陣法，顧名思義就是行軍作戰時軍隊所采取的隊形與人員配置方法。

從古到今，只要是來到戰場上的軍隊，不采用一定的陣型或戰法，單靠死打硬拼，要想取得勝利幾乎是天方夜譚。陣法的意義就在于合理調配不同軍種或不同編制的兵力，實現優化組合，依托有利戰場環境，將集團的戰鬥力發揮到最大，最終贏得戰爭勝利。

有了陣法便有陣圖，所謂陣圖，是將行之有效的陣法用符號或圖案標記下來以備訓練或實戰之用的資料。

中國古代的陣法起源甚早，根據文獻記載，早在西周時期即有依據一定的隊列隊形展開的軍事演練“蒐田”，而經曆了春秋戰國時代的戰爭實踐，有關陣法的探索和使用日漸普遍，一些基本的布陣原則也慢慢成型。至于陣圖，《漢書・藝文志》收錄有“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有學者便指出，這裏所謂的“圖”應當就是標明陣型的陣圖。

雖說陣法、陣圖在戰爭中不可或缺，可在中國古代王朝中，要論對陣法的重視和大量使用，甚至統治者親力親爲繪制陣圖指導作戰，宋代都是僅有的例子，可偏偏又是宋代，其軍隊戰鬥力的低下也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在對外戰爭中幾乎未嘗勝果。那麽，宋軍的不堪一擊究竟是其使用的陣法、陣圖出了毛病，還是另有隱情呢？

陣法、陣圖之所以能在宋代有“井噴式”的出現，與宋以前曆代兵家圍繞戰陣的長期鑽研與總結是密不可分的。前面已經提到，早在西周時期，周天子對軍隊的行軍隊列就有一定的要求，到了春秋時期，隨著諸侯間混戰的開始，因應實戰需要的“三陣”誕生了。

繻葛之戰示意圖

“三陣”即將軍隊分爲左、中、右三軍，橫向配置，以中軍爲主力，左、右兩翼機動掩護。在周桓王十三年（前707年）的繻葛之戰中，鄭莊公采用了稱爲“魚麗陣”的新陣法可被視爲“三陣”的傑作。

《左傳・桓公五年》記載，鄭國軍隊以“曼伯爲右拒，祭仲爲左拒，原繁、高彌渠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即以戰車居前、步卒殿後，戰車間的空隙由步卒填充。形成步兵環繞戰車的編隊，發起進攻時先以左、右兩個方陣居前攻擊敵軍脆弱的兩翼，最後以戰力最強的中軍投入戰場，奠定勝局。

“三陣”之後演化爲“五陣”，“五陣”是晉國軍隊在攻打北方狄人時創造的陣型。由于戰場處于山地，不利于戰車展開，據《左傳・昭公元年》記載，當時晉軍主帥魏舒“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陣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即將步卒以前、後、左、中、右五個方位加以編排，自前向後，人員由少及多，左右兩個方陣位置靠前，在拱衛中軍的同時，亦可相機包抄敵人。

進入戰國時期，隨著騎兵、弩兵等新式兵種的出現，“五陣”這種講求縱深與協同作戰的陣法在實戰中愈益成熟。參觀秦始皇陵兵馬俑，可大致一窺大秦軍團對“五陣”之法的娴熟運用。兵馬俑一號俑坑，以成列的輕裝步兵爲前隊，以戰車與持戈、矛等長兵器的重裝步兵爲中軍，中軍左右兩翼分別部署披甲步兵以爲拱衛，而中軍之後複有數列重裝步兵殿後，構成十分完善的“五陣”陣型。

而在兵馬俑的二號俑坑，弩兵陣列居前，車陣與騎兵陣分列左右，車步騎的混編陣列則位于中後部，各兵種的特性通過陣法的組合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其強大的集團戰鬥力也由此得以釋放。

《孫膑兵法》

戰國著名軍事家孫膑在“五陣”的基礎上又歸納出了“八陣”和“十陣”。《孫膑兵法・十陣》指出：“凡陣有十：有方陣，有圓陣，有疏陣，有數陣，有錐行之陣，有雁行之陣，有鈎行之陣，有玄襄之陣，有火陣，有水陣。此皆有所利。“至于孫膑所說的“八陣”，則並非指八種不同的陣法，而更像是某種布陣的總體原則，所謂“易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厄則多其弩”，在戰場上必須依據敵情和地形的變化，對陣型的兵力配置加以及時調整。

“八陣”容易使熟悉三國故事的讀者聯想到諸葛亮的“八陣圖”，毋庸置疑，這兩者之間確實有一定聯系。不過，像《三國演義》第八十四回所說，諸葛亮布置的“八陣圖”是江灘邊布置的石頭陣，用以迷惑敵軍，這明顯就不是軍陣了。

可以肯定，這裏孔明的“八卦陣”與曆史上的“八陣圖”也毫無關系。在明清章回小說裏，一旦涉及陣法帶數字“八”的，往往要與周易八卦或民間的奇門遁甲勾連起來，《演義》裏的這一段也不脫此例，既然孫膑所稱“八陣”只是陣型變化的原則，那“八”與所謂“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的八門也就並無任何對應關系。

如果聯系三國時期蜀軍的實際情況（人數少、缺乏騎兵、善于利用地形等），或許可以推測諸葛亮的“八陣圖”應當就是根據蜀軍的戰術特點，以小型作戰單位有機編組，對應不同情況制定出的集團陣型，其進可攻、退可守，變化多端，恰如唐代名將李靖所言：“八陣本一也。”

總之，經過長期實踐探索，陣法、陣圖已成爲中國古代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無論是“三陣”還是“五陣”、“八陣”，強調必須因時因地進行兵員配置，實現各部間的有效協同，則是曆代兵家和將帥都反複強調的布陣法則。這就意味著，從來不會有什麽萬無一失的陣法或陣圖，事先規劃好的陣法、陣圖只能是作爲臨戰時的參考，而不可一味照搬。

趙光義

但就是如此簡單的道理，宋太宗趙光義似乎始終領會不了。

開寶九年（976年），北宋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在盛年驟然離世，其弟趙光義于“燭影斧聲”的謎團中匆匆即位，是爲宋太宗。盡管太宗是否弑兄篡位依然聚訟紛纭，但其繼承人身份並無法理依據卻是事實，這也使得太宗急欲對外用兵，完成太祖時未盡的擊敗契丹、收複燕雲的大業。

然而，事實證明太宗完全缺乏兄長那樣卓越的軍事能力，在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和雍熙三年（986年），宋軍曾兩度發起對幽州的攻勢，但均爲遼軍挫敗，兩場失利使北宋的武裝力量蒙受巨大的損失，在對遼作戰中也不得不轉入守勢，收複燕雲的希望淪爲泡影。

在一連串軍事災難中，宋太宗獨特的“指揮風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表露：他極度依賴預先制定的陣圖去指導和幹預前線將領的行動。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在宋軍第一次幽州潰敗後，遼軍大舉南犯，當崔彥進、崔翰等人領軍迎敵前，太宗即親自授予諸將陣圖，“分爲八陣，俾以從事”；雍熙四年（987年），在宋軍于幽州二度潰敗後，太宗又召大將潘美、田重進、崔翰入朝，賜予“禦制平戎萬全陣圖”，並“授以進退攻擊之略”。

既稱“萬全”，太宗對其所設計的陣圖一定是頗爲自滿的，他也確實覺得自己就是“軍事天才”，打仗打不贏那都是由于將領沒有按照自己的指示去做：“朕每出兵攻伐，意頗精密，將兵之人丁甯谕之，不聽者多致敗事。”

那這個百戰百勝的“平戎萬全陣”到底長什麽樣呢？

“平戎萬全陣”

宋仁宗朝編修的軍事類書《武經總要》提供了有關太宗“陣圖”的詳細記錄，“平戎萬全陣”在組成上分爲前鋒、中軍、後殿、左右翼五部分，共計兵力十四萬余人。中軍爲並排的三個方陣，構成主力，每陣各方五裏，周長二十裏，計七千二百步，每陣間隔一裏，陣面長計十七裏。中軍方陣每一地分（五十步）設戰車一乘，配屬士兵二十二人，三個方陣的主力總計部署戰車四千三百乘，兵力十一萬余人。

環繞中軍的是騎兵，左、右翼各兩列，前列一百二十五隊，每隊五十騎，共六千二百五十騎。後列一百二十五隊，每隊三十騎，共三千七百五十騎，計每陣一萬騎，共兩萬騎，另有探馬六百五十騎。前鋒、後殿亦各爲兩列，前列六十二隊，每隊五十騎，共三千一百騎，後列六十二隊，每隊三十騎，共一千八百六十騎，另有探馬四十騎，計每陣五千騎，共一萬騎。

“平戎萬全陣”完全是針對遼軍戰術設計的陣型，《武經總要》提到宋太宗編制此陣的初衷：“特以河朔之壤遠近如砥，胡虜恃馬常爲奔沖，故因洞當余法廣增其制。所以挫馳突之銳，明堅重之威，循明摘實，知神謀之有在矣。”即以騎兵陣列護衛和警戒步兵爲主的中軍，防止遼軍騎兵沖陣。

契丹人與過去崛起于內亞草原的諸多遊牧民族一樣，以快速機動的騎兵戰法爲長。熟知遼軍戰法的北宋官員宋琪提到，遼軍“用兵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土風曳柴，饋饷自齊，退敗無恥，散而複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可見，遼軍最擅長的是迂回、埋伏、截斷敵軍糧道，太宗的“平戎萬全陣”無疑是希望用擁有大縱深和嚴密護衛的陣型阻絕被遼軍抄後路的隱患。

可紙面上再好看的陣法，到了真刀真槍的戰場上便是另一碼事了。學者陳峰等即指出，“平戎萬全陣”最大的缺陷是編制浩大、笨重累贅，假使完全遵照其要求布陣，方陣長寬均將達到二十裏，意味著其適用的戰場必須在毫無河流或山林阻隔的平坦地區，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平戎萬全陣

另外，整個陣型既以“五陣”的形態展開，中軍卻又以步車混合的方式去組成橫向的“三陣”，大陣套小陣，顯得極度呆板，十四萬人若是一五一十照此陣圖布陣，耗時之久可以想見，很可能陣型尚未擺完，契丹騎兵就已沖到眼前。

最重要的是，“平戎萬全陣”的“鐵桶式防禦”使得軍隊的機動性喪失殆盡，只能是被動地等待敵軍進攻，遑論主動出擊、尋覓戰機。足見此陣圖可謂既無法“平戎”也不能“萬全”。

曆史上並沒有留下“平戎萬全陣圖”運用于實戰的記載，但從發生在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十月的滿城之戰可以看出，假使宋軍的前線將領依照太宗事前頒布的陣圖作戰，很可能會面臨巨大風險。

滿城之戰是緊接著宋軍第一次攻打幽州遭遇高梁河慘敗後，宋遼兩軍主力的首度交手。當時遼燕王韓匡嗣、耶律休哥率軍大舉南侵，兵力達到十余萬，目標直指鎮州（今河北正定）。宋太宗在高梁河敗退後已預料遼軍會反攻，所以也預先做了防禦安排：以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守關南，以都钤轄劉廷翰、钤轄李漢瓊戍鎮州，以殿前都虞侯崔翰知定州，節制緣邊諸軍。

至九月三十日，遼軍主力抵達滿城以西，宋軍劉廷翰、李漢瓊、崔翰各部亦陸續進抵滿城以北的徐河前線，兵力達八萬余人。本來整個戰場的形勢對宋軍極爲有利，此時由崔彥進所率關南部隊正自西側預備向遼軍後方迂回，宋軍正創造出一個夾擊遼軍的絕好機會。可就在這一關鍵時刻，身處徐河正面的宋軍諸將卻爲是否要按太宗所賜陣圖布陣爭執起來。

原來，當遼軍大隊騎兵開入戰場時，右龍武將軍趙延進登高觀望敵情，發現遼軍勢大，“東西亘野，不見其尾”，反觀宋軍這邊，崔翰剛准備按照太宗所頒陣圖布所謂“八陣”，然而面對契丹鐵騎，太宗的戰陣卻大成問題，“陣相去百步，士衆疑懼，略無鬥志”。

趙延進見狀十分憂慮，他向崔翰報告說：“主上委吾等以邊事，蓋期于克敵矣。今敵勢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于辱國乎？”

趙延進建議宋軍應立即改松散陣型爲前後兩陣，采中央突破的辦法，殺契丹人一個措手不及。但崔翰對此卻很猶豫，生怕違逆了太宗的“陣圖”，戰後會被問罪，趙延進立即拍胸脯表示：“倘有喪敗，延進獨當其責！”關鍵時刻，擔任監軍的李繼隆也力挺趙延進：“兵貴適變，安可以預料爲定！違诏之罪，繼隆請獨擋之！”

終于，崔翰聽從兩人勸告，將陣型調整爲前後兩陣，一時間宋軍士氣大振，契丹人被打得全線崩潰，崔彥進一路人馬又適時抵達，追殲殘敵，此役宋軍斬首一萬三千余級、俘虜數萬人，滿城之戰成爲了宋遼戰爭中北宋少有的一場勝仗。

滿城之戰的結果無疑是皆大歡喜，太宗也沒有因變陣之事責罰崔翰等人，但必須看到，趙延進、李繼隆敢于建議變陣，是因爲他們一個是太宗的連襟、一個是太宗的大舅子，算是皇親國戚，太宗自然不會降責于他們。可以設想假使前線都是與太宗非親非故的將帥，絕對不會有人敢于造次變陣，若是那樣，滿城之戰的結局怕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趙光義

太宗顯然並沒有從滿城之戰汲取什麽經驗教訓，反思一下自己在深宮之中用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陣圖束縛千裏之外將領的手腳，使其徹底喪失戰場應變能力有什麽不妥。他這套獨特的“禦將之法”在《李繼隆墓志銘》上被生動歸納爲：“圖陣形，規廟勝，盡授紀律，遙制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

難道北宋朝野上下都看不到宋太宗倚賴“陣圖”指揮作戰的巨大危害嗎？顯然不是。端拱二年（989年），時任知制诰的田錫便上奏稱：“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無不破敵矣”。

太宗對這類建議基本就當成“耳旁風”，他甚至對心腹大將傅潛說道：“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其實，與其說太宗是覺得他玄妙的陣法“非常情所究”，倒不如說是他堅持預授陣圖背後的一整套統治邏輯“非常情所究”。

宋自立國以來，便力圖扭轉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武將跋扈的局面，在制度設計上收兵權、“強幹弱枝”，削弱將帥權限，在這方面，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無疑是最爲後人津津樂道的故事。

但這種慣常的說法卻無視了太祖在裁抑一批武人的同時，也適時籠絡和培植新的武將，無論是控馭西山的郭進，還是鎮守關南的李漢超，都從太祖手中獲得過管理轄區軍事，甚至行政、財政事務的巨大權力。宋太祖的“禦將”之道勝在寬嚴相濟，懂得如何調動武將的主動性和進取心，這也是其統治時期，北宋的統一戰爭能夠無往不利的重要因素。

趙光義

相比太祖，太宗與武將間的關系從一開始就不那麽融洽。這一方面是由于太宗幾乎沒有領兵作戰的實際經驗（美國學者龍沛認爲，這可能是太祖排斥太宗勢力染指軍事領域的有意安排），另一方面更在于太宗一直把這些效命兄長的精兵強將當成危及自己皇位的頭號隱患，尤其是在高梁河兵敗後，北征諸將一度決定擁立太祖之子趙德昭爲帝，更給了太宗一記“靈魂暴擊”。

于是，太宗雖然遵循太祖“抑武”的國策，但其著眼點早就從對外轉向了對內，他大肆鼓吹“事爲之防、曲爲之制”，把防範威脅最高權力的潛在變亂當成了一切政策的出發點，想盡辦法剝奪武將的指揮全權，以貫徹“將從中禦”的原則。

這也就是宋太宗爲何明知其制定的陣圖往往在戰場上用不了，卻依然要頒賜將領嚴令其遵照執行的根源，因爲只有最“聽話”的將帥才會被視爲是最“忠誠”的將帥。

太宗從提防猜忌的陰暗心理出發，以陣圖遠程遙控前線將領的做法，給宋軍的戰鬥力造成了持久性的損害，一個突出後果便是，由于軍隊一切行動都需遵照最高指示，有經驗、有想法的將領無從展現自身水平，到了太宗晚年，站在對遼戰事第一線的就只剩下傅潛、王超這樣一群只知唯唯諾諾的庸將。

傅潛、王超能得到太宗重用，不是他們本身有什麽過硬的軍事素養，而是因爲他們能完全像“提線木偶”一樣照著皇帝的意思打仗，無怪乎幾十年後王安石會對宋神宗嘲諷道：“傅潛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將所在，诏付兩卷文字，雲兵數盡在其中，候賊如此即開某卷，如彼即開某卷。若禦將如此，即惟王超、傅潛乃肯爲將，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時爲將，坐待敗衄也。”

趙德昌

宋真宗即位後，全盤沿襲其父倚賴陣圖、指揮作戰的做法，而他本人雖是長在深宮，毫無戰場曆練的公子哥，卻對排兵布陣始終懷有濃厚興趣，于是傅潛、王超之輩又大得他的信任。

鹹平二年（999年）八月，真宗爲震懾契丹，下令對駐紮開封的殿前司、侍衛馬軍及步軍司的二十萬大軍實施檢閱，並委任王超爲閱兵總指揮，結果閱兵當日，王超揮動五方令旗，竟能使二十萬人馬進退自如、變化多個陣型，真宗看了十分高興。可見王超雖然打仗水平不行，但論“排陣”確實是得了太宗皇帝的“真傳”。

在親自繪制、頒賜“陣圖”方面，真宗也極力向太宗靠攏。他曾經多次“出示陣圖”與武將及輔臣，至景德元年（1004年）赴澶州親征前，他還不忘向前線將領下達陣圖：“內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

真宗與太宗一樣，認爲要應付契丹騎兵的快速沖擊，有效的戰陣必須實現“伍貴持重, 而敵騎無以馳突”的特性。此後他結合自身認識，將其父傳下來的“平戎萬全陣”加以改進，形成所謂“常陣”。常陣由先鋒陣、側先鋒陣、大陣、東西拐子馬陣、殿後陣、無地分馬（輕裝騎兵）組成，大陣爲中軍，以步兵、戰車配備大量弓弩、床子弩，以增強遠程殺傷力。同時，爲防備遼軍抄襲後路，真宗又有意識地強化殿後兵力，“倚之捍寇，緩急用之，無腹背受敵之患 ”。

盡管從“被動防禦”的本質上看，“常陣”與“平戎萬全陣”相比實在是換湯不換藥，但它有意識地加入大型弓弩的戰術思想在決定性的澶淵之戰中還是發揮了一定作用，遼軍主將蕭撻凜正是在澶州城下爲宋軍陣中伏弩所射殺，而這也成了促使宋遼達成澶淵之盟的轉折事件。

澶淵之盟

隨著澶淵之盟的締結，宋遼間慘烈的戰爭終于告一段落，兩國開啓了一段長達百年的和平時期，這對于北宋社會經濟的恢複和文教事業的發展自然是個好消息。可反過來說，由于沒有了外患的刺激，在長期執行“守內虛外”、“崇文抑武”，甚至以文臣提領兵馬的政策下，北宋軍隊戰鬥力斷崖式滑坡已無法扭轉。

天聖三年（1025年），範仲淹曾上書仁宗警告道：“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古來和好，相克始終。”他認爲把天下安泰全寄托在一紙和約上，而不去做勤修武備、培養將帥的打算，北宋的未來會很危險。

結果一語成谶，到了黨項李元昊崛起西北，宋廷在面對突如其來的西夏威脅時張皇失措，君臣上下才驟然意識到要注意于軍事問題，可他們關心的卻不是如何建設軍隊的長期計劃，反而再度回到了繪制、研究各種克敵制勝的陣圖、陣法上。一時間，仁宗朝野上下刮起一股“陣圖熱”：慶曆初，並州楊偕上“龍虎八陣圖”、趙宇上“大衍陣圖”；皇祐中，泾原經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陣圖”；嘉祐中，胡宿、尹瞻上“裴子新令及八陣圖”，其余臣子所進陣圖更是不勝枚舉。對于這些“陣圖”，仁宗都來者不拒，大加賞賜，至于這些由士大夫們在書齋“閉門造車”畫出來的陣圖到底有無實戰效用，他卻根本不加理會。

趙受益

至于仁宗自己，雖然秉性寬和的他並沒有祖父太宗那樣強烈地“控制癖”，可一旦涉及打仗，太宗、真宗時留下的各種陣圖依然被奉爲圭臬，去指導前線軍隊的行動。慶曆六年（1046年），“诏河北教閱諸軍，並用祖宗舊定陣法，其後來所易陣圖，亦令主將閑習之”；至和元年（1054年）, “賜邊臣禦制攻守圖”。

與早年的對遼戰事一樣，靈活機動的西夏軍隊根本不是靠幾張事先畫好的“陣圖”就能輕松擊潰的，于是宋軍在戰場上也只好重複著一敗再敗的命運。仁宗朝這場持續多年的“陣圖熱”除了給人“紙上談兵”的印象，對于解決困擾宋朝軍隊的“積弱”問題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陣圖、陣法本是從古代的戰爭實踐中總結提煉出來的，然而宋朝自太宗以來的曆任統治者，只是把陣圖視爲鉗制和束縛前線將領的工具，以達到“將從中禦”、保衛專制皇權的目的，這種徹底背離基本軍事常識和戰場實際情況的做法，勢必讓任何好的陣法、陣圖都喪失了意義，也令大宋軍隊在失敗的道路上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