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在現代英國的形成中扮演了什麽角色？
我們現在很清楚種族、階級、宗教和性別如何構成移民的經曆，以及它們對英國的文化、社會和經濟産生了什麽影響。
但正如南希·格林近二十年前指出的那樣，研究移民的學者必須關注出境和入境。這種研究“退出政治”的呼籲對英國來說尤其恰當。在 1850 年至 1980 年之間的每個十年（除了 1930 年代），英國都經曆了逐年的淨移民。
本文將淺析這種移民外流，以揭示英國作爲“移民國家”的新願景。
19 世紀，越來越多的歐洲定居者承諾可以耕種空曠的土地，進入土著和原住民的土地；他們帶來了放牧的牛群和莊稼；隨後是種族滅絕和征用。
更便宜的運輸、跨洋貿易的巨大增長，以及 1805 年拿破侖法國在海上的失敗，加速了這一進程，並導致曆史學家將其稱爲“盎格魯世界”。
鐵路和電報電纜、運河和公路，將定居者的農場與快速城市化的英國大陸，以及從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中西部的草原上爆發出來的新城市連接起來。
到19世紀末，在廣泛抵抗後幸存下來的美洲原住民、土著、原住民和原住民大部分被驅逐到“保留地”，通常是在最不肥沃的土地上，並且距離礦藏較遠。
新西蘭的人口統計數據，爲克裏斯貝利稱之爲“白色洪水”的全球現象提供了一個例子：在 1842 年的人口普查中，歐洲僑民人數爲 2000 人，毛利人人口估計爲 80000 人。
到 1896 年，白人人口記錄爲 700000，而毛利人口減半，爲 40000。貝利曾寫道，疾病、戰爭和征用“使種族力量的平衡向有利于白人或白人的方向傾斜 ” 。
作者認爲：大量的歐洲移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 1820 年之後的一個世紀裏，大約有 6000 萬人移居到世界上的殖民地。對于 1900 年代的定居者來說，移民通常被視爲改善生活機會的一種方式。
但在 1830 年代，移民往往被視爲一種痛苦，一種危險而危險的冒險，而且常常被視爲永久流放的問題。囚犯運輸，尤其是運往澳大利亞，給英國的移民帶來了負面影響。
1845 年至 1852 年，愛爾蘭的大饑荒導致超過一百萬人死亡，並迫使 210 萬男女離開該國，導致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
作者認爲：反對英國統治，以及貧困和饑荒的推動因素，意味著流亡甚至放逐的感覺，伴隨著散居海外的許多愛爾蘭移民的經曆。
除了這些“推動”因素外，“拉動”因素也在整個英國和愛爾蘭發揮了作用。
尤其是在 1850 年代之後，當時更便宜的運費提供了返回移民的可能性，更快捷、更可靠的通信，爲移民提供了與家人保持聯系的方式。
美洲提供高薪，南非、澳大利亞和加利福尼亞爆發瘋狂的淘金熱投機，整個行業的代理人都在吹捧移民是一個誘人的前景，數百萬人登上船只，希望在定居者的殖民地過上更好的生活。
然而，這些移民中的大多數人作爲成年人旅行，大多是獨自一人，或者作爲一個小家庭的一部分；19 世紀末，大多數年輕男性均來自城市中心，而非農村。
作者認爲：移民與經濟發展齊頭並進，使英國在 19 世紀下半葉處于全球經濟的前沿。移民改變世界的影響，對同時代的人來說也是顯而易見的。
對于一些維多利亞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說，大規模移民導致了“大不列顛”的願景：一個以英國大都市爲核心的全球移民政體，提供文化規範和定居者的源泉。
定居者殖民地本身，對于英國在其移民國家中的協調作用存在分歧。來自四個國家的不同僑民爲“大不列顛”的“英國性”而鬥爭，一些評論員將愛爾蘭、英國、威爾士和蘇格蘭移民區分爲不同的民族種族，挑戰歐洲人在定居者帝國的邊界。
作者認爲：雖然種族、宗教偏見是從英國帶到定居者殖民地，但這些差異隨後因反對亞洲移民和定居者，殖民地剝奪土著人民的結構而發生轉變。
尤其是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出現了一種“不列顛式”身份，這種身份的範圍大到足以讓來自英國四個國家的政治精英，將他們的差異整合到一個共同的政治身份中，而範圍小到足以證明排斥亞洲移民是正當的。
作爲這一過程的一部分，一些歐洲作家開始將自己想象成優越的“種群”，以犧牲他們認爲的“低等種族”爲代價，在世界範圍內傳播，他們命運的盡頭是滅絕。
這導致許多知識分子和科學家爭辯說，歐洲移民具有統治所謂劣等人口的某種自然傾向，並且他們消滅土著人民及其文化，是進化和自然選擇法則證明的。
作者認爲：這種對歐洲霸權的描述與英國的國家形成理論有關，當足夠多的英國人居住在一個殖民地時，威斯敏斯特應該允許他們“自治”，讓擁有英國血統的人享有某種程度的平等權利。
這一進程在上世紀末開始加速，當時海外英國人將自己與亞洲僑民進行比較，並在這些其他跨國群體中看到對他們的權力、性別、財富和“自治”的威脅。
爲了保護這些殖民地已經實現的“自治”，以及從先前居民那裏沒收的土地，定居者殖民地開始制定《跨國移民制度》，以禁止除“白人”或“盎格魯撒克遜人”移民以外的所有人來他們的殖民地。
這種封鎖後來被這些所謂的“白人自治”中的民族主義者軍事化，他們將英國皇家海軍視爲對抗日本崛起的唯一保護措施，並將其視爲抵禦他們長期反對中國移民的堡壘。
作者認爲：移民限制加強了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聯系，以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自治領的“不列顛”居民之間的團結，使英國能夠利用他們的資源和人力。
因此，移民熱潮與定居者殖民地的國家形成，以及新興的種族至上的跨國政治齊頭並進，這種政治又回到了與英國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軍事聯系的收緊。
在英國本身，移民從上到下影響著社會結構。在愛爾蘭，移民的影響最爲明顯，導致人口急劇下降，阻礙了城鎮的發展。
作者認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愛爾蘭移民提供了一個經濟和政治“發泄口”，減少了對資源的競爭，增加了來自國外的彙款，甚至可能提高了那些農村留守家庭的經濟狀況。
在英格蘭，向城市中心的移民和國內移民導致農業部門缺乏工人，城鎮和城市依賴從國外進口的食物，來自加拿大和美國的谷物，以及澳大拉西亞和南美洲的肉類，對于養活英國工人至關重要。
隨著維多利亞時代後期對歐洲戰爭的擔憂加劇，人們認爲食品運輸將在未來的任何沖突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意識到英國海外力量和殖民地對歐洲大部分食物供應的控制，導致了英國帝國精英的意識形態，阿夫納奧弗爾稱之爲“統治維度”。
這一政策得到了愛德華七世時代的一些海軍上將和公務員的支持，並提出通過控制大西洋海上航線，英國可以用饑餓威懾對手，從而避免許多人擔心與德國的戰爭迫在眉睫。
與國防一樣，移民的影響也可以從社會和經濟政策中看出。馬爾薩斯的論點支持移民作爲驅逐窮人的“安全閥”，而從 19世紀中葉開始，由于政客和知識分子將大量人口視爲國家實力的標志，因此出現了另一種計算方法。
對于政治家和知識分子來說，只要受限于政策制定者的監督，移民可以解決英國人口過剩和貧困的問題。
到維多利亞時代晚期，許多社會改革者都同意此政策，並將移民視爲城市貧民疾病的良藥。由于這些原因，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代的精英成員傾向于支持移民，但他們在國家是否應該支持移民方面存在分歧。
雖然白廳的中央政府在 19 世紀傾向于置身事外，但到 1890 年代，法律提供了一個框架，用于決定在無人陪伴兒童移民的情況下，監護權應屬于誰。
這些改革是爲了響應工業學校和慈善組織的發展，這些學校和慈善組織將兒童送到定居者殖民地，所以英國政府在那裏主要作爲一種監管力量，而不是維持力量。
在 1834 年之後的新濟貧法的規定中，國家發揮了更積極的作用，其中教區可以向殖民地派遣貧民，大約有14000人 來自英格蘭和威爾士。
濟貧法移民規模最大的是愛爾蘭，在大饑荒期間，濟貧院在 1846 年至 1855 年的九年間資助了 20000 名囚犯的移民，而地主又資助了 50000-100000 名赤貧者移民。
然而，與英格蘭和威爾士一樣，在愛爾蘭，協助移民只占那些年主要前往北美的 200 萬男女中的一小部分。同樣，在 1815 年至 1914 年期間，有 1600 萬英國人大規模轉移到海外，在 1860 年代和 1920 年代期間，受助兒童移民只是一小部分（大約 90,000 人來自英國）。
綜上所述，在 1850 年至 1914 年間離開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數百萬移民中，絕大多數是成年人或家庭群體；他們出于各種原因自行離開，從逃離貧困、饑餓和疾病到追求更高的工資和更高的國外生活水平。
這種不協調的大規模移民抓住了一群改革者的想象力，他們尋求國家在補貼和引導英國移民到帝國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從 1870 年代開始，每隔十年左右，英國的一個或其他壓力集團就試圖將現有的努力集體化，以在國家援助移民計劃的保護下，將窮人移植到定居者殖民地。
與此同時，一些定居者殖民地（尤其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提供輔助通道，以鼓勵移民在那裏定居。
然而，對自由放任的承諾，使威斯敏斯特的議員們對補貼的有效性産生了懷疑。如果向移民者支付報酬，離開的人就會減少，因爲經濟激勵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此外，支持移民的遊說團體的目標，有時會在定居者殖民地本身遭到抵制。加拿大的立法者經常對接受大量城市“剩余人口”，而不是自籌資金移民的想法猶豫不決，那些被選中參加通行計劃的人可能會帶來資本和技能。
作者認爲：政府有限的承諾和帝國協調的缺乏，阻礙了維多利亞時代活動家將英國從現實進入法律上的移民狀態。
然而，根據《帝國定居法》的規定，在 1922 年至 1936 年期間，486000 名英國移民獲得了出境旅行的經濟支持。補貼將在隨後的一系列 5 年付款中通過，可以持續到1972 年。
這一連串的政府幹預強化了現有的趨勢，即 1900 年後英國移民從美國轉向大英帝國。雖然大多數英國移民在 19 世紀都去了美國，但在世紀之交，情況開始發生變化。
到 1900 年代，美國作爲英國、威爾士和蘇格蘭移民目的地的地位正在下降：1905 年後，加拿大每年吸引的英國移民比美國還多。
這種向帝國的轉變從世紀末開始就可以看出，然後在 1922 年之後隨著政府補貼和美國移民法的實施而加速，因此在 1925 年至 1929 年間，大約有77.7% 的英國移民前往加拿大。
愛爾蘭移民在 1920 年代也發生了變化，首先是自由州的建立，然後是 1924 年移民法頒布後美國開始實施移民限制。
雖然 1920 年代，越來越多的英國移民前往帝國的現有趨勢只是得到加強，而不是改變，但愛爾蘭移民卻朝著不同的方向分化：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四分之三的自由州移民將前往英國。
作者認爲：1922 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我們可以將本文涵蓋的時期從 1850 年代到 1970 年代一分爲二，即直到 1922 年之後。
在 1922 年之前的第一個時期，貿易的增長、社會改革者的努力和個人主動性的總和，共同促使數百萬英國移民流向海外，最終在定居者殖民地煽動“自治”的理想。
我們可以稱這個過程爲“定居者-帝國主義本身”，在這個過程中，移民是通過與民間社會組織、勞動力市場整合和“盎格魯世界”的暴力邊界上的國家形成相關的個體、不協調的行動集合體進行的。
作者認爲：英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停止後啓動了移民潮，而移民帝國主義與自身之間的區別，恰恰取決于國家政客有意識地控制移民作爲全球強權政治的工具。
在這方面的轉折點是 1922 年通過的《帝國殖民法案》。
該法案前身是維多利亞時代晚期支持移民的壓力團體的想法，但其必要的原因是成員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做出的決定，戰時內閣的成員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的領土上安置大量英國人口，這些國家的人爲保衛西歐帝國的神經中樞而犧牲。
作者認爲：1922 年帝國殖民法案的通過，標志著對殖民地、英國國防和經濟複蘇的重要性認可，這是保守黨帝國主義者的一次重大勝利，他們設法贏得了一個政治階層的支持。
雖然，以前對移民方面的協調持懷疑態度，但由于 1919 年至 1921 年災難性的經濟崩潰導致的恐慌，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規模失業，這些政客戰勝了原本持懷疑態度的自由主義者。
經濟衰退如此嚴重，而自由黨無力應對深刻的沖擊，以至于即使長期反對國家援助移民的大衛勞合喬治也在 1920 年底接受了這個想法，工黨也效仿支持1921 年的政策。
至此，兩黨政客開始逐漸將“贊助移民”視爲追求帝國建設、促進與友好“親戚和親屬”的貿易，以及維持定居國家對帝國防禦忠誠度的一種方式。
1945 年後，移民對英國社會産生的廣泛影響部分來自于一個事實，即它始終是一種長期存在的大衆文化和社會現象。
在下圖中，藍色條代表年度出境旅客人數。這表明年度移民人數再也沒有達到 1900-1910 年的高峰，但是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與 1880 年代和 1890 年代大致相似。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更多的移民居住在英聯邦的白人定居國家而不是美國，移民開始變得比 19 世紀末更“帝國化”：1881 年至 1890 年間只有 28% 的移民去了帝國目的地。
1901 年至 1913 年間，這一數字飙升至 64%，隨後便一路高歌：1920 年至 1929 年間達到 71%，1946 年至 1949 年間達到 74%。
1850 年至 1980 年（以 1000 秒爲單位）的年度（左軸）和累計（右軸）出境旅客人數。資料來源：米切爾， 1992 年
作者認爲：從1922 年到1972年的50年，可以說是英國移民時代的變遷史，白廳的政策制定者積極尋求將移民從英國大都市驅趕和引導到定居者英聯邦，隨後賦予這些移民及其後代以大都市公民身份的權利關鍵立法的數量。
然而，這可能給人一種印象，即英國移民國家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某種程度上，也正是在關鍵時刻做出了關鍵決策，才構建了移民國家的法律架構。
從 1920 年代開始，支持移民的立場在英國植入了社會帝國主義的核心信條，即由公共支出支付的移民補貼將種族主義移民政策與經濟政策、地緣政治聯系起來。
似乎都證實了納丁·埃爾·埃納尼認爲 1960 年代英國流行的種族主義和限制性公民身份立法，並未標志著先前自由主義或移民政治的轉變。
正如施瓦茨所說，19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限制性法律反映了定居者-殖民地排斥邏輯的回歸，這種邏輯可能是爲了回應“新聯邦”移民而出現的。
但至少從 1920 年代開始，它的基礎是在立法者試圖通過移民加強與移民聯邦的關系時奠定的，在政策和政治方面可能是從 1870 年代到 80 年代開始的。
作者認爲：曆屆政府的公民身份和移民立法，都試圖在“英國世界”的一端支持移民，並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全球化的種族界限在另一個定居者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