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遠行客：秦漢的遊士與遊俠》 曲柄睿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忽如遠行客”，語出《古詩十九首》中的《青青陵上柏》，此句前後則是“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鬥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驽馬，遊戲宛與洛”。詩句中的漢朝人和曆史中的漢朝人一樣，不認輸也不蹉跎。

最直觀體現這種人生觀的人，莫過于遊士和遊俠。《史記·遊俠列傳》評價他們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放到今天便是潇灑自然，不怕死也不偷生，做好事不留名的意思了。遊俠和後代的武俠不太一樣，但是又有相通之處，連接點便在于這份潇灑自然。遊士算是遊俠的孿生兄弟。如果說遊俠代表了戰國時社會結構劇烈變化、權勢轉移中尚武的那一批人的話，遊士便是其中崇文的代表。

無論文武，“遊”，也就是脫離原有身份，選擇漂泊而又冒險的生活，蟬蛻于傳統之外，超然于社會強加給自己的種種負累之上，不在乎他人的評論，只追逐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選擇如此生活，就是選擇與過去決裂。我們現在看到他們的逍遙，卻未必領略他們的決心。

向前追溯，春秋以前，人的身份是固定的。基于宗法社會的傳統，人被限定在特定的階層和行業內，動彈不得。向後觀望，漢武帝以後，漢朝建立了不同于戰國漢初的用人取士標准，人才的出現不再是“脫穎而出”，更多是平流進取。惟有戰國至漢武帝前期的這段曆史，呈現出一種全方位的變化態勢。如同太上老君的丹爐，不停轉動、攪拌，帶來了群體的翻覆、升騰。

人如水勢，流動才有生機。遊士和遊俠在數百年間出入諸侯王廷，周旋貴戚百姓，經行千裏萬裏，談笑霸業宏圖。他們經曆挫折，遭受磨難，朝爲座客，暮成楚囚，很多人一生經曆不到的浮沉，他們或許在一日之間就已萬死萬生了。這麽看，遊士與遊俠的決絕，正是在向死而生中生出的大氣概。惟其如此，他們的生命也如流星劃過，不求永恒，但一定要璀璨。

于是可以看到，戰國時的遊士和遊俠聚集在以四公子爲代表的王侯身邊，他們遊說幹祿，扭轉乾坤，諸如商君、張儀、範雎、李斯，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于荊轲、鄭國等人，更是以刺客和間諜之姿，卷入曆史洪流之中，書寫了自己的傳奇。等到了秦統一以後，遊士和遊俠之風未絕，很快他們又參與到反秦的活動中來，如張良、韓信之輩，縱橫捭阖之間，不脫遊俠底色；而陸賈、婁敬之徒，又爲統一王朝的建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總的看來，秦楚或楚漢之際的遊士與遊俠，多多少少呈現出強烈的黃老本色，他們功成而退，全身遠禍，更爲逍遙飄逸。

漢朝建立以後，面臨著匈奴、軍功集團和東方諸侯等若幹問題，呈現出“後戰國時代”的特點。遊士和遊俠固然能找到自己生存的土壤，不過他們可以發揮自己能力的空間越來越小了。等到漢武帝以後，王國問題徹底解決，遊士和遊俠必須進入到統一王朝選士用人的體系中來。這時，戰國至漢初兼資文武的遊士底色，蛻化爲儒生或純粹的武士。那些保有強烈戰國色彩的遊士，要麽在皇帝的宮廷中淪爲倡優，要麽在鄉裏間變爲豪強。《史記》和《漢書》雖然都設立了《遊俠列傳》，但是其中記錄的漢初和漢武帝以後的遊俠，似乎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其中差異何在，恐怕還是要到曆史變遷與社會矛盾變化中去尋找原因。

當“遊”不再成爲可能，當“士”亦改頭換面的時候，“俠”的精神就被人們單獨抽離出來，成爲對往日光陰最爲瑰麗的追憶和想象了。從秦漢以後，俠客代代不絕，只不過他們被渲染得更隱秘，更傳奇，更處江湖之遠卻不忘廟堂之高，更具備浪漫主義情懷也兼具了英雄主義的犧牲。他們被抽象成一種符號，一種執行樸素民間道德的工具，一種給人希望與寄托的精靈。

（作者爲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