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保加利亞籍執行董事克裏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正尋求連任第二任期。對于這位來自歐盟成員國保加利亞的總裁的連任，歐洲各國財政部長不出所料（且頗爲慌張地）紛紛表示支持。

關于格奧爾基耶娃總裁，法國財政部長布魯諾·勒梅爾評價她爲“在適當的時機擔任適當職務的適當人選”。法國財政部長發表這樣的言論並不奇怪。自二戰以來，就像美國一直獨占世界銀行行長的位置一樣，IMF執行董事的位置已經成爲歐洲的“世襲財産”。

本文並非討論現任總裁董事格奧爾基耶娃是否適合連任第二任期，而是對歐洲官僚在IMF中相對于其他國家官僚享有更有利條件的現狀提出質疑。

從法國總統馬克龍到德國總理朔爾茨，歐洲領導人都在向新興國家強烈宣揚全球治理和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重要性，但這種歐洲的虛僞行爲必須受到譴責。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是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建立的，涉及世界經濟運營的國際規範，如今顯然已經過時。

歐洲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搖擺不定，在2022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開始時達到了頂峰。歐盟對那些無視制裁，繼續從俄羅斯進口石油和天然氣的像印度這樣的國家表示了強烈的憤怒。另一方面，歐洲在能源安全保障的名義下，幾乎做著同樣的事情，這是頗具諷刺的。

這裏要問歐洲一個問題。如果全球治理和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對歐洲來說真的那麽重要，那麽爲什麽歐盟還要求各國支持格奧爾基耶娃總裁連任第二任期，而不是表明支持來自歐洲域外的候選者呢？

可能很多歐洲人會反對將歐盟作爲針對目標，而在這件事上讓美國獨善其身。其實在IMF和世界銀行高層職位的問題上的歐美分配特權，不僅是歐洲，美國也有責任廢除這種做法。

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導致秩序崩潰，新興國家在IMF中的發言權和存在感才略有擴大。即使現在，歐洲國家在IMF中仍然擁有不成比例的巨大發言權。如何解釋國內生産總值（GDP）爲1.8萬億美元的韓國，在IMF中的投票權比GDP爲1萬億美元的荷蘭還要少？GDP爲5950億美元的小國比利時，如何維護其相對于GDP爲1.1萬億美元的印度尼西亞擁有顯著更大的發言權？

然而，如今在IMF中，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所持有的投票權相加，已經超過了歐洲主要國家的比重，歐洲也應當意識到這一點。此外，如果還考慮到新興國家的投票權，包括沙特阿拉伯、巴西、南非等國的投票權，目前非歐美國家的份額已經占據了IMF相當大的部分，如果將來投票權的分配進行重新調整，這些國家的影響力將進一步增強。因此，亞洲各國政府現在就應該發聲，關于國際機構如IMF和世界銀行未來的人事安排，他們的意見應該得到傾聽。

國際機構如IMF和世界銀行的運營仍然需要世界上最能幹的候選人，亞洲各國應該要求一個公正、透明、基于實力主義的選拔方法。經過這樣的過程，如果選出的是歐洲籍候選人，才應該沒有異議。

在沒有經過這樣公平的程序之前，IMF和世界銀行曆代的高層地位的由來只是因爲他們“父母”在很久以前的世界大戰中分配戰利品時恰好出現在了正確的時間和地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