現了方孝孺等人直接被認定爲了忠臣的那一幕。甚至于神宗本人也對朱允炆很感興趣，還特地向張居正討教了這位建文皇帝的下落：“上從容與輔臣語及建文皇帝事，因問曰：‘聞建文當時逃免，果否？’輔臣張居正對言：‘國史不載此事，但先朝故老相傳言建文當靖難師入城，即削發披缁從間道走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

張居正

不過張居正雖然也是文官，但他是辦實事的文官，對方孝孺這些人並不怎麽看得起，更認爲朱允炆的所作所爲不值得效仿。所以萬曆二年（1574年）年底巡按浙江禦史田樂請求豁免方孝孺姻黨三百七十余戶之時，就被張居正斷然拒絕。

然而等到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去世後，形勢又爲之一變。爲了清除這位“權相”的影響力，神宗帶頭對其進行了大規模的抹黑。爲了向文官們示好，皇帝在萬曆十二年（1584年）的時候下旨，將方孝孺等人的姻戚後裔，合計一千四百零三人全部查勘豁免。形勢如此樂觀，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在萬曆十六年（1588年）抛出了一份重磅奏本，不但提出要恢複建文年號，言辭還十分犀利：“革除者，不過使天下後世不複知有建文耳。而千萬世之後，甯能以建文之實曆爲洪武之虛年乎？大書特書，固將不免。與其紀年立史于千萬禩之後，孰與今日之爲得乎？”

然而這個話題畢竟過于敏感，內閣首輔申時行只能含糊其辭，認爲建文年號其實從未革除，當初只是將建文四年七月以後記爲洪武三十五年。而在記錄此前的史事之時，仍然稱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只不過前面沒有加“建文”二字而已。面對申時行的歪理，神宗表態“建文年號仍已之”，也就是放一放再說。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神宗敕谕內閣大學士王錫爵，讓他博選儒臣，准備開館修纂國史。然而如此一來就有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建文年號怎麽處理？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九月，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再次上奏“請改正革除建文年號”。

楊天民這次做了充分的准備，他首先指出當年靖難是“順天應人”，又以漢文帝繼承漢惠帝的故事來舉例，表示成祖皇帝的合法性毋庸置疑，即“固不以建文之位號有無爲增損”。接著楊天民扯起朱棣本人的大旗，表示恢複建文年號也是成祖皇帝的心願，因爲他當年繼位之後，依然稱呼朱允炆爲少帝，同時以天子禮將其安葬。

朱重八

而禦史牛應元可能覺得成祖還不夠分量，更是把太祖朱元璋也給擡了出來，表示建文帝既然受統于太祖，若將其年號革除，“是致成祖以子而違父命也”。而且把建文年號改爲洪武，期間政令若有得失，後世之人還以爲是太祖皇帝施政不善，“是又致成祖以子而誣父事也”。

禮部官員範謙等人趁熱打鐵，進一步指出當年太祖皇帝給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都上了谥號，本朝的正牌皇帝就此湮沒于曆史之中合適嗎？“夫革除雲者，欲後世不複知有建文耳。今曆年二百，曆世十葉，靡不知有建文君者。今日之聞見已不可塗，何況後世天下萬世自有耳目，稗官野史各有紀載，欲以建文紀年作洪武虛號得乎？此于勢亦有難掩。”

最終神宗一錘定音，下旨恢複建文年號，同時將其事迹附錄于《太祖實錄》之後，文官們近兩百年的努力，終于獲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雖然在燕軍大兵壓境之時，並沒有人響應建文帝的勤王诏書，但並不妨礙文官集團對這位失國皇帝的推崇。究其原因也很簡單，所謂的建文新政完全偏向于江南地主集團，朱允炆又怎麽會不受文官們的歡迎？

而不論是朱元璋還是朱棣，對于江南地主都極爲嚴厲，所以這些人父傳子，子傳孫，不停地編造二人的劣迹，同時又對朱允炆無底線地拔高。以至于兩百年來雖然朝廷高壓禁絕，朱允炆的建文年號和事迹卻口口相傳，盡人皆知。最終到了文官勢力極大發展的神宗萬曆朝，建文年號得以堂而皇之地恢複。輿論戰的威力有多強，看看建文年號就知道了。而建文年號也只是一個縮影，在曆史上爭議最大的幾個朝代莫過于宋、明、清。《宋史》裏面的《奸臣傳》其實有很多像章惇、王安石等人都是爲了朝廷辦實事卻得罪了文官集團的人；那忽必烈都贊歎有加，感歎“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的賈似道也被這些文人稱爲誤國之臣。明武宗、明世宗和文官集團鬥個不休，結果史書上全都是他們的荒唐可笑之事。明憲宗搞了個成化犁庭，然後人們一提到明憲宗就只記得他和萬貞兒的忘年戀。清朝因爲是少數民族政權，而且也確實有了一些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跑馬圈地、後期的割地賠款，結果就被人說是清朝不是中國政權，甚至認爲清朝是殖民中國，還對清朝奠定我國版圖的功業和近代工業化的奠基視而不見，一味誇大矛盾，試圖把清朝想明朝對待建文帝一樣對待，如此種種，殊爲可笑。不管是哪一個，都不能否認其有錯誤，畢竟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但是在看待曆史的時候還是應該客觀看待，就像當年秦穆公所說“不以一眚掩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