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初，時任東北保安副司令的鄭洞國、參謀長趙家骧急匆匆奔赴吉林，向吉林守備司令、60軍軍長曾澤生傳達蔣介石、衛立煌的命令：

“當夜部隊緊急撤往長春，撤退前必須銷毀所有不能攜帶的物資，炸毀火車站、豐滿水電站、水壩。”

曾澤生心裏吃了一驚，盡管他對撤離吉林沒有意見，但要炸毀火車站、豐滿水電站，他的心裏卻很糾結，特別是豐滿水電站。

豐滿水電站是日僞時期修建的一座水庫，也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水庫，水庫被炸毀，洪水將淹沒整個松遼平原，危及數十萬東北三省的百姓。

經再三考慮，曾澤生最終還是決定，響應中共的號召，沒有炸毀豐滿水庫。

60軍從長春撤出後，士氣確實低落到了極點，曾澤生也因爲未炸毀豐滿水庫一事，遭到了各方指責，心裏滿懷著苦悶。

不過，那時的曾澤生尚未與中共地下黨接觸，起義一事更是無從談起。可後來發生的一件事，卻直接改變了曾澤生的看法。

1948年5月16日，王家善率部在營口起義，參加了解放軍。

王家善起義的消息傳來以後，一度讓曾澤生感到詫異：

“他怎麽會選擇起義呢？”

曾澤生之所以詫異，是因爲王家善率領的營口部隊，本身就是僞滿洲國時期日僞軍的一支部隊。

這樣一支漢奸加反動的部隊，是如何做到全軍一致起義的呢？

王家善是黑龍江巴彥人，早年就是東北軍出身的軍官，九一八事變之前，當過東北軍黑龍江警備司令部參謀。

1935年12月，王家善赴日留學，在日本陸軍大學學習，1937年回到南京，與何應欽有過一面之緣，還曾被授予中校軍銜，任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參謀。不過出乎預料的是，王家善再次出現的時候，人就已經又回到了東北，先後任僞滿中央訓練處教官，治安部參謀司軍務科科長，僞軍官學校教授部部長，步兵第四旅旅長，步兵第七旅旅長。

盡管資料在這方面記載很少，但很顯然，王家善應該是受委派打入了日僞軍系統中任職。

日本關東軍占領東北後，也急于扶持一些有名望的人來出任僞職，以王家善的原來在東北軍的地位，也是比較符合日軍這一想法，所以在後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日軍始終認爲，王家善是他們培養起來的“親日分子”。

可王家善真正骨子裏是抗日的。

1939年，僞滿軍官學校成立，王家善回國後出任了教授部部長。

王家善在校期間，便大力在學生中發展“真勇社”成員。

所謂的“真勇社”是王家善1936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同何正卓秘密成立的愛國組織，該組織便是以“反滿抗日”爲宗旨，吸收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加入，包括王家善後來回國後，在僞滿洲國軍校時期，也吸收了一大部分在校的學生加入組織，這些學生後來都充實到“僞滿洲國”部隊之中。

到抗戰勝利時，王家善的“真勇社”已經發展到200余人。

1941年，日僞當局利用“一二・三〇”事件，誘捕了大批的抗日青年，其中“真勇社”的創建人何正卓因國民黨身份暴露被捕，後來他在獄中交代出了國民黨關系，但卻保護了“真勇社”成員，王家善當時因已受到日僞軍監視，因此決定對外停止使用“真勇社”的名字，全社發展轉入地下。

整個抗戰時期，“真勇社”成員絕大多數都深入日僞軍高層，後來抗戰勝利前夕，積極策動部隊起義，以配合蘇軍作戰。

只是很遺憾，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借口“真勇社”在抗戰時期無活動，下令取締。

不過，真實的情況並不是那麽簡單，國民黨當局之所以對“真勇社”忌憚，是因爲該組織內就有不少共産黨員，擔心這個組織發展起來以後投向共産黨。

顯然，國民黨當局並不是無的放矢。

抗戰勝利後，王家善本來是沒打算留在軍中，盡管他的影響力不小，但他心裏很清楚，在這麽堅持幹下去，一旦將來內戰爆發，自己就會成爲罪人，于是就帶著女婿李殿儒回到了長春老家暫居。

也就是在長春時，何正卓給王家善送來了幾本書，其中就有毛主席寫的《論聯合政府》。

《論聯合政府》是毛主席在1945年4月24日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何正卓能夠冒著風險，把這樣一本書帶到東北，是很不容易的。

何正卓的身份，其實就是一名中共地下黨黨員。

王家善看了何正卓送來的《論聯合政府》，心中略一沉吟，然後說道：

“國民黨反動派所做所爲，是曆代王朝暮年征象，靠不住了。但共産黨那邊沒熟人，難以溝通關系，我進關看看吧！”

不過，王家善並沒有地下黨的關系，到北平轉了一圈，沒碰上共産黨，卻碰上了杜聿明，杜聿明隨即請示上級，任命王家善爲長官部少將高參，跟著又回到了錦州。

1946年4月，東北保安第四總隊被東北民主聯軍打散，杜聿明又任命王家善充任東北保安第四總隊總隊長。

盡管對中國共産黨抱有不錯的好感，但那時王家善尚未決定好一切，他一路到沈陽，沿途不斷的收容第四總隊的潰兵，女婿李殿儒（同年與王家善養女成婚）勸他：

“要小心點，國民黨在利用你，別給國民黨送終。”

王家善則是搖了搖頭：

“國民黨不是給了我一個師嗎，今後該怎樣，騎驢看唱本走著瞧吧。”

王家善本身就是東北軍出身，後來受命重建第四總隊，隊伍裏絕大多數都是他當年的心腹，很快第四總隊規模就擴編到了上萬人。

作爲非嫡系的將領，王家善在國民黨軍之中過得並不如意，只是因爲他尚能掌握一旅之師，所以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對他重用。

可即便如此，國民黨當局仍然不是很信任王家善。

1946年，東北第四總隊成立不久，即開赴遼南山區，歸新六軍下轄。

對于這些非嫡系的部隊，國民黨當局通常的做法就是將他們拆分使用，就如60軍、93軍等滇軍部隊一樣，下屬的各個部隊都被拆的七零八落，當時60軍也有一個師在新六軍下轄，對于這些部隊，新六軍統一的做法是，派駐專門的人員去監視、轄制。

王家善的一些老部下，察覺到新六軍有吞並他們的意思，林春武借著喝醉酒的名義，大吵大鬧：

“你們要撤換王家善，就是逼著我們去當八路軍。”

當時國民黨軍在東北兵力不足，對王家善只能善加安撫。

在東北的數年間，王家善始終無所作爲，除了現實方面的因素外，王家善自己心裏也很猶豫，他的這個思想狀態也引起了在東北的地下黨組織的注意。

除了何正卓外，王家善部隊還潛伏著不少中共地下黨員。

東北局情報組情報員石迪（原“真勇社”長春分社的社長）早在1941年就打入了王家善部，並在部隊中發展情報關系以及地下黨員，王家善的親信部將劉風卓加入了組織，劉風卓在王家善部的影響很大，必要時能夠控制全師，是我黨在王家善部爭取的最關鍵的人之一。

從抗戰勝利之初，國共雙方都在爭奪東北，石迪曾向上級請示，策反王家善部，時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考慮再三，認爲時機不成熟，指示先不要起義。

此後王家善率領部隊，替新六軍站崗放哨，後來又該番號稱獨九師，盡管名義上是一個師，但該師當時是歸屬于新六軍第14師下轄，爲了指揮獨九師，14師還派了一個上校副師長來，盡管王家善名義上是獨九師少將師長，可部隊實際指揮權，基本上都是在這個副師長手中。

王家善一直感到很憋屈，卻也對現實無可奈何。

1947年春，東野展開戰略反攻，國民黨軍逐漸的潰敗，轉而重點防守沈陽、錦州幾個大城市，本來按照新六軍的指揮，是要王家善率領部隊到遼河一帶打遊擊，王家善不願意平白損耗部隊，趁著營口無軍防守，王家善主動請纓去防守營口。

調營口後，王家善部隊改稱暫編58師，歸52軍下轄。

王家善到了營口以後，天高皇帝遠，心思活動的愈發頻繁，只是他仍然沒同意起義。

當時，在王家善部隊潛伏的中共地下黨員都有些坐不住了，于是乎他們也做了一個沖動的決定。

廉榮春、喬遇春等幾名潛伏的地下黨准備發動暫編58師中下級軍官起義，然後兵臨城下，逼迫王家善率部起義，但當時時機尚不成熟。毫無疑問，這次舉事自然以失敗告終。

林春武把這件事告訴了王家善，王家善也很無奈，搖頭歎息：

“這幾個人太輕率，整出事來，他們完了，我也要掉腦袋。”

從王家善的話中不難看出他的想法。

據李殿儒回憶他和王家善之間的對話，他曾問王家善：

“看形勢您必然走這條路，應該見好就收吧。秋季攻勢咱打勝了，眼下共産黨又派人來聯系，現在起義比兵臨城下光彩多了。”

王家善搖頭：

“越在勝利的情況下越不能起義。你想想看，剛剛取勝，官兵有一股驕氣；林春武把消息遞給我，說明贊成起義的人數不多，一個連長月薪（加空額）100多萬（當時通貨膨脹嚴重），正是享福的時候，誰願意攜家帶口跟我們去受窮？我們要起義，有人振臂一呼表示反對，誰還肯聽我們的？即使你能保我出去，成了光杆司令，人家要我們有啥用？”

李殿儒又問：“那要等到什麽時候才可以呢？”

王家善說：

“國民黨肯定不行了，剩下幾個孤立的據點，營口是其中最小的，肯定要先被吃掉，我不會等到山窮水盡丟人現眼。預計東北丟掉半年之前，局勢一定非常緊張。外邊有了壓力才能起義，大部分人才會跟著我們走，時機一定要把握准，國民黨與我們無緣無德，何苦陪它殉葬！共産黨與我們無仇無恨，肯定會走到一起去的。”

王家善對于形勢的認識，還是很清楚的。

對于起義的廉榮春、喬遇春，王家善暗中出手，悄無聲息的保護下來，不讓國民黨特務抓捕他們，還對外發出了通緝令，至于對部隊裏還沒有暴露的劉風卓等人，則予以保護。

“共産黨必將得天下，可國民黨還能維持二十年。”

劉風卓也意識到，如果要想起義，老長官王家善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1948年春，東野進攻遼陽，王家善心裏很清楚，遼陽之後就是鞍山、鞍山之後就是營口，而營口絕對守不住，到時候自己手上的一個師白白折損，到了關內，國民黨當局也不會讓他再編一個師。

與此同時，東北局社會部也注意到了王家善思想上的起伏，決定從兩個方面入手，一個是從軍事上包圍，另外一個就是由潛伏的地下黨出面，勸說王家善率部起義。

幾天以後，王家善召開連以上會議，討論未來何去何從，當時會上也確實有不少人提出，守不住營口，就要撤退到錦州，再不濟就入關的想法，可見那時部隊思想並沒有完全統一，起義是有實際困難的。石迪、劉風卓等共産黨員也十分焦急，因爲直至臨戰時，他們仍然未能勸服王家善，如果貿然率部起義，暫編58師極有可能分裂成兩派，起義成功了還好說，一旦失敗，局勢失控那就很難說了。

盡管在會上，大家七嘴八舌提了不少意見，可王家善在部隊中，還是有相當的聲望，所以大家都想聽聽他的意見。

王家善的老部下梁啓章站出來說：

“我們從‘真勇社’起，跟師長十幾年了，聽你的吧，請你臨機決斷。”

他的一句話，立刻引起了其他人的響應。

關鍵時候，王家善終于統一了部隊的思想，他要的就是老部下這句話：

“既然諸位信任，那我一定帶領你們走一條有前途的路。”

1948年2月23日，王家善派出侄子王鳳祥、劉風卓出城與我軍聯絡。時任遼南軍區司令員吳瑞林親自接見了王家善派來的代表，雙方舉行了談判，吳瑞林代表東總直接談了五點：

一、起義部隊保持原建制，起義後編爲東北民主聯軍的一個獨立師，與解放軍一視同仁。

二、起義官兵既往不替，保護官兵的個人財産，願回家的發路費，開證明按起義人員待遇。

三、因營口是解放軍必爭之地，限三日內起義。

四、中國共産黨和解放區軍民熱烈歡迎王家善師長能率部起義。

五、王師長還有什麽要求，明晚再來談判。

王鳳祥兩人回去以後，將解放軍開出來的條件告訴了王家善。

王家善仔細思考了一夜，第二天傍晚又派了梁啓章爲全權代表談判，對于起義的條款，王家善並無反對意見，只是提了一個小要求，暫編58師這幾天正要補給，王家善想拿到這些補給在起義，就當是給解放軍一個大禮。因此建議把起義日期推遲到26日以後。

不過，吳瑞林卻搖頭拒絕了：

“武器、糧食、船艦、飛機是小事兒，起義是大事兒，不能因小失大。”

參謀長金振鍾也笑著說：

“那些東西早晚都是我們的，先讓蔣大隊長多保管幾天吧！”

雙方敲定，起義時間定在1948年2月25日晚7時。

盡管已經決定好一切，王家善內心仍然很緊張，不到最後關頭，誰也不能保證不發生意外。

駐紮營口的國民黨軍除了暫編58師外，還有新一軍的部隊以及交警總隊，按照要求，王家善需要解除這些部隊的武裝。

2月25日下午2時，王家善召集全師，暫編58師全師90%以上官兵都同意起義。

2月25日下午3時許，梁啓章指示李殿儒抽調警衛連，嚴密保衛師部安全，王家善也派出專人，以開城防會議爲名義，召集市長袁鴻逵、五十二軍副軍長鄭明新、交警第三總隊長李安等十幾個主要人，等這班人到了會場以後，王家善立即下令予以控制。

2月25日晚7時，起義部隊已經控制了營口，按照約定發了三發照明彈，迎接遼南獨立師入城，當時營口還有國民黨軍殘余部隊企圖負隅頑抗，王家善親自率領暫編58師部隊，配合遼南獨立師一起行動，經過9個小時激戰，全殲了敵人。

1948年5月16日，王家善部改編爲東北人民解放軍獨立第五師，全軍統一番號後，又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67師。

值得一提的是，王家善的部隊雖然是屬于雜牌軍，但部隊中軍官士兵的素質都很高，所以部隊起義以後仍然保留了一個完整師的建制。

王家善走了一條光明的前程，也極大的震動了國民黨軍，特別是對後來曾澤生率領60軍起義，起到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