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這名軍事叛逃者在一陣炮火中喪生，然後被一輛汽車碾過。這位反對派人士在立陶宛多次被人用錘子砸中。這位記者疑似在德國中毒而病倒。

自從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入侵烏克蘭以來，對俄羅斯人的攻擊和騷擾——無論是否顯赫——都被歸咎于莫斯科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的情報人員。

盡管西方政府試圖摧毀俄羅斯的間諜網絡，但專家們表示，克裏姆林宮顯然仍有能力追查它認爲是海外叛徒的人，試圖壓制異見。普京的反對者越來越擔心莫斯科安全部門的長臂，包括在他們曾經認爲安全的國家。

“我們剛從俄羅斯逃出來，還以爲自己逃過了監獄，”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獨立媒體《重要故事》(Important Stories)工作的記者伊琳娜·多裏尼娜(Irina Dolinina)說。

多裏尼娜和同事阿列西亞·馬羅霍夫斯卡娅在2023年受到騷擾，導致人們擔心他們受到監視。他們通過該媒體網站上的評論收到了威脅信息，並被告知不要前往瑞典參加會議。爲了強調這一點，威脅包括他們的機票號碼、座位位置和酒店預訂。

“我們認爲在這裏是安全的，這是一個錯誤，”多裏尼娜告訴美聯社。

幾十年來，克裏姆林宮一直被指責爲此類襲擊的罪魁禍首，它經常否認在國外追捕對手。

最著名的案例包括由蘇聯革命者轉行流亡的持不同政見者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他于1940年在墨西哥被一名蘇聯特工用冰斧襲擊身亡;以及供職于BBC保加利亞語部的持不同政見者格奧爾基·馬爾科夫(Georgi Markov)，他于1978年在倫敦被一把帶毒的雨傘刺傷身亡。

英國是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安全部門犯下的其他中毒事件的發生地。叛逃者和前情報官員亞曆山大·利特維年科在2006年喝了含有放射性钋-210的茶後死亡，前間諜謝爾蓋·斯克裏帕爾和他的女兒患了重病，但在2018年被蘇聯時代的神經毒劑襲擊後康複。克裏姆林宮一再否認與英國的案件有關。

現在，隨著俄羅斯國內展開全面鎮壓，克裏姆林宮的大多數政治對手、獨立記者和活動人士都已移居國外。人們強烈懷疑，以及官員們的指責，莫斯科正越來越多地把他們作爲攻擊目標。

安全專家安德烈·索爾達托夫(Andrei Soldatov)說，俄羅斯追查這些人的範圍之廣，“即使他們看起來和聽起來都微不足道”，是因爲俄羅斯當局認爲他們“可能會回到俄羅斯，徹底摧毀這個國家”。

有許多報道稱，不僅在有大量俄羅斯僑民的前蘇聯國家，而且在歐洲和其他地區，流亡者受到迫害。

活動人士和獨立記者報告了他們懷疑是中毒的症狀。

調查記者埃琳娜·科斯季琴科(Elena Kostyuchenko)于2022年在從慕尼黑開往柏林的火車上生病，德國檢察官後來表示，他們正在調查這起謀殺未遂事件。

總部設在美國的自由俄羅斯基金會負責人納塔利娅·阿爾諾告訴美聯社，她5月份在布拉格疑似中毒後，神經仍然受損。她認爲，由于她的親民主工作，俄羅斯安全部門試圖讓她“沉默”。

在一起特別殘酷的事件中，飛行員馬克西姆·庫茲米諾夫(Maksim Kuzminov)在西班牙東部港口阿利坎特(Alicante)附近的拉卡拉(La Cala)被發現，屍體上布滿了彈孔，此前他遭到槍擊，並被一輛汽車碾過。今年8月，他偷了一架俄羅斯米-8直升機，飛到烏克蘭並叛逃後不久，針對他的威脅就浮出水面。

俄羅斯對外情報部門負責人謝爾蓋·納雷什金(Sergei Naryshkin)說，33歲的庫茲米諾夫在策劃“肮髒而可怕的罪行”的那一刻，就成了一具“道德屍體”。

今年3月，已故反對派政治家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的參謀長列昂尼德·沃爾科夫(Leonid Volkov)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遭遇錘子襲擊，手臂骨折。

立陶宛安全部門表示，這次襲擊可能是“俄羅斯組織和實施的”。4月19日，波蘭警方拘留了兩名涉嫌受外國情報機構指使襲擊沃爾科夫的人。

在普京掌權的幾十年裏，克裏姆林宮多次否認它針對的是國內外的敵人。它沒有對疑似中毒事件發表評論，普京的發言人德米特裏·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拒絕就沃爾科夫的案件發表評論，稱這是立陶宛內政部的事。

即使是羽翼未豐的反戰團體也發現自己被莫斯科盯上了。

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俄羅斯人于2022年5月成立了首批支持烏克蘭和政治犯的組織之一，他們在俄羅斯大使館外焚燒了普京的一個標有“戰犯”的肖像。

六個月後，俄羅斯當局將該組織列爲不良組織，並威脅要對其成員處以罰款和監禁。他們的親戚在俄羅斯的家中被警察拜訪，他們的個人數據被泄露，成員們告訴美聯社，由于擔心他們的安全，他們不願透露姓名。

俄羅斯東正教沙皇格勒媒體表示，該組織的成員可能被外國情報機構招募，並稱他們爲“恐怖分子”。親克裏姆林宮的媒體警告他們，如果他們繼續反對戰爭，將會有令人不快的意外。

幾天後，在聖彼得堡探親時，一個名叫瑪麗娜的小組成員說，當她走出一家商店時，一輛警車停在了她面前。三個男人下了車，要了她的證件，強迫她上車，開車去了警察局，警笛響了起來。

“這真的很可怕。他們到底是怎麽知道我的確切位置的?”瑪麗娜告訴美聯社，由于擔心自己的安全，她拒絕透露自己的姓氏。

她面對著泄露的大使館抗議數據和視頻，調查人員要求她指認該組織的其他成員，披露其資金來源，並詢問她對戰爭的看法。有人甚至質疑她爲什麽要在她父親生日之前離開俄羅斯，並明確表示他們知道她家人的身份。

她被控違反行政法規，通常會被處以罰款。瑪麗娜說，當警察准備開車送她去父母的公寓時，他們建議她“合作”，如果她想再次見到家人而不用擔心被拘留，就成爲一名線人。

瑞典安全局發言人索爾達托夫告訴美聯社:“這是俄羅斯情報部門和俄羅斯政權的一種衆所周知的作案手法，他們跟蹤俄羅斯僑民在其他國家的反對者，並對他們進行不同類型的騷擾或情報工作。”

索爾達托夫說，克裏姆林宮正在打擊範圍廣泛的反對派，因爲它擔心像格魯吉亞和烏克蘭那樣的親西方起義，並希望防止異議的種子成長爲“新的東西”。

盡管在2018年斯克裏帕爾夫婦中毒和2022年入侵烏克蘭之後，西方國家采取協調行動驅逐了數百名俄羅斯間諜，但海外的俄羅斯人表示，他們擔心莫斯科仍然可以聯系到他們。

布拉格的調查記者馬羅霍夫斯卡娅收到了匿名威脅，其中一封暗示要嚴密監視，“無論她在哪裏遛狗，我們都會找到她。”

她和多裏尼娜告訴美聯社，她們在俄羅斯經曆了這樣的觀察，包括發表了有關普京家族腐敗的獲獎調查報告後。

搬到歐洲後，多裏尼娜說，她最初認爲自己正在經曆“持續的偏執”。然而，當她收到匿名威脅並在布拉格街頭被跟蹤時，她意識到自己的恐懼是有根據的。

這兩名記者都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俄羅斯安全部門針對了他們，但他們表示，他們認爲個人數據——航班信息、護照號碼和家庭住址——以及物理監控可能是由國家行爲體精心策劃的。

“我真的很震驚，這種情況發生在歐洲，”多裏尼納說。

盡管西方指責克裏姆林宮的許多事件引發了人們的猜測，即莫斯科仍然可以恐嚇海外的俄羅斯人，但並非所有人都保持了沉默。

“這不是放棄的理由，”馬羅霍夫斯卡娅說。“這是我繼續工作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