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在曆史上的名氣很響，可惜是臭名遠揚。他作爲北宋末年最大的奸臣宰相，在史書上可以說是遺臭萬年。他一生極爲擅長玩弄權術，以各種陰謀詭計謀取政治利益，爲朝廷新舊兩黨所不齒，卻依舊位極人臣。以他這種大奸大惡的人，一生的官場之路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宋哲宗趙煦初年的元祐更化中，他費盡心思保護自己的官位，甚至不惜被判新黨，在恢複差役法中積極配合舊黨領袖司馬光，卻依然遭到了來自于舊黨官員的彈劾。這是蔡京一輩子玩弄權術時第一次折戟沉沙，遭到如此慘重的失敗。

回顧蔡京被貶官外放的過程，很多曆史愛好者感到不解。蔡京作爲新黨要員，在元祐更化中積極配合司馬光廢除新法，可以說是給新黨跑出了橄榄枝。他當時是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在朝廷的地位不低。以他的地位，在當時是有儲相之稱的，算是新黨中的後起之秀。而且舊黨剛剛回到朝廷，司馬光等人積極廢除新法，必然希望各地的官員支持。蔡京作爲地方官員之首，在朝廷中有著極爲重要地位。司馬光急于廢除差役法，各地官員紛紛反對，只有蔡京主動支持，這對司馬光和舊黨來說都是極大的利好。

面對這樣的利好，司馬光還是很高興的，在政事堂對其極爲誇贊“，"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有了司馬光這句話，蔡京以爲自己的官位穩了，自己也得到了舊黨的認可。當時以蔡確、章惇爲首的大批新黨官員被罷官外放，蔡京能果斷背叛新黨，投入司馬光門下，可謂是費盡了心思。然而讓他沒有想到的是，掌握禦史台和谏院的舊黨官員卻不認可他，發起了對蔡京的彈劾，說他“懷奸邪、壞法度”。于是蔡京被貶官出京，先知成德軍，後來改知瀛州，最精幾經波折後調到成都擔任知府。

從蔡京被貶官的過程來看，他顯然沒有得到舊黨的認可，被列入了黨同伐異的打擊名單。司馬光雖然在差役法上很贊賞蔡京，卻也沒有出面保他。蔡京背叛新黨謀求官位的策略完全失敗，遭到了他爲官以來第一次慘重的打擊。很多曆史愛好者很好奇，蔡京如此附和司馬光廢除新法的政策，毫無廉恥的背叛同僚，爲什麽反而不被舊黨接受了？以蔡京當時的地位和能力，對舊黨來說是極其有用的。利用蔡京不但能更順利的推進元祐更化，廢除王安石變法和元豐改制期間的新法，而且能夠將新黨內部分裂瓦解，徹底消滅這些死對頭。

舊黨的官員都是老官僚，非常精于政治鬥爭的，難道不明白這個道理？然而這些官僚們卻出乎了蔡京的意料，依舊把他作爲黨同伐異的打擊對象，連司馬光都翻臉不認人。爲什麽會出現這個問題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兩黨的鬥爭此時已經從熙甯和元豐年間的政治利益之爭，變成了仇恨之爭。鬥爭屬性的變化，讓舊黨官員看待新黨官員的角度不同了，雙方從可以調和的利益矛盾體，變成了不可調和的深仇大恨。舊黨起複後對新法的廢除，對新黨的打擊排擠，已經從政治鬥爭的層面，逐步衍生到了報仇雪恨的層次。

對此時的舊黨而言，所有的廢除新法、驅逐舊黨只是行爲操作，目的是就是報複在宋神宗年間被新黨打擊的仇恨。這裏面有個著名的橋段就是，司馬光堅持將王安石設立的新法全面廢除，不問好歹和青紅皂白。這遭到了舊黨中溫和派範純仁、蘇轼等人的反對，可司馬光依舊一意孤行。範純仁等人他沒有辦法，只能用形容王安石的詞語來形容他，說又是一個“拗相公”。由此可見，就連作爲舊黨領袖的司馬光都失去了理智，那還有多少舊黨官員保持著政治鬥爭的操守呢？打破了操守的界限，大搞黨同伐異，蔡京自然無可避免。

除了兩黨之間的仇恨外，蔡京的臨陣反水也給了人口實。兩黨都是士大夫階層出來的，對于節操是非常看重的，這也是宋朝政治生態的風向標之一。蔡京臨陣反水，出賣了新黨同僚，舊黨官員也會兔死狐悲。實際上在元豐年間，新黨領袖蔡確借用相州案打擊司馬光、吳充、文彥博等舊黨領袖時，也有不少舊黨官員臨陣反水，使得舊黨損失慘重，上層要員幾乎在朝廷中清空。蔡京的所作所爲，就如同于當初出賣司馬光等人的舊黨官員。舊黨起複之後，豈能容得下這樣的根性惡劣的官僚，自然對其窮追猛打。

對于司馬光而言，在差役法的問題上已經得到了足夠的利益，也從新黨的權利網絡中打開了缺口，蔡京對他的利用價值不大了。他根本沒有必要爲了蔡京得罪其他的舊黨同僚，所以對于舊黨官員對蔡京的彈劾不聞不問，實際上就是徹底放棄蔡京了。司馬光是典型的僞君子，做人風格與韓琦相似，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雖然他在面子上還維持著清高孤傲的君子形象，實際上各種手段都是爲了自己所在的階層爭奪政治利益。如果和蔡京糾葛上了，這對于他維護自己的君子形象不利，所以對于蔡京被貶是不會發表任何意見的。

站在舊黨未來前途的角度，舊黨官員堅持將蔡京剔除出朝廷，也是爲了保護元祐更化的成果考慮。司馬光等人掀起元祐更化，廢除新法，全面恢複舊制，自然需要將這個政治格局保持下去。如果等司馬光等人故去後，新黨卷土重來，元祐更化就白幹了，他們也會步新黨的後塵。元祐初年，舊黨之所以能卷土重來，除了以太皇太後高滔滔的支持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新黨中的兩面派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舊黨中也存在這種兩面派，舊黨未來能否保存元祐更化的果實，這就成了極大的疑問，所以舊黨官員不得不防。

在相州案中，舊黨是吃過大虧的，所以他們對于兩面派官員非常警惕。蔡京是新黨的後起之秀，是儲備性的人才。這種重要人物臨陣反水，要麽是道德品質非常敗壞，要麽就是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在蔡京的帶頭下，肯定有不少新黨中下層爲了自保而投靠，這就讓舊黨變得良莠不齊。這種犬牙交錯的狀態在政治鬥爭中是非常危險的，不知道什麽時候就會被同僚在背後捅了刀子。舊黨官員爲了自身的純潔性，也爲了防患于未然，對于投靠過來的新黨都是非常慎重的。蔡京如此高位的新黨投靠，舊黨官員不可能沒有疑慮。

由于舊黨拒絕了蔡京，這也出現了一個惡劣的後果，那就是黨同伐異的擴大化。以前舊黨和新黨鬥爭，朝廷中還有一大批官員作爲中間派，調和雙方的矛盾，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當過宰相的王珪和韓绛。可舊黨在將黨同伐異擴大化後，將所有非舊黨官員都當作新黨，如此一來就將打擊面擴大到了整個朝野。如此大的打擊面，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社會動蕩和政治破壞，也爲後來的舊黨敗落埋下的隱患。這樣的情況促使宋朝黨爭陷入白熱化，新舊黨也發展成了後來元豐黨和元祐黨。雙方的政治手段和屢屢突破底線，開始進入各種惡性循環。

後世很多學者將北宋的衰敗和滅亡歸咎于王安石變法，甚至有極端的將王安石列爲奸臣，實際上都是愚不可及的。北宋的衰敗本質上就是黨爭中兩黨屢屢突破政治底線，無節操的打擊報複，對國家和社會造成極大的傷害。王安石變法並不是黨爭的開始，只是一個誘因。黨爭屢屢突破底線是從宋神宗趙顼以烏台詩案陷害蘇轼，擴大對舊黨的打擊面開始的。而元祐更化中司馬光等人再次突破底線，正式結黨對抗，成爲黨爭升級的第二個標志。兩黨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升級鬥爭手段，也讓宋朝走上了衰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