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在語言中是無處不在的。古人用互文、排比、借代、諱飾等手法修飾他們的文本。與我們距離最近、也最親切的修辭大概是各種有滋有味的方言，如“嘎咕嘎咕”“光腚猴”“五馬六道”“你個瓜娃子”，其渲染力和感染力無與倫比，它能瞬間抓住聽者的關注點，能把人惹怒，也能把人逗笑。
常以理性自況的社會科學——我們即將把它簡稱爲“社科”——也在使用修辭。它通過實證或思辨的方法，描述和解釋某種社會性的事實。是事實，那麽自然也就能以事實說服人。但是作爲讀者的諸君，你們已經看到了，“事實不止一個”，你們也可能已經無數次懷疑：“爲什麽你說的就是事實”。各個作者、各家學派總有彼此不同的事實，也總免不了使用一些方法讓文本“客觀化”“理性化”，甚至“科學化”，以此說服讀者。
多年後，社科專業畢業的讀者或許仍然記得當年在學校圖書館C區、D區或F區（中圖分類號）查找書目的情景，甚至能隨口說出具體的分類號，比如工業經濟F4、社會學C91、法的理論D90。這是一段苦修社科規範的歲月。這也是一個放棄口頭用語和文學用語接受學科修辭的過程，若說還有保留，也僅限于作爲研究對象的材料之中了（由被訪談人或被研究的作家講出），唯有如此，方能向院系交上一篇像模像樣的專業論文。
《圍城》（1990）劇照。
一言以蔽之，社科單有事實還不夠，它還得靠修辭。除了讓論文變得專業的修辭，也有比喻、反諷等更具文學藝術性的修辭。現代社科講述和論證事實，一種有別于自然科學的社會性事實、文化性事實，它不能宣稱“本文講的是科學的，你們都該相信”。還得靠修辭。只不過其修辭有顯性的，也有隱形的。顯性的修辭有名有姓，如比喻、反諷，具有比較高的藝術性。上世紀末，生于1942年、現年82歲的經濟學家迪爾德麗·N. 麥克洛斯基在《經濟學的修辭》中較早揭示了修辭的秘密（本期專題《社會科學的修辭》將請她與其他十一位國內外學者一起回憶那些讓他們喜歡的、說服他們的社科文本，見本公號後續推送）。而隱形的修辭呢？
它則藏在文本的字裏行間，是未被命名的策略。也正是因爲有這些修辭的加入，我們讀一篇社科論文才會産生“好專業”“好高級”“好有道理”的感歎，那麽此時可能已經被說服了。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2024年4月27日專題《社會科學的修辭》中的B02-03版。
B01「主題」社會科學的修辭
B02-B03「主題」作爲技術的修辭之 21世紀社科文本漫談錄
B04-B05「主題」作爲藝術的修辭之 回味無窮的前輩遺産
B06「主題」作爲藝術的修辭之 修辭有效的理由
B07「主題」作爲藝術的修辭之 思考學科內外
B08「文學」《一千種綠，一萬種藍》 蔓延于戰爭的愛情哀歌
撰文｜羅東
是什麽定義了一篇論文？
是什麽讓我們認爲一篇文章不是隨筆雜文小說而是論文？
研究者大概會講這是應當被廢棄的問題。他們早在學習怎麽寫論文時就在探索到哪找論文、如何查閱文獻、什麽是論文寫作規範，也只有那個時候才需要知道“什麽是論文”，到了比較成熟的階段，這個問題也就消失了。從此，他們自覺地去熟悉的知識數據庫下載論文、查閱本學科期刊新近目錄。有關論文閱讀和寫作的一切，了如指掌。文獻如三餐，寫論文輕車熟路。回看這個早期學習的過程，“認出”論文的方法是以下簡單兩種：其一是通過刊載媒介判斷，凡專業期刊上的文章，除了導言、書評、學術會議紀要、研究筆記、“與某某商榷”等文章，剩下的都是論文；其二通過撰寫體例辨別，凡摘要、關鍵詞、文獻綜述、研究方法、討論和參考文獻等衆多要件一一具備的，都是論文。旁觀者大概也都用此種方法定義論文。
新京報制圖/劉曉斐
這麽做大致沒錯。只不過我們很難說20世紀——如20、30年代與80、90年代——刊登于報紙副刊、雜志的論述文章就不是論文。在人們印象中，似乎在這上面讀到的只是文學作品，比如魯迅先生便是多種報刊的座上客，其實同時期如吳景超等社科學者也活躍在報刊上，他們發表的除了雜感、評論就是專業性的學科文章，晚些時候，如經濟學家孫冶方也是報刊作者。早期專業期刊少、不唯論數量的成果評議方式當然也是原因之一。再說專業期刊的情況，在上世紀80、90年代，《經濟研究》等爲數極少的幾本期刊才比較接近現代論文撰寫體例，其他學科的期刊就未必如此了。以社會學爲例，如今影響最大的《社會學研究》《社會》兩本雜志在上世紀末都無法被視作規範的專業期刊，在《重建中國社會學》（商務印書館2021年5月版）的口述中，曾任《社會學研究》主編的社會學家沈原回憶那個時候的辦刊變革經曆，其理由也就是期刊還“不專業、不學術”這個現實。而這不單是社會學刊物的處境。被稱爲“中國第一個學術個體戶”的法學家鄧正來在上世紀90年代通過辦刊（如《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等方式推動學術寫作的專業化和技術化，他的動力是去改變法學和政治學等學科寫作的“不規範”。撰寫體例的變革其實也産生了一個意外的後果，那就是它被認爲是引發“思想”和“學術”分離的“元凶”之一。人們認爲論文越來越技術化，分析工具越來越數學化，新的“洋八股”在蔓延，思想性卻背道而馳，所以必須懸崖勒馬，讓文章重回學術性和思想性的統一。2023年8月，《綜合》（Synthese，暫譯）在線發表的《危機中的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 in Crisis）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建議：去掉社科論文中的“討論”。這是剛發生不久的，假如未來更多人支持這一做法，“討論”這個本來必有的段落將可能在論文中死去。
到此爲止，不過是要說明論文的“刊載媒介”和“撰寫體例”是變化的，過去是，以後也是。以當下我們熟悉的媒介和體例去定義、去辨認論文難免漏掉一些篇章，當然了，這實際並不妨礙我們“認出”哪篇文章是論文，哪篇不是，畢竟演變是緩慢的、細小的，不至于忽然“面目全非”，讓人反應不過來。
那麽，假如摘取一篇社科論文的一小段，去掉頭尾和參考文獻，再找一段篇幅相等的紀實寫作、文化隨筆或其他體裁的文字，我們還能分辨哪一段取自論文嗎？恐怕照樣小菜一碟。要是論文被節選的部分是受訪者講述（在質性研究中居多，如訪談調查、民族志等），可能會使人遲疑是論文還是其他，此外都不成問題。
是什麽讓我們輕而易舉知道某某文章是論文？
是修辭。
《經濟學的修辭》，[美]迪爾德麗·N. 麥克洛斯基著，馬俊傑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2023年10月。
上世紀80年代，經濟學家迪爾德麗·N. 麥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在《經濟文獻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暫譯）較早揭示了經濟學的修辭，後來出版《經濟學的修辭》（新的中譯本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10月版）。她發現保羅·薩缪爾森、羅伯特·索洛、羅納德·科斯等經濟學家的論文均使用了隱喻、反諷、訴諸權威等修辭手法。經濟學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效仿自然科學最成功的學科，它尚且需要借助修辭，其他學科更不必說。社會科學探究人、群體或社會的行爲、結構、心理、法則、規律等多種社會事實，卻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用簡單的圖表和文字就能使讀者接受。後者如果遭到質疑，多半是造假或竄改實驗數據，2024年全面披露的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物理學家蘭加·迪亞斯（Ranga Dias）造假“室溫超導”數據是一例，他在《自然》（Nature）雜志發表多篇論文（最後一篇是2023年3月）聲稱發現了在環境溫度下可無電阻導電的材料。他們發布一項科學研究，只要幾百幾千字篇幅的論文，是否是事實，也多是通過重複實驗檢驗。社科論文動辄七八千或上萬字——刊登短論文的，一般是被認爲次等的期刊。爲了讓文章“客觀化”“科學化”，作者不得不在修辭上下功夫，有時以退爲進，有時反之。以此觀之，可分爲“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種。
消極修辭：關于忘掉的苦修
如果讀到一篇文章的標題是“試論”什麽、“淺析”什麽，不妨注意下發表年份。
上世紀80、90年代曾湧現許多“試論”“淺析”的文章：前置的，如“淺析我國當前鄉鎮企業發展”（所擬標題凡未使用書名號的均爲虛擬）；後置的，如“歐洲後現代結構主義淺析”“體育人口淺論”。談論一個問題、一個現象有多種角度，作者只是“試論”一下，未必有定論，具體如何，“諸位可以再作判斷”。這也是具有傳統文化情結知識人的習慣性謙辭，經濟學家薛暮橋論述商品的價值規律，標題是《試論廣義的價值規律》（《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社會學家費孝通直到2003年還在“試談”，《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收入《費孝通全集》第17卷）。
但是，假如這篇“淺論”文章發表于本世紀，作者也並非傳統知識人，那麽對它的評價就一言難盡了。沒有哪個課程教師或導師會讓學生去下載一篇此類文章閱讀，要是他們在碩士生或博士生的參考文獻裏看到新近刊發的“淺論”文章，估計會發瘋。
《大學》（College，1927）劇照。
其實剛踏進大學課堂的學生，初次寫專業論文可能或多或少都把“淺論”或者“淺議”“淺談”“試論”寫進過課程論文標題。它標志著一個學生要開始嘗試寫專業論文了。這是一段青澀的經曆。一個人要順利通過答辯畢業（更別說打算致力于學術研究），就被要求忘記這些用詞。多年後，在成熟的研究者內心這怕是不堪回首的。他們已經漸漸深谙取標題的話術，比如取名“在A理論視野中的B研究”“A主義視阈下的B研究”“B研究：以A爲理論視野”，在標題裏向讀者講明是在使用某種比較新潮或比較高級的理論做研究，暗示其研究提出了新的問題、發現了新的事實、提供了新的解釋，哪怕未必做到，聲勢也到了。久而久之這也不怎麽管用。再時髦的一點是“制造C”“發明C”，此處的C包羅萬象，人名、地名或其他名詞、動名詞，這種方法實際上更像是一種積極的修辭，後面再作討論，現在讓我們繼續漫讀文本，去看作者還被要求忘記什麽。
《死亡論文》（Tesis，1996）劇照。
這場苦修需要忘掉作爲主體的“我”，讓作者作爲描述者、解釋者的角色盡量隱藏在文本當中，唯有去掉這個主體，論述才可能達到這麽一種效果：這個結論和判斷不是某個人得出的，而是事實如此；不是我在說，而是我在代替事實說。要是某個句段非得讓主體出現，不然就缺乏主語，那麽也有方法應對。
且舉兩種例子。第一種是把主動句改爲被動句，不說“我認爲，社會資本能提高生活滿意度”，要說“社會資本被認爲能提高生活滿意度”。是誰認爲呢？隨後緊跟了參考文獻的，是文獻這麽認爲。什麽也沒有，便是作者本人的看法，但是由于改爲被動句，主體隱形，仿佛有許多人持這一看法，其數量規模變得高深莫測。讀者讀到這裏以爲這句話是某種公論事實，接著就被說服了。只要作者這段話闡述的觀點不至于過度偏離人們的常識——雖然有些常識可能反而是謬論——都不太可能露餡，否則就被識破，“我們可沒有這樣認爲”。再說第二種，這種方法將“我”替換爲其他人稱代詞，比較常見的是“筆者”“我們”，我們（現身說法！）讀論文經常遇到一篇文章充斥著“筆者認爲”“在筆者看來”，此筆者是作者本人，但因爲這叫法是站在旁邊以第三人稱叫的，仿佛無形之中降落了一雙“天眼”，這無形之物俯瞰著作者的研究文本，向讀者客觀地講述有一位筆者在做什麽調查研究、得出了什麽結論。你們讀到的觀點，不是“我”本人的，是“我”轉述筆者的。代詞“我們”同樣有此功效，它是讓讀者去想象有無數人和文章的觀點一樣，並且能把讀者代入，讓人身臨其境、感同身受，並自覺地認爲也是“我們”當中一員。當然“我們”也可能確實只指作者，並未擴大範圍，此種情形適用于多作者合著發表的論文，所謂“我們認爲”就是“我們幾個作者認爲”。與這種指代一樣的還有“本課題組”“本研究組”，當然作者不是某個具體的人，因爲它讓人聯想到的是一個有知識分工協作的、有嚴格分析步驟的團隊，具備某種知識權威性。不過“本課題組”“本研究組”算不上是修辭，課題組如果不如此稱呼，還能怎麽稱呼呢？況且其他研究者作爲資深的讀者本來也不會迷信，這幾年呼喚的“開放數據”“開放科學”就要求作者公開論文中的原始調查數據，供“學術共同體”使用、檢驗。
忘掉作者“我”，更換爲其他詞，實則是在拉開作者與“自然人”的距離。人有情緒、有感情、有偏好，一個依靠父母在城市辛苦打工培養起來的研究者去訪談打工群體，不可能始終做個“平靜的、客觀的研究者”。作者研究某個選題有其私人理由，與被研究對象接觸可能有許多感慨，凡此種種感受是被要求去掉的，只作爲私人記憶留存。拿問卷調查來說，研究者使用的大多是封閉式問題（限定了1234、ABCD選項），根據受訪者填寫的數字或字母代號就可以搜齊經驗材料，一般用不上研究者本人和受訪者在調查現場的情緒、態度，它們被視爲意外的、無關緊要的插曲——民族志、臨床心理學實驗等少數方法可能會把這些感受當作研究的經驗材料。不過有意思的是，在一些研究尤其是幹預研究中，突然閃現“我”敘事反倒可能引起讀者的情感共鳴。期刊可能偶爾會刊登一兩篇，無法接受更多。絕大多數時候，一篇論文唯有消極一點，去掉主體，才能在文末畫上句號，完成某種客觀化論述。
憋論文憋出內傷的博士。漫畫來自于《念書，還是工作？》（作者：[法]蒂菲娜·裏維埃爾 ；譯者：潘霓；版本：拜德雅·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一書。
積極修辭：再造的技藝
積極修辭與消極修辭並存于社科論文中，是一篇文章的另外一面。它講究的不是消極修辭的退後或隱藏。
讓我們重新回到一篇社科論文的開端去看標題，前面提到標題中的“制造C”算是一種。 “制造”是一種高超工藝，涵蓋加工、改造和包裝等工業步驟。把它用在社科中指的是某個現象、事件或人物不是自然的，是生成的，頗有解構的意味，也因此無論說它是後現代主義還是建構主義的産物，都講得過去。英語中的“manufacturing”（如邁克爾·布若威的《制造同意》）和“make”（如段義孚《制造寵物》）一般也翻譯爲“制造”。過去，“制造”在專著或譯著中比較常見，現在有進入論文的趨勢。作者用“制造”是在試圖告訴讀者：本文將談論的研究對象絕不是曆來如此，跟你們以爲的不一樣，假如你們願意讀下去就能發現“筆者”如何抽絲剝繭解讀，並揭示這個研究對象是怎樣被一步步建構的。標題使用“制造”也就是在宣布再造了社會事實，言下之意，這才是事實。要是文章並未提供多少新發現、新解釋便是附庸風雅，把“制造”當作噱頭罷了。
引號也在表達“本文講的不一樣”。標點的使用方法不必多說，論文本來比較枯燥，標點可以調整文字的節奏，一篇標點多種多樣的論文遠比通篇逗號句號的吸引人。引號尤其突出，它由前後共計四個要件構成，在形狀上就比較醒目。一個概念被加上引號，立即變得非凡，作者用它提醒讀者這是某種特指，不是衆所周知的含義。作者本人未必會明確界定究竟哪不一樣、如何不一樣，反正就是“有所指”，這個時候全憑讀者根據上下文去理解，帶著勢必弄明白的想法讀下去，要是能讀出深意來，也就理解了作者的邏輯，而作者的目的也達成了：再造一個概念的含義。假如讀者發現不過是改頭換面的做法，也就只好吐槽故弄玄虛了。有時候，加引號爲了方便讀者斷句，表明引號內那幾個字是一體的，是主語或賓語，這只是技術性處理，當另論。
《你好，之華》（2018）劇照。
再造是一種技藝，它能讓文本顯得聰明，讓人期待作者的研究。悖論也是有的。剛出現一個的措辭，讀者會被震撼，一旦泛濫，也就對它失去了興趣，斥之爲陳詞濫調，進而對文章裏的研究評價也不會高。論文要論述的社會事實也就可能沒有被接受。比如“被取消”，當作者發現可以用它表示主體的某些方面遭到束縛或者因爲消失了，大概是欣喜的。這個構詞促使讀者去關注行使“取消”之權的文化或結構，也就是社會事實。當然它經不起濫用。當什麽情況都可以叫“被取消”時，不考慮主體本身的曆史與變化，因果關系混亂，也就沒有什麽是不能叫“被取消”的了。這在偏文化的人類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中比較常見。經濟學視概念的界定和操作爲基本能力，談論某個自變量、因變量則必須有可測量的標准，哪怕這會犧牲真實世界的更多細節。其論文常見的句式是“隨著邊際效益遞減，B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每增加一個單位的A，C將如何”，而這個句式未必只出現在數據統計之下，它已經成爲這門學科依賴的路徑。假設講了一個變量卻沒有講其他變量與之關系，那麽這個變量就是無意義的。除了制度經濟學、經濟史（指經濟學的經濟史）等少數流派，大多數經濟學研究最拿手的修辭其實是模型。模型是理性的經濟學圖騰，通過收集和分析數據再造經濟事實，要麽表現爲一組曲線，要麽以“研究得出”“數據顯示”的口吻變爲文本。社會學和政治學也在模仿經濟學的這一方面。過去人們可能只在量化的社科論文正文、且僅是“數據與分析”這個部分見到模型，現在不同了，在腳注也能見到。模型表述（通過演繹、歸納和P值）大規模事實的能力是不可替代的，不過有時充斥著論文的每個角落，這很難說不是某種修辭了：極致專業性、科學性的宣揚。
再來看“討論”，這是一篇社科論文正文最後的一部分。“討論”沒有限定方向，是繼續解讀研究結果、說明某個遺憾、補充條件還是引出其他研究方向，取決于作者本人的計劃。開篇不久提到的《危機中的社會科學》這篇新近文章，其作者菲利普·肖內格（Philipp Schoenegger）和雷蒙德·皮爾斯（Raimund Pils）認爲全球社科正在遭遇重重危機，建議刪除“討論”（discussion），因爲作者一般只會選擇支持其觀點和結論的數據作討論，必然滋生偏見，將讀者引入誤區。不同于數據的收集和分析，這部分的內容完全由作者個人的意志決定。也確實在“討論”這裏，讀者會讀到“這並非意味著”“簡單地說”等主觀色彩較多的表述——這些措辭說明，日常生活用語其實並未被完全忘掉，它們有時能幫作者實現邏輯自洽。“討論”與社科論文的危機關系如何，不在討論範圍內。與這場“社科文本漫讀”相關的問題是，如果去掉了“討論”，剩下的材料、數據和分析結果是更能說服人還是相反？這是不得而知的。
《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2001）劇照。
最後去探訪“參考文獻”吧。文獻的發表時間、中外文比例多少、與研究主題直接相關的文獻占比多少、是否列舉了不該忽視的文獻，都有講究。多了或少了都不行。就拿“與研究主題直接相關的文獻”來說，似乎占比越多應當越好，畢竟能表明作者對所研究的問題越了解。這恐怕是一種誤區。占比過大，文獻重複，意味著作者選了一個被過度研究的、老生常談的選題，也意味著作者的研究缺乏擴展性，沒有多少意義。當作者意識到這一點並有意識去平衡文獻，就是在修飾文本。
與參考文獻聯系最緊密的是文獻綜述。現代撰寫體例發展了一套格式美學：在“緣起”“背景”那裏講完選題爲什麽重要，接著將全部需要參考和評述的文獻統統都扔進“文獻綜述”，隨後便是方法、材料、分析、結論等，各個部分依次展開（也有的做法是根據研究結論回去重新改寫文獻綜述以體現“本文”創新），有條不紊，各司其職。當然各部分也極其容易“互不相幹”，文獻與材料、理論與結論斷裂，雖然算不上什麽大錯，卻顯得平庸。于是有方法是將文獻的評述主要分布在文獻綜述，在其他地方也“不規律”地撒一些。這本來是人比較自然的對話方式，也是過去文章的寫法（但是未必一一標注了出處），畢竟沒有被規定必須在這跟人交流，在那就不能。它如今反倒成了一種讓論文變得比較高級的策略。不能說凡是這樣做的都是刻意爲之。假如作者只是根據論述本身的需要才隨時在各個章節跟其他文獻對話呢？既然無從得知，也就不那麽重要了。判斷一篇社科論文的標准，原本也不該在此。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作者：羅東；編輯：李永博 宮子；校對：薛京甯。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