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告訴我，人活在世上就兩件東西，第一，你有一條命；第二，你有一個包袱，就是你的背包。命是拿來拼的；背包是拿來幹什麽的？命拼完了就扔了。我這條命就是用來建博物館的，我的五百畝地、八百多萬件文物、一百多件國家一級文物，這就是我的背包。”

他負荷著這個碩大無朋的“背包”，爲其傾盡家財，並在立下的遺囑中強調，死後全部上交國家，以完成自己畢生的追求和夢想。

樊建川在成爲中國民間最大的博物館館長前，曾是一名登上胡潤富豪排行榜的房地産商人，在成都不僅擁有自己修建的商品房，還有辦公樓、商鋪、加油站……但爲了建造博物館，他將其全部賣掉。

再向上追溯，下海之前，當年34歲的樊建川是四川省最年輕的副市長，前途無量，在即將提拔爲市長之際，他卻毅然辭職，只爲供養自己的“收藏夢”——留存曆史，喚醒民衆。

● 樊建川

在他看來，“一個人要成長，記憶一定要健全；一個民族要成長，記憶也一定要健全，我就想做這樣的一個敲鍾人。”

“回去要印一件新T恤，把‘大館奴’三個字印在後背上，以後在館裏就我一個人穿。”

對于“大館奴”這個靈感突發而誕生的稱謂，樊建川和來訪者談起時，頗爲興奮：“現在有‘房奴’‘車奴’‘孩奴’，人們爲了生活，無可非議，所以仍然是中性詞。可是‘館奴’不同，給博物館當奴隸啊，要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什麽的頒給我這樣一個獎章，那真是最大的獎勵了。”

樊建川當初異想天開，想建博物館時，很多人都覺得他“瘋”了，盡管都知道他收集成癖，但“大家都說文物捐給國家就可以了嘛，沒有必要掏錢搞這事。”

詩人流沙河回憶：“我雖外行也明白，這是個無底洞，任你金山銀海，也填不滿。所以，不敢說半句鼓勵妖精的話。”

“妖精”是成都一代報人車輻先生生前對樊建川的“戲谑”之辭：“舊時蓉城，人怪異謂之妖，物怪異謂之精。妖精之稱，實有贊美之意。”

這個被稱作“妖精”的男人，是一條血性的漢子，他的一生都在與“平庸”作戰。

1975年，高中畢業的樊建川到宜賓縣日成公社當了一名知青，盡管是城裏來的年輕人，但他從不偷懶。因爲拼命幹活，他的手腳都結滿了老繭，甚至在田裏餓暈過兩次。

一年半後，樊建川從四川遠赴內蒙古當兵，在沙塵肆虐、氣候極端的邊塞駐守了一千個日夜：“當時勞動強度極其大，扛水泥，挖戰壕，修碉堡......我幹得吐血，寫信給我父親，我父親給我寄了雲南白藥，叫我去買瓶酒。吃一點雲南白藥，喝一點酒，把吐血就治好了。”

● 當兵時的樊建川，來源：樊建川微博

高考恢複後，樊建川備考軍校，當時全軍七八十人報考，卻只錄取一個。“每次選擇也會害怕，但是結果打了才知道，肯定要去拼，最後走過來也許還有一點運氣的成分。”

最終，樊建川一舉考上了西安政治學院，並在畢業後進入重慶三醫大教書。

但四平八穩的大學教師身份讓他似乎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于是，不安分的基因再一次“蠢蠢欲動”。

1987年，樊建川轉業到宜賓政策研究室做了一名幹事，因爲接連在國家級的刊物上發表了多篇高屋建瓴的調查報告，繼而成爲了參與地方文件起草的“筆杆子”。

之後，卓有建樹的樊建川再度獲得上級賞識，被調至大林業開發辦去做副主任，不久，因爲能力超群，官至宜賓常務副市長一職。

那年，他只有34歲。

● 做副市長時，樊建川給書記彙報工作

年輕有爲，未來一片光明。兩年後，樊建川卻在有望成爲市長的當口突然辭職了，這在當地成爲一條爆炸性的新聞，但在他看來再正常不過：

“公務員的工資太低了，不能支撐我的收藏夢想，萬一我把持不住，貪汙了怎麽辦？”

之前父親被關“牛棚”的時候，樊建川每天收集小報、傳單，他很想了解在這片他無比熱愛的土地上，到底發生了什麽不可思議的事情，自己鐵骨铮铮的父親爲什麽要被批鬥？也正是從那時起，他就有了收集報紙、書信的習慣，後來又因對抗戰前輩滿懷敬意，于是，他又開始收納各種跟抗戰相關的東西。

但那時，他還不富裕，一家人周末出去逛街，答應好給妻子買衣服，半路看到想要收藏的珍品，就和妻子軟磨硬泡：“先把錢借我，下次給你買。”

既不想成爲一個斂財無厭的貪官，又想繼續搞收藏，于是，在衆人的一片惋惜聲中，樊建川放棄了大好的仕途。

他先到成都的一家港資公司當了一段時間辦公室主任，一年後，他決定在銀行貸款，和幾個朋友合夥創辦了“建川房屋開發有限公司”。

爲了盡可能盈利，有些地産開發商偷工減料，樊建川卻放出狠話：“誰敢偷工減料，誰就走人！”

短短的幾年後，他把自己的企業做到了四川省行業前十名。

● 2005年左右，樊建川的資産就已經高達20億

2008年，在汶川大地震之中，很多建築牆倒屋塌，被夷爲廢墟，然而樊建川造的房子卻巋然屹立，被人們贊譽爲“房堅強”。

2001年，盧溝橋搞了一個抗戰文物展。

得知消息後，樊建川興致勃勃地帶上自己的藏品去湊熱鬧，沒想到國家文物局的專家看後頗爲震驚：

“14件可以鑒定爲國家一級文物，比盧溝橋博物館還多！”

這讓樊建川大喜過望：“如果只是單純做收藏，這些寶貝就只能蒙塵，只有建一個博物館，才能讓更多人看到它們，慘痛的曆史才會被更多人銘記。”

尤其每當目睹滿滿一屋子的文物時，樊建川就仿佛看見了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無數的婦孺百姓被屠殺，十室九空；浴血疆場的勇士，馬革裹屍還；戰鬥機在城市上空呼嘯而過，被炮彈轟炸後的地方火光沖天，變成焦土一片……

“忘記曆史，就意味著背叛。”坐言起行的人從不喜歡拖泥帶水。于是從2003年起，樊建川轉型做博物館。

● 樊建川和他的藏品，來源：樊建川微博

“四川有兩千家房地産開發商，少我一個沒關系，收藏戰爭更有意義。中國十三億人，要有一部分人去承擔責任，去考慮一些更長遠的事情。其實我有點蠢，有種使命感，覺得這個事就該我幹。”

于是樊建川開始“南征北戰”，到全國各地去選址，但很多地方的負責人一聽樊建川要地用來修建博物館，紛紛質疑其動機：是不是打著建博物館的幌子，圈地騙錢？

因此，多次考察過後，樊建川均無功而返。

走在時代前列的人鮮少一呼百應者，他們往往要單槍匹馬，孤軍奮戰。

最終，四川大邑縣安仁鎮政府被樊建川的真誠所打動，將安仁的一片500畝的荒灘劃給了他。

安仁鎮名出自《論語·裏仁篇》，“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孔聖人的核心思想“仁”“禮”“美”“善”恰好與博物館的修身養性、提高民族素養的宗旨一脈相承，堪稱機緣天成。

從博物館動土開始，樊建川就給自己制定了一個目標：

“2005年是抗戰勝利60周年，這是一個甲子，是個大事，必須在8·15時開館！

然而，待辦完前期手續，真正大規模開工時已是2004年11月，距離預期僅剩9個月。若想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把博物館蓋好，並順利布展，無異于“天方夜譚”，放眼整個世界，也斷無此先例。

爲了趕工期，樊建川將每個館的工地都立上倒計時木牌，晚上經常就住在工地上，墊幾塊包裝用的紙板，只睡兩三個小時。

● 工人爲順利開館趕工

博物館光陳列一般都需要幾個月才能完成，樊建川感慨當時也是“無知者無畏”：“天天在建築工地上罵人，這邊裝電梯，那邊裝玻璃，頂還沒有封，就開始布展櫃，8月15日開館，三天前都覺得不行，就是這麽拼出來的！”

樊建川在他的自傳《大館奴》中有過這樣一句感慨：“這是我一生中最忙的九個月，創造了一個世界奇迹！”

● 建川博物館航拍，來源：建川博物館供圖

2005年8月15日，展現中國共産黨領導抗戰的“中流砥柱館”、反映國民黨抗戰的“正面戰場館”等5個場館以“預展”形式如期開放。後經當時的文化部、民政部等6部委專家組現場嚴格審查後正式開展。

在開館儀式上，當樊建川講話時，天空突降大雨，但蹊跷的是，他剛講完話，就不下了。

樊建川于是提筆在被雨水打濕的稿子上，寫下了4個大字：蒼天有眼！

蒼天有眼，才讓熱血忠骨，魂歸來兮。

● 不屈戰俘館的陳列是樊建川親手做的

在川軍抗戰館的文物展出中，一面“死”字旗格外醒目。當年奔赴抗日戰場的川軍有300萬之多，而“以死明志”的旗幟則是一位父親送給即將上戰場的兒子的：

“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只願你在民族份上盡忠，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 “死”字旗，來源：建川博物館聚落微博

當時裝備最差的川軍鹑衣百結，提著隨時可能啞火的土造步槍和手榴彈，穿著草鞋，跨越大半個中國，去戰場殺敵。川軍將領劉湘病逝于第七戰區司令的崗位上前留下一句話：“日軍一日不退出中國，川軍一日不得返川！”

每當說起中華民族曆史上這場偉大的抗戰時，樊建川都很激動：“我當過兵，我的父親和嶽父都是軍人。父親一輩13人全部參加過抗日戰爭，12人陣亡，只有老父親1人幸存。這些人，值得用一生去紀念他們。”

在中國壯士群雕廣場，矗立著219位壯士的鐵鑄雕塑，他們代表著全民族抗日將士英雄的群體形象。

● 中國壯士群雕廣場，來源：建川博物館聚落微博

抗戰中陣亡的最高級別指揮官左權將軍，他的女兒左太北在父親犧牲時年僅兩歲。廣場揭幕的那一天，左太北看到了父親的雕像，頓時淚傾如雨，她驅前緊緊與之相擁：“爸爸，我抱您了！”

她對樊建川說:“平時看父親都是平面的照片，今天擁抱了立體的父親。”所以，那一刻，她感覺特別滿足和幸福。

抗戰的勝利，不僅是中國軍民同仇敵忾，付出巨大犧牲換來的，同時也少不了國際友人的大力支持。爲紀念美軍對抗戰的幫助，樊建川特意修建了“援華美軍館”（後更名爲“飛虎奇兵館”）。

“援華美軍館”開館後，曾在飛虎隊開轟炸機的格魯伯坐著輪椅趕來，這位84歲的老兵，看到隊友們在中國作戰時曾經使用的裝備，見到他們中的某個人在某一天，某一場地的“飛行記錄”，止不住像孩子一樣失聲痛哭：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專門紀念美國志願航空隊的紀念館。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國，我爲人類和平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

格魯伯坐在輪椅上，給樊建川敬了一個標准的軍禮，他說:“我代表美軍士兵感謝您。”格魯伯還把珍藏了多年的私人抗戰物品全部捐給了建川博物館。

● 格魯伯和樊建川，來源：建川博物館聚落微博

在樊建川的心中，博物館貯存著國家記憶、民族記憶，以此作爲今天的“鏡鑒”。

在日本侵華罪行館，展出著的一件件文物令人氣憤填膺：曾活活燒死過普通百姓的汽油桶、褴褛殘破的血衣、彈孔尚存的軍綠色鋼盔、被捆綁，被淩虐，甚至被殺戮的一張張充滿驚恐和布滿淚痕的臉......

不讓曆史湮滅于時間， 樊建川說，一件物品，就是一個像素。一千萬件物品，就是一千萬個像素。文物多了，曆史的像素就多了，曆史的面貌就由模糊變得清晰。

爲了打撈這些承載沉甸甸曆史的藏品，他四處奔波，曆經千辛萬苦：爲了尋找飛虎隊一架墜毀的飛機，他曾多次爬上海拔4000米的汶川寶頂山，終于在震後將飛機兩具起落架殘骸運回來；高五米，直徑五米，重達數十噸的抗日碉堡，是他遠赴天津，將其切割成十幾塊，分裝在卡車上，從兩千裏之外運回的......除了在國內收集文物，樊建川更是趕往日本，發動線人，不惜成本，不管是什麽，樊建川見到就買：“僅購買、翻拍的照片，就超過30萬張，裝進集裝箱拉回來，我把市面上能見到的基本都買光了。”

在這些照片中，有一個正氣凜然的少年，特別引人注目。

這個孩子名叫季萬方，他肅立于那裏，兩腳立正呈45度，是非常標准的軍人姿勢。

當時正值長沙會戰，日軍攻占一個村莊後，發現頑強抵抗的，只是3個中國小孩，季萬方是其中年齡最小的。犧牲時年僅10歲。

● 季萬方，來源：樊建川微博

很多遺照是戰俘們一生之中唯一的存照，樊建川將其運回祖國。在戰俘館曲折的回廊裏，無數流亡異邦的忠魂得以安頓。樊建川說：他們雖然吃了敗仗，我們也不能遺忘他們，我們怎敢遺忘他們？

以色列駐華大使進館參觀後，爲樊建川寫下一段話：

“這是一個平凡的人，幹了一件偉大的事，他留住了一個民族的苦難。”

樊建川有自己收藏的三條准則：一是對記載曆史有意義的，二是特別容易被人遺忘的，三是標志性、反映社會變遷的。

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後，他第一時間跑到商店買了一箱奶粉。溫州動車相撞事故後，他又立即去現場收了一集裝箱的殘骸：“明天，今天就會成爲曆史，你選擇性地、系統地收集它、說明它，它就會煥發出意義。”

在建川博物館，不僅有抗戰的曆史，還有記錄“當下遺産”的博物館。

在汶川大地震博物館，濃縮了汶川地震的怆痛與記憶。博物館裏大大小小的擺鍾、座鍾、鬧鍾的指針都停在了14時28分，十幾年的時間內都沒有走動過。

● 地震博物館

在3000余平方米的展區，有一件新娘婚紗尤爲令人歎惋。地震前，一位攝影師帶著三對新人在拍攝婚紗照，他們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的笑容；災難猝發後，一對新人當場遇難。一個月後，樊建川帶領工作人員回到銀廠溝尋找新人的遺物。

最終，樊建川用木棒找到了一截染血的婚紗。這件婚紗連同新娘曾穿戴過的高跟鞋和花環一起，被安置在了展廳。展品的上方，寫有這對新人的愛情故事......

● 遇難新娘的婚紗，來源：樊建川微博

甚至，他還爲在地震中喪生的小女孩胡慧珊蓋了一座紀念館，“通過一個圓形的天窗，陽光灑入房頂下這片粉紅色的空間”——“粉紅色”是慧珊生前最喜歡的顔色。

後來，媽媽抱著新生的小女兒來看望慧珊，她將博物館收藏的慧珊的乳牙貼在臉頰上，久久不放......

● 胡慧珊紀念館

汶川地震館的前言是樊建川親自書寫的，其中有句話振聾發聩：

“我們也知道多難才能興邦，但前提是，汲取教訓，銘記災難。”

清代著名思想家龔自珍曾在《古史鈎沉論》裏說：“欲知大道，必先爲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作爲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斷流”的國度，她的輝煌與悲壯，都值得銘記，因爲只有明從所來，才能知向何方。

在建川博物館聚落，每年有100多萬人次來到這裏，幾乎又都淚流滿面地離開。

坊間戲言，如果你想讓一個富翁變成窮人，那就讓他建博物館吧。

爲了博物館，樊建川把曾經賺來的辛苦錢，十幾個億全都砸進去了。而他自己的生活，簡樸至極：他穿幾十塊錢的衣服，抽二十多塊錢的煙。無論是做節目，訪談，簽售，他都穿館內自制的宣傳T恤。

20年前，別人笑樊建川是“傻子”，拿巨額財富打水漂；也有人贊其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義者”，這個手執長矛和風車“搏鬥”，永遠前進的“騎士”，盡管被人譏諷爲不切實際的冒險者，但樊建川不否認在堂·吉诃德這個形象身上同時寄寓著正面意義：悲天憫人的情懷、一往無前的精神、“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勇敢。在他看來，不瘋魔，怎成活？

● 來源：樊建川微博

爲了讓博物館正常運營，他賣字，“賣唱”，還“賣講”：在北大、浙大、川大都講過課，“有時候一堂課可以掙幾萬塊錢，也拿來運轉博物館。”

只要能讓博物館生存下去，他不惜自降身段，拼盡全力。他的骨子裏始終是一名軍人：“當兵的人第一不怕犧牲，第二敢于沖鋒，第三有擔當精神，第四崇尚榮譽”。

爲了掌管好這個偌大的建築群落，他“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甚至大年除夕的時候，也和保安一起去站崗。

● 每年除夕，樊建川都和保安在一起

每到最爲艱難的時候，樊建川總會去壯士廣場走走，並在抗戰將士的塑像前久久默立：英靈不朽，還在訴說著那段氣壯山河的曆史；浩氣長存，也在護佑著這片厚土蒼天。

他希望被熱血澆築的脊梁永遠傲然挺立，無論于自強不息的個體，還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

多年前，樊建川在成都將房地産事業做得紅紅火火時，身邊的朋友都勸他移民國外，還帶他一起去加拿大考察。“我真的去辦移民加拿大的手續了，最後又後悔了，還損失了幾千加幣的手續費。”

故土難離，他便將“根”深深地紮在了四川，矢志于“家國記憶”的重塑。迄今爲止，建川博物館已成爲目前國內民間資本投入最多、建設規模和展覽面積最大、收藏內容最豐富的民間博物館，自2005年創辦以來，已建了70余座專題博物館，樊建川還在籌備更多主題的展館。

● 建川博物館官網展館列舉

今年67歲的樊建川，在新館開幕儀式致辭中表達了自己的雄心壯志：在有生之年，“爲國家修建和捐獻100座博物館！”

這樣的宏願也契合了他建館的宗旨：

“爲了和平，收藏戰爭；爲了未來，收藏教訓；爲了民族，收藏傳統。”

2007年底，樊建川在安仁鎮口述了遺贈，決定死後將博物館和所有文物，以及個人財産全部捐獻給政府。

妻子用了一周的時間，去理解並支持丈夫的苦心孤詣，並簽字同意了他的遺贈計劃，但是另一份遺囑卻堅決不肯簽字。

在這份遺囑裏，樊建川想把遺體捐贈給重慶三醫大，並希望用自己的皮繃一面軍鼓放在博物館裏:

“誰要敲一下，我就出現在對面很大的聲控電視牆上，給他唱一首歌，他必須爲我的博物館捐一千元錢。我死了後，繼續給博物館作點貢獻。”

2008年，美國布萊恩特大學授予樊建川榮譽博士學位。終身教授楊洪的推薦語如此寫道：

“我體會到一位有民族尊嚴的人，想爲自己國家，甚至世界文化史，留下真實記錄的豪邁。”

記者采訪時曾問他：“放棄政途、放棄巨額的財富，你後悔過嗎？”

他語調铿锵地回答：

“人壽百年，紙壽千年，而器物壽命可達萬年，人走物留，直到永遠。”

金庸先生曾說“俠之大者，爲國爲民。”作爲曆史的守護者，他架起的，是通向未來的橋梁；作爲一個時代的“敲鍾人”，他警醒的，是所有不該昏聩的靈魂。

山川巍峨，是謂中國。文/荠麥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