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仁宗統治時期，存在著一些非常明顯的問題，其中最爲顯著的就是官員數量過多。想象一下，當時的京官數量已經膨脹到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那麽，膨脹到什麽程度呢？有人，不是王安石，而是他的前輩，勇敢地站出來，想要改變這一切。

這就是發生在仁宗朝中葉的一場重要改革運動——慶曆新政。這場改革的主角，我們已經在之前的講述中提及，他就是範仲淹。他不僅在應對西夏的戰爭中表現出色，穩定了西北前線，而且在1043年，隨著宋夏議和的完成，他的聲望達到了巅峰。這一年，他被召回京師，擔任參知政事，相當于副宰相，地位顯赫。

範仲淹懷揣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惡而惡”的信念回到開封，他想要對整個北宋的官僚集團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他呈上了一份名爲《答手诏條陳十事疏》的奏疏，提出了十項改革措施，主要針對的就是當時的冗官問題。雖然他也提到了其他一些改革，如修武備、開墾荒地、改革稅制、公平徭役等，但這些都沒有像裁減冗官那樣具體和緊迫。

讓我們來看一個數字：在宋太宗的時代，北宋剛剛統一時，京官總數是四萬多人。而到了宋仁宗時期，也就是範仲淹改革的時候，這個數字已經飙升到超過二十六萬。要知道，當時的開封加上流動人口也只有兩百多萬人，卻有二十六萬的公務員。可以想象，當時北宋朝廷的主要開銷都用在了養軍和養官上，冗官和冗兵問題變得極爲嚴重。

因爲國家需要打仗，士兵不能隨意裁減，所以改革首先從裁減官員開始。這場針對文官集團的改革，就是曆史上所稱的慶曆新政。它可以說是一次士夫人的自清運動，旨在提升政府效率，減輕國家的財政負擔。

範仲淹提出的幾項原則，猶如明燈照亮北宋的官場。首先，他力主明黜陟，爲文官的升遷劃定了清晰的路徑。三年一考核，無論你出身何處，只要表現優異，便可步步高升；反之，若表現不佳，則面臨貶官甚至罷免的風險。這一改革猶如鐵面無私的判官，讓官場風氣煥然一新。

其次，範仲淹堅決反對當時的恩蔭制度，主張廢除特權，實行公平競爭。他提倡京貢舉，要求地方官員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和實習，才能走上更高一級的崗位。這一舉措如同砺劍石，磨砺出了一批批優秀的公務員。

此外，範仲淹還主張慎重選拔地方長官，認爲這關系到國家的安危。他建議由中樞省和樞密院推薦人選，再由皇帝親自選拔。這一制度如同烽火台，確保了國家權力的穩固。

最後，範仲淹提出了均公田的政策。他認爲，職田的收入應當與官員的考核挂鈎，表現不佳者應當收回公田，以此作爲懲罰。這一政策猶如嚴冬中的寒風，讓那些屍位素餐的官員無所遁形。

但是範仲淹的改革很快受到了朝中一些資曆更老的官員的強烈反對。其中最重要的是兩位，一位是呂夷簡，他在真宗到仁宗時期一直擔任宰相，聲名顯赫；另一位是夏竦，他曾是範仲淹的上司，在陝西作戰時與範仲淹共事過。

呂夷簡認爲他對範仲淹有恩，因爲是他推薦範仲淹去陝北的。然而，範仲淹的改革卻威脅到呂夷簡家族在官場上的利益，因爲呂家在科舉考試中表現優異，家族中的許多人都當上了尚書以上的高官。因此，呂夷簡對範仲淹的改革非常不滿，認爲他在結黨營私，制造朝中的矛盾。

夏竦也對範仲淹的改革持反對態度。他甚至聯合其他朝臣，在宋仁宗面前控告範仲淹制造朋黨，甚至有陰謀勾結外敵背叛朝廷。這些指控在古代被認爲是很大的罪名。不過，還好宋仁宗並不笨，他對此心知肚明。當宋仁宗發現整個官僚集團都在激烈反對範仲淹的改革時，他就暗示範仲淹罷手。因此，範仲淹自請離任，慶曆新政只持續了一年四個月就結束了。

各位可以從中看出，北宋時期士大夫集團的力量非常強大。南宋的很多官員，諸如狄青、王安石柳宗元，他們的下場與範仲淹相似，從中央貶到地方。這四個字可以概括當時的情況：縱怒難犯。改革非常困難，需要謹慎處理各種勢力之間的關系。

裁官難，裁軍就更難了在範仲淹的改革，他並未觸及裁軍這一敏感領域。我們不妨以數字爲證：在澶淵之盟時期，黃河南北駐紮的禁軍人數約爲57萬，這個數字已經頗爲可觀。然而，到了宋仁宗時期，這一數字竟然飙升至近200萬，其中多爲廂兵。這樣的軍隊規模，足以令人咋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北宋的財政狀況日益緊張，捉襟見肘。

盡管曆次改革都未能完全成功，但曆史的車輪並未停止。宋英宗即位後，盡管在位時間僅四年，卻爲後來的改革埋下了伏筆。緊接著，宋神宗繼位，他啓用了一位年輕有爲、道德聲望與範仲淹相當的官僚——王安石。王安石推行的熙甯變法，成爲北宋曆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這場變革中，士大夫集團的自覺意識顯得尤爲強烈。他們深知國家的興亡與己息息相關，肩負著沉重的責任。然而，改革必然伴隨著集團內部的鬥爭。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時期的鬥爭與唐代牛李黨爭或明朝東林黨爭相比，顯得較爲溫和。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爲“君子之爭”，鬥智不鬥氣，鬥氣不鬥力，鬥力不鬥身。這種點到爲止的鬥爭方式，成爲北宋政治的一大特色。

回顧這個時代，我們不難發現，北宋雖然有問題，但他依然是一個富庶繁榮的時期。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繁榮景象，正是這一時代的縮影。而在宋仁宗的鼎盛時期，宋朝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富庶與繁盛。面對如此龐大的人口，帝國並未被壓垮。這背後，無疑是宋朝那一套完整而高效的官僚管理體系和官員品德素質的支撐。

總結起來，北宋時期雖然面臨著冗官冗兵等諸多問題，但正是在這樣的困境中，士大夫集團展現出了強烈的自覺意識和責任感。他們通過溫和而堅定的改革，努力挽救國家的命運。盡管鬥爭不可避免，但北宋的鬥爭方式卻爲我們提供了一種“點到爲止”的智慧。在這個富庶繁榮的時代，宋朝展現出了其獨特的魅力和活力。

比如大名鼎鼎的歐陽修，他在宋仁宗朝中擔任過很多重要職務，雖然官運不是很好，但也有許多故事流傳下來。比如蘇東坡，他是三蘇之一，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起在宋仁宗朝中活躍。

他們之間有許多有趣的故事，其中蘇策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故事。他在考試時寫了一篇批評宋仁宗的文章，但因爲他在考試科目中表現優異，宋仁宗並沒有懲罰他，反而給了他第四等的成績，這是對死者的獎勵。因此，蘇策後來的官運非常好，一路做到了副宰相的職位。當然，他中間也有一些被貶的經曆，但總的來說，他的官運還算不錯。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宋朝的時代精神在這些曆史人物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民間的富庶和清明上河圖等文化成就，都是宋朝繁榮的象征。

現在，讓我們來評價一下宋仁宗。雖然有人罵他，比如明末清初三先生王船山在他的名著《宋論》中提到，宋仁宗在親政之初沒有決斷力，但對于人才的升降和國政的改革沒有貫徹始終。

他認爲，這些官員因爲各種原因，有的因爲表現不好，有的因爲官僚集團之間的矛盾，會被貶到地方去，有的時候又回來，有的時候升官，有的時候貶官，浮浮沉沉。所以，他認爲宋仁宗沒有決斷力，對于慶曆新政的改革失敗，他持相當冷漠的態度。雖然後世對範仲淹的稱贊很高，但他在和稀泥方面做得不夠好，沒有決斷之勇氣。

著名的元朝宰相脫脫，他的漢學素養非常高，能寫詩能寫文，史學也非常發達，他一個人就寫了三部史，宋、金、遼史都由他所寫。在《宋史》中，他對仁宗的評價非常高。他認爲，仁宗恭儉仁恕，出于天性，天性就是非常仁恕。這是非常好的評價。而且，脫脫還提到了一些關于仁宗的故事，比如說他有一次晚上餓了，想吃燒羊，但是又怕廚師過量准備，每天殺一只羊，造成浪費，于是就忍住了。這說明仁宗非常節儉，關心民生。而且，他還下令將所有死刑案件上報給他，每年都能赦免一千多人，這也說明他非常仁慈。

總之，脫脫認爲，雖然仁宗朝也有一些貪官汙吏和不好的事情發生，但總的來講，仁宗朝能夠用一些正直的人，把整個朝廷的風氣匡正。雖然也有一些不好之處，但整個朝廷的風氣還是非常好的。所以，蒙古人對宋朝的評價很高，認爲宋朝是一個非常正直、仁慈、節儉的朝代。

在仁宗朝，有兩個字非常關鍵，那就是“得志”。從皇帝開始，到下面的官僚士大夫，大部分人都能夠節制自己的權力，爲老百姓和朝廷做很多事情。因此，當時整個朝廷的風氣基本上還是很好的，以善類當家，倡導善類之氣。

雖然無法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基本上可以讓朝廷繼續運作下去。《左傳》中有一句話說：“爲人君，止于仁。”這句話用來形容宋仁宗非常合適。仁這個谥號來自于他作爲君王最重要的德行——仁。什麽是仁？就是能夠上下協調良好，對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永遠抱持著一顆仁慈之心，體諒老百姓的不易。所以，他認爲仁字用在宋仁宗身上絕對沒有問題。

從傳統儒家的觀點來看，宋仁宗幾乎是完美的君主。他克制自己的權力，願意分享權力給官僚士大夫群體，並且時時刻刻關心老百姓的生活，不願意給老百姓造成太大的負擔。這完全符合儒家的德治傳統。

因此，這樣的君主除了能夠治理好國內事務之外，其本身的品性、道德也是至關重要的。我們說傳統的儒家政治理想可行與否，宋仁宗給出了一個答案，即看這個皇帝是否願意把事情做到底。脫脫在這邊也有一個肯定，認爲宋朝三百年的基業歸功于仁宗。此外，他還認爲宋仁宗對子孫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子孫如果能夠遵循他的行爲，那麽仁宗就爲他們樹立了非常好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