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讓我在抖音搞點動靜，5月8日上午9點半，開展退還彩禮集中執行直播。”五一假期結束後的第二個工作日，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下稱“湖南高院”）的抖音官方賬號發布了一則語氣輕松的直播預告。

負責此次退還彩禮案件集中執行的，是甯鄉市人民法院（下稱“甯鄉法院”）執行局。

然而，5月8日的直播，影響力卻遠超策劃者的預料。274萬人次的圍觀，使“湖南高院直播退彩禮”成爲當日在抖音排名第一的熱搜事件。其中的典型案例廣爲傳播，有網友說，這是最好的普法課。

甯鄉法院執行法官王玮負責此次直播案件的初步篩選，以及整場直播的主持。王玮告訴記者，案件篩選是個頗爲複雜的過程，既要考慮案例相對司法解釋的典型性，也要考慮直播的效果。最終入選的五個案例，其共同考量是被執行人的行蹤已被法院掌握，上門就能見到被執行人。本文供圖/甯鄉法院

直播涉彩禮案件的集中執行，本意是爲了亮明法院的態度。這順應了當下的民意，希望高價彩禮能被遏制。但另一方面，案情的討論並不受控，司法機關的審判執行也被放大推敲。

“沒想到這麽火”

直播涉彩禮案件集中執行的任務，是湖南高院在五一假期前派下來的。

在此之前，甯鄉法院嘗試過直播珠寶司法拍賣，還在春節前嘗試直播涉民生案件的集中執行。在後一次直播中，有被執行人看到司法幹警扭頭就往山裏跑，而執行法官跨上路過村民的摩托車就往山裏追，這場直播吸引了數萬人次的觀看。

作爲甯鄉法院的院長，唐珍枝已經習慣了與湖南高院的合作。全院績效考核成績連續三年全省第一，他相信，甯鄉法院審理和執行的案件經得起直播鏡頭的檢驗。

假期結束後的第一個工作日，直播思路才真正明確。案例篩選由甯鄉法院指揮中心的王玮負責，因爲甯鄉法院立案的案件，通常由指揮中心分流給各個法官。相比具體案件的承辦法官，對于全院特定類型案件的情況，王玮掌握得更全面。

案件篩選標准由直播目標決定。今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下稱《涉彩禮規定》）正式施行，湖南高院希望借助真實判決和執行案例，向公衆普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下稱《婚姻家庭編解釋》）和《涉彩禮規定》明確的彩禮退還情形，展示彩禮退還的執行過程。

《婚姻家庭編解釋》明確了三種彩禮退還情形：未辦理結婚登記、已辦理結婚登記但確未共同生活、婚前給付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王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經過初步篩選，甯鄉法院針對三種情形各自選出了兩三個案例。

最終篩選出的五個案例，其共同考量是確保法院上門執行時，被執行人在家或能被找到。“找不到被執行人，是執行工作的常態。”王玮說，上門執行卻撲空，不僅讓執行措施無法開展，還會導致直播效果不佳。要達成這一效果，需要申請執行人願意配合法院，提供被執行人的信息，“涉彩禮案件的申請執行人與被執行人以前是夫妻或者男女朋友，會比我們更了解對方的生活習慣、住址及行蹤”。

“見了一次面就結婚”“對婚姻視同兒戲”“20萬元的禮金、5萬多元的首飾、2萬多元的名牌包”……在案件篩選環節，甯鄉法院就擔憂過車某一案可能引起的爭議。“但我們並不是因爲案情獵奇或者它會成爲熱點事件而選擇這個案例，而是它的案情符合《涉彩禮規定》中雙方雖已登記結婚，但共同生活時間較短、彩禮數額又高的情形，符合我們對這一類型案件普法的需要。”王玮說。

5月8日上午9點半，集中執行隊伍到達車某一案的被執行人王某家中。甯鄉法院政治部工作人員鄒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之所以將對王某的執行安排在第一場，是因爲五個案例中，只有王某居住在長沙市，而其他被執行人則集中在甯鄉的鄉鎮地區。

按照執行規範，到達現場後，該案的執行法官鄧璐陽先詢問了王某的經濟和家庭情況，彩禮所涉財物的去向，了解她的履行態度。按照常規做法，執行法官會在了解完上述情形後，嘗試組織申請執行人與被執行人和解。

執行程序最重要的目的，是保證申請人拿回錢財。多位受訪執行法官說，如果被執行人不自願、不配合，法院強制執行，會面臨財産線索難追索的困局。“在實踐中，現金因性質特殊往往難以控制，法院系統對于銀行賬戶的查詢、查控也可能出現延遲、遺漏的情況，因此並不能認爲案件進入了法院的強制執行階段，就能查到被執行人全部的財産了。”執行法官戴文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盡管許多案件並沒有查控到足額的財産，被執行人主動履行債務的情況也不多，但只要雙方能夠自願達成執行和解協議，被執行人願意盡自己的能力去償還債務，法院往往願意促成雙方達成和解，這樣的執行效果通常較好。

5月8日，執行幹警將王某（中） 帶離住所，以便法官進一步調查詢問財物去向。此前法院判令王某向車某退還彩禮25萬余元，目前執行了5萬余元，王某稱無可供執行的財産，無法履行剩余錢款。由于隱瞞了一條金項鏈和一只路易威登包的存在，甯鄉法院以拒不報告財産爲由，對王某采取拘留措施。

“但車某一案中，被執行人王某本身年齡小，學曆也低，沒有穩定工作和收入來源，還有家庭負擔，平時消費習慣也不好，喜歡購買與收入水平不符的貴重物品和奢侈品。”鄧璐陽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到現場後，王某的態度並不積極，被詢問到彩禮去向時，王某表示“丟了”。

此外，執行幹警還在現場發現了一條金項鏈和一個路易威登品牌包，這意味著王某沒有向法院如實報告財産。依據《民事訴訟法》對妨礙民事訴訟行爲采取措施的規定，執行法官有權對王某采取拘留傳喚的懲戒措施。

通常情況下，執行隊伍不在執行現場過多停留，“我們有經驗教訓，待久了會引發很多意外，比如被執行人親屬的圍觀、阻礙。所以我們得迅速撤離執行現場，到法院坐下來談”。鄧璐陽決定將王某帶上警車進一步了解彩禮去向，並爲接下來可能采取的拘傳措施做准備。

這一措施，以及與執法局同行的申請人車某對直播媒體的發言，使得執行現場具有較強的對抗性和話題性，進而引爆了傳播。直播間不斷有新人湧入，圍觀人次達到274萬。包括唐珍枝在內的所有受訪者都表示，“沒想到直播會這麽火”。

如何認定退還彩禮金額？

“我感覺我跟胖貓沒什麽區別，他兩年花了51萬，我兩個月花了五十幾萬。”執行現場，在執行法官組織王某與車某調節的過程中，車某在直播鏡頭前說出了這個數字。

而根據判決書，法院判令王某向車某退還彩禮，其中包括252832.9元的價款和一只價值25600元的路易威登品牌包。

“結幾天婚，50萬元彩禮只判退一半，騙彩禮結婚是致富捷徑。”中午下播後，執行法官們看到網絡上的議論，才意識到“節奏被人帶偏了”。

“50多萬元的數字，是申請人在網上的單方說法。這個金額有兩個問題：第一，申請人在離婚糾紛案中，起訴的標的金額和價值是35萬元左右；第二，50 多萬元可能包括法院判決離婚後，雙方協商複婚階段，申請人又給付的十幾萬元，而這十幾萬元的彩禮返還，申請人在甯鄉法院另案起訴，目前未判決，不能合並到前一個案件中計算。”鄧璐陽說。

車某與王某的離婚糾紛案，由甯鄉法院法官張樹審理。據張樹介紹，車某與王某結婚後始終分居上海與長沙兩地，男方一直要求王某前往上海共同生活，而王某拒絕，因此可以認定雙方雖然結婚，但沒有共同生活。根據《婚姻家庭編解釋》，王某應當向車某全額返還彩禮。

問題的關鍵和難點在于彩禮的範圍怎樣認定。

“按照中國的習俗，一般要男女雙方家長見面，坐下來商量一個吉利的數字，這就是彩禮。此外，雙方見面後，男方給女方父母、兄弟姐妹比較大額的紅包，也可能認定爲彩禮。”張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從法律的角度，彩禮是以結婚爲目的的贈予，是附條件的贈予，所以我們首先把領證前一天購買的價值52187.9元的首飾以及價值25600元的名牌包都認定爲彩禮。”張樹說。

但隨著技術發展，給付彩禮的儀式被微信轉賬等方式取代，在頻繁發生且缺少備注的轉賬中，怎樣辨別出彩禮？這一難題在車某案中頗爲典型。

張樹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了最終確認彩禮金額的過程：

首先被剔除的，是日常發生的小額消費支出，比如雙方婚後見面産生的支出。在這個環節，婚後車某向王某轉賬的41501元被剔除。

其次，雙方在戀愛、感情培養期間，爲表達愛意而發生的包含特殊數字的轉賬，比如5200、1314、520，也會被剔除。這一環節最終剔除了8348元。

再次，男方對女方的母親、弟弟、奶奶的小額轉賬，被認定爲人情往來而剔除，這一環節剔除了19744元。

“給付彩禮是爲了結婚，而包含特殊數字的轉賬是爲了表達愛意、增進感情；給對方親屬的轉賬可能是幫對方交水費、電費等日常性消費支出，這些轉賬不與被告直接發生關系，可以視爲人情往來。”張樹說。

最終，判決書中寫明：原、被告婚前共同生活時間短，登記結婚後仍生活、居住在兩地，僅見面兩次，對于後續生活未形成一致規劃，沒有形成完整的家庭共同體和穩定的生活狀態，不宜認定爲已經有穩定的共同生活，且從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記錄可以看出，被告並無與原告共同生活的規劃，對婚姻視同兒戲，故對原告要求被告退還彩禮200645元的訴訟請求，本院予以支持，超過部分不予支持。因案涉黃金項鏈、鑽戒、手镯已被被告典當，故應當由被告折價返還原告52187.9元，並將案涉路易威登品牌包原物退還給原告。

值得注意的是，該案的判決時間爲2023年11月22日，而今年2月1日出台的《涉彩禮規定》進一步明確了一些情形給付的財物不屬于彩禮，包括一方在節日、生日等有特殊紀念意義時點給付的價值不大的禮物、禮金；一方爲表達或者增進感情的日常消費性支出；其他價值不大的財物。

“《涉彩禮規定》出台後，彩禮的界定更加明確，法官認定起來就更加簡單。”張樹說。

案件直播之難

執行法官原本計劃在當天下午的直播中澄清“50萬元彩禮只判退一半”的謬誤。

然而，由于熱度和爭議遠超預期，本該在下午1點半繼續的直播，被迫推遲一小時，上午的案件不能再提，對抗性強的案例不能再播，甚至連“彩禮”兩個字也不能再提。

澄清計劃擱淺，原定下午直播的執行案件，最終只播出了三件，盡管其中有兩個案件都當場得到全部或部分執行，效果上佳，但直播還是在一小時內結束。

被執行人在集中執行現場履行判決，這是執行法官最樂見的場景。

事後，執行法官聯系車某的代理律師，要求車某澄清50萬元的金額構成，以及說明因協商複婚而再次産生的婚約財産糾紛。

但此時，網友的討論已經完全不可控了。直播過程中，執行法官曾介紹王某在婚前隱瞞了生育史。這一細節被輿論放大，許多網民認定王某爲“撈女”。

“女方婚前生育過小孩，男方當事人在領結婚證前是知道的，而且明確表示願意撫養，說會做一個好爸爸。”張樹說，由于涉及未成年人，這一細節未被寫入判決書，但直播結束後，網友始終強調這一細節，張樹感到有必要對媒體澄清。

甯鄉法院一名受訪者表示，除了直播過程中很難持續向不斷湧入直播間的網友介紹案情，之所以會發生信息混淆，可能也與多主體同時發布信息有關。

據其介紹，直播當天，還有本地一家政法媒體也跟隨執法隊伍記錄現場情況。“高院事先對我們有過提醒，要求不透露當事人的隱私，高院的直播鏡頭也會盡量避開當事人，但是同期直播的另一個平台則將鏡頭對准車先生，而車先生又有很強的表達欲。”前述受訪者說。

張樹認爲，對做直播的法院和法官來說，讓圍觀直播的公衆獲取對案件的全面准確認知，是擺在面前的技術難題。

“就拿這個案件來說，我們直播的時候，就應該多講一講法院最終認定返還的數字是怎麽來的，要在直播過程中就給網友做交代。這的確有難度，因爲網友不斷地進出直播間。”張樹想到的辦法是提前發布包含案情簡介的直播預告，“這次的直播預告就過于簡單。以後案情裏面可能會引發輿論熱議的點，我們都要在預告裏提前介紹，要預防因爲不了解而引發的爭議”。

此外，亦有觀點認爲，在被執行人面部未做遮擋、姓名未被隱去的情況下直播執行過程，是“拉著被執行人遊街”，忽略了對其的隱私保護。

多位受訪者說，選爲上門直播執行的案例，被執行人多多少少存在著不配合履行的失信行爲。近年來，通過曝光台曝光“老賴”的身份信息已經成爲常規操作。實踐中，長沙火車站大屏曾公布過“老賴”名單信息，公開“老賴”照片的做法也頗爲常見。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幹規定》，各級法院可以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將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通過報紙、廣播、電視、網絡、法院公告欄等其他方式予以公布。規定細則還指出，被公布信息包括被執行人自然人的姓名、性別、年齡、身份證號碼，和人民法院認爲應當記載和公布的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其他事項。

“畢竟是直播，萬一對心理承受能力不強的被執行人造成什麽極端後果怎麽辦？”接受采訪時，也有受訪者犯嘀咕，“但我們是執法行爲，從打擊效果來講，不打馬賽克效果會更好一些”。

未來怎麽辦？

直播結束後的兩個晚上，唐珍枝持續接電話、接指示，“晚上11點了還有，都沒怎麽休息”。

“廣東法院發來賀電”“××法院要有這種魄力就好了”⋯⋯在集合了全國各地法官的微信群裏，唐珍枝聽到的多是“叫好”之聲，還有同行告訴他，對涉彩禮案件集中執行的直播可以參評“全國十大法治事件”，因爲借此“匡扶了社會風氣”。

唐珍枝很少轉發或回複，最大的擔憂來自司法專業之外。“這個案子火起來是因爲我們甯鄉的彩禮高嗎？不是的。這是個人行爲，並不代表我們長沙、甯鄉地區的彩禮很高。”唐珍枝害怕這個案例的傳播造成一種地域烙印，“說我們甯鄉的彩禮高、嫁女兒是爲了撈錢，搞出一個‘甯鄉彩禮50萬’，那怎麽得了呢，我們甯鄉不就臭了嗎？”

張樹也說，近三年來，甯鄉法院審理的涉彩禮案件數量在50件左右，“從整個湖南省來看，甯鄉的涉彩禮糾紛比較少。但是從趨勢來看，無論是整個湖南省還是甯鄉市，涉彩禮案件數量都是逐年遞增的”。

直播的初衷是普法，是通過曝光助力解決“執行難”的問題。鄧璐陽與戴文濤都提到，由于涉及雙方的情感糾紛，相比其他類型的案件，涉彩禮案件的執行往往更難。“有一些當事人對履行判決有較強的抵觸情緒。”鄧璐陽說。

鄧璐陽分析，進入執行程序的案件，被執行人往往來自經濟不那麽發達的地區，自身的經濟實力比較弱，債償能力比較差。而就涉彩禮案件而言，一些已經領證結婚的夫妻，收取的彩禮可能有一部分已經用于共同的家庭生活。法院的執行和解工作很難開展，也很難取得成果。

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執行法官普遍表示，無論是否直播，法官在執行現場遵守執行規範的准則都不會改變，而直播也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因被執行人沒有債償能力導致的“執行難”問題。

從車某王某這個案件來看，法院判令王某返還的彩禮中，價值2萬多元的路易威登品牌包實物已發還，法院也已經凍結、劃扣了其名下3萬余元的存款，還找到了王某一個價值2萬余元的金器，也就是說，名牌包以外，余下25萬余元的應退彩禮，目前執行了5萬余元。

張樹認爲，直播達到了警示民衆、遏制高額彩禮不正之風的初衷。至于以後還要不要直播，歸根結底是權衡利弊，如果直播有助于普法宣傳、解決“執行難”的問題，引導和化解掉可能隨之而來的誤解和輿論壓力，做好隱私保護，就可以把直播普法一直做下去。此外，他覺得用更保險的視頻錄制也不失爲一個好方法。

“我們基層法院很敬佩高院借助直播媒介來推動司法公開，法院的工作應該拿出來曬。”唐珍枝認爲，司法公開就意味著案件審理和執行經得起直播這種形式的檢驗。“拿出來讓老百姓評判，你錯了也沒關系，還有二審、再審的司法救濟，我們判錯了，又引起爭議，肯定會有風險，但（如果）因此就不做了，這是因噎廢食。”

發于2024.5.20總第114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湖南高院直播退彩禮

記者：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