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一名穆斯林男孩滿臉通紅地從印度北部城市阿格拉的一所知名學校退學回來。

這名九歲的孩子告訴他的母親：“我的同學叫我巴基斯坦恐怖分子。”

作家兼顧問Reema Ahmad對這一天記憶猶新。

“這是一個脾氣暴躁的小男孩，他的拳頭握得如此之緊，以至于手掌上都有釘痕。他非常生氣。”

當她兒子講述這個故事時，他的同學們正在模擬打架，當老師走了出去後。一群男孩指著他說，這是一個巴基斯坦恐怖分子。殺了他！

他透露，一些同學還叫他“nali ka kida”（陰溝裏的蟲子）。這個孩子的母親艾哈邁德女士對此表示不滿，並被告知“他們只是在胡思亂想……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

艾哈邁德女士最終讓兒子退學。如今，這個 16 歲的孩子在家接受教育。

“通過兒子的經曆，我感受到了社區的震動，這是我在這裏長大時年輕時從未有過的感覺，”她說。

“我們的階級特權可能使我們始終不會覺得自己是穆斯林。現在，階級和特權似乎使我們成爲更明顯的目標。”

自2014年納倫德拉·莫迪領導的印度民族主義黨印度人民黨（BJP）上台執政以來，印度2億多穆斯林經曆了一段坎坷的曆程。

印度教治安暴徒將涉嫌販賣牛只的嫌疑人處以私刑，並將穆斯林擁有的小型企業作爲攻擊目標。有人向清真寺提出訴訟。網絡噴子策劃了穆斯林女性的網上“拍賣”。右翼團體和部分主流媒體以“聖戰”的指控煽動伊斯蘭恐懼症——例如，“愛情聖戰”錯誤地指控穆斯林男子通過婚姻使印度教婦女皈依伊斯蘭教。

反穆斯林仇恨言論激增，四分之三的事件發生在印度人民黨執政的邦。

新書《在信奉印度教的穆斯林》的作者齊亞·烏斯·薩拉姆 (Ziya Us Salam) 表示：“穆斯林已經成爲二等公民，是自己國家中隱形的少數群體。”

但印度人民黨和莫迪否認少數族裔在印度受到虐待。

莫迪在接受《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這些都是那些不願意與圈子外的人見面的人的慣用伎倆。甚至印度的少數民族也不再相信這種說法。”

然而，艾哈邁德女士感受到了變化。她的家人已經在阿格拉生活了幾十年，在這座城市蜿蜒的小巷和擁擠的房屋中擁有許多印度教朋友。

2019 年，艾哈邁德女士退出了學校WhatsApp群，她是群裏僅有的兩名穆斯林之一。

氛圍的變化還體現在其他方面。長期以來，她寬敞的家一直是她兒子同學們的聚會場所，無論性別或宗教信仰如何。但現在，由于“愛情聖戰”的威脅，印度教女孩被要求在某個時間離開，並且不得在他房間裏逗留。

“我和父親讓兒子坐下，告訴他們現在的氣氛不好，你必須限制自己的交友範圍，要小心謹慎，不要在外面呆得太晚。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事情隨時都可能演變成‘愛情聖戰’。”

環保活動家埃魯姆是阿格拉的第五代居民，她在當地學校工作時也注意到了阿格拉兒童之間談話的變化。

她聽到一個孩子這樣對一位穆斯林同學說：“別跟我說話，我媽媽告訴我不要這麽做。”

“我在想，真的嗎？！這反映了（穆斯林）根深蒂固的恐懼心理。這種恐懼心理會發展成爲一種難以治愈的疾病，”埃魯姆女士說。

但就她自己而言，她有很多印度教朋友，作爲一名穆斯林女性，她並不感到不安全。

這不僅僅關乎孩子。在位于阿格拉一條繁華街道上的小辦公室裏，當地記者兼宗教間組織者西拉傑·庫雷希 (Siraj Qureshi) 哀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昔日的友好關系正在瓦解。

他講述了最近發生的一起事件：一名男子在城裏運送羊肉時被印度右翼團體成員攔下，交給警察並被關進監獄。“他有合法的執照，但警察仍然逮捕了他。後來他被釋放了，”庫雷希先生說。

社區中的許多人注意到，乘坐火車的穆斯林的行爲發生了變化，據報道，有穆斯林乘客因攜帶牛肉而遭到襲擊。“現在，我們都很謹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避免吃非素食，或者如果負擔得起，就完全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艾哈邁德女士說。

卡利姆·艾哈邁德·庫雷希 (Kaleem Ahmed Qureshi) 是一名軟件工程師，轉行做珠寶設計師和音樂家，也是第七代阿格拉居民，他還負責帶領阿格拉城市的曆史文化之旅。

他最近帶著他的魯巴布（一種在阿富汗很常見的琵琶類樂器）與一名印度教乘客共乘一輛出租車從德裏前往阿格拉。“當他看到那個箱子時，他擔心那是一把槍，就讓我打開它。我感覺到他的反應受到了我的名字的影響，”庫雷希先生說。

“我們的生活裏總是充滿焦慮。現在我出行時，必須非常清楚自己身在何處、說了什麽、做了什麽。我甚至不願意向火車上的檢票員透露自己的名字。”

庫雷希先生看到了一個明確的根本原因：“政治毒害了社區之間的關系。”

“一開始我以爲（針對穆斯林）這種行爲很邊緣，很快就會過去。那是 10 年前的事了。現在我覺得很多東西已經永久地丟失和損壞了。”

在阿格拉，艾哈邁德女士也感受到了未來不確定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