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後期，帝位爭奪糾紛不斷。從至大元年（1308年）至元統元年（1333年），6年間就換了5個皇帝。每一次帝位爭奪，往往導致整個統治集團成員卷入，結果造成內部的分裂和政權的動搖，也常使政權落入權臣之手。仁宗時鐵木叠兒把持朝政，文宗時燕鐵木兒獨掌政務；順帝時伯顔專權，中書省、樞密院官員多出其門下，上朝時，視其臉色行事。每散朝，一擁而退，朝廷爲之一空。

武宗以後各個皇帝荒淫昏庸，揮霍浪費，政治十分黑暗。新皇帝即位，照例大肆賞賜，動辄百萬鈔，田數千頃。仁宗時政府歲人鈔280萬錠，支出達2000萬錠，其中大部分用于賞賜蒙古貴族。泰定帝祭祠禮佛，歲用鈔數千萬錠。武宗隨意把官職作爲禮物送人，大德十一年（1307年），他不經中書省而直接給予官職者800余人。順帝賣官論價而沽，監督官職皆購買而得。

民謠曰：“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這些官員到任後貪贓枉法，橫行無忌，以致元朝後期“數十年來風俗大壞，居官者習于貪，無異盜賊。已不以爲恥，人亦不以爲怪，其間頗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官吏貪錢，名目繁多，部屬參拜要“拜見錢”，逢節要“追節錢”，生辰要“生日錢”，辦事要“常例錢”，無事要“撒花錢”，迎送要“人情錢”。

大批蒙古貴族、官僚通過受賜、占奪等方式轉化爲大土地所有者。漢族地主階級也大肆兼並土地，福建崇安縣六分之五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們以極苛刻條件租給農民。武宗一個近臣占江南田地1320畝，平均每畝收租4石，高于當時地租率1倍。燕鐵木兒承包平江官地500頃，每畝向政府交租2鬥，而以當時地租率一般每畝2石計算，一轉手獲利9石。蒙古貴族還利用權勢勒索佃戶，淮南王在揚州的家人時常縱騎下鄉“索債征租，驅迫農民，剽掠麥禾”。

漢族地主對佃戶的剝削，同蒙古貴族一樣凶狠。江南各地的地主除征收地租外，還強行向佃戶征收絲料、附加糧，甚至強迫佃戶代服差役，幹預佃戶男婚女配，將佃戶隨田典賣。不僅漢族農民在如此殘酷壓榨下倍受痛苦，就是名義上享有特權的漠北蒙古人民也普遍陷于貧困。至大元年（1308年）和林一帶南下的流民達80多萬戶，不少破産的蒙古人出賣子女給色目人、漢人爲奴婢，甚至還有破産的蒙古人被販運到印度、阿拉伯出賣的。

元朝紙鈔

元朝後期，政府入不敷出，一方面加緊搜括，一般稅收，包括商稅增加了50倍，另一方面又濫發紙鈔，奸人又乘機印造僞鈔，惡性通貨膨脹引起物價飛漲，大都市場上10錠鈔買不到1鬥粟，社會經濟陷入嚴重的危機。

由于政治腐敗，水利常年失修，致使黃河經常泛濫，中原又連年災荒，人口存亡相半。據統計，天曆二年（1329年）全國有饑民800多萬人，朝廷竟視而不見。不幾年，廣東、河南、四川、福建、東北、西北、湖廣等地不斷發生暴動。正如元末社會流傳的一首散曲《醉太平・堂堂大元》所說：“堂堂大元，奸佞當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以伯顔爲首的部分蒙古貴族企圖以加劇民族壓迫矛盾來瓦解人民的反抗。下令廢科舉，禁漢人學蒙文，以堵塞他們的仕途，並揚言殺盡張、王、劉、李、趙5姓漢人，還企圖廢順帝另立皇帝。伯顔所作所爲如火上澆油，使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極度激化，小規模起義遍及全國，僅京南地區就達300多起。這些起義預示著農民大起義風暴已經來臨。

至正十一年（1351年）政府征集25萬民工治理黃河。監督治河的官兵，鞭打民工，克扣口糧，民工怨聲載道。白蓮教首領劉福通看准了機會，預先埋了個獨眼石人在即將開工的黃陵岡（河南蘭考東）河道上，並隨即廣爲散布流言：“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當民工挖出石人，見刻的字與流傳的民謠相合，群情激昂，劉福通趁勢領導農民在穎州起義，托言起義首領韓山童爲宋徽宗八世孫。

義軍頭纏紅巾，叫紅巾軍。不料事機不密，韓山童被害。劉福通沖出官軍包圍，率衆攻下穎州，開倉濟民。接著攻占亳州（安徽亳縣）、真陽（河南正陽）、確山（河南確山）、汝甯（河南汝南）、息州（河南息縣）、光州（河南潢川）等地，從者十多萬。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主要活動在今安徽、河南、河北一帶，是爲北方紅巾軍。

在南方，也有利用白蓮教從事反元活動的紅巾軍，他們以徐壽輝、彭瑩玉爲首。彭瑩玉原是表州（江西宜春）慈化寺和尚，善于治病，在群衆中有很高威信。後來避難淮西，彭瑩玉推布販徐壽輝爲首領，至正十一年（1351年）攻下蕲州，很快又攻占了武昌、安陸（湖北安陸）、沔陽（湖北沔陽）、江州、饒州等地。與紅巾軍起義同時，至正八年（1348年）浙東方國珍起義，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張士誠起義。方國珍出身佃農，張士誠爲私鹽販子，他們領導的反元鬥爭，牽制了部分元軍，壯大了紅巾軍聲勢。

元末農民起義形勢圖

劉福通攻占颍州後，元政府十分恐慌，急派也先不夫率30萬大軍進剿，但懾于紅巾軍聲威，士兵怕與紅巾軍作戰。一天晚上，元軍驚呼義軍劫營，盡棄辎重逃走。至正十五年（1355年）劉福通奉韓林兒在亳州稱帝，國號大宋，中原各地義軍盡皆歸附。至正十七年（1357年），劉福通分兵三路北伐，東路軍一度打到大都附近的通州，元順帝曾打算北逃，中路軍入江西，經大同，至正十八年（1358年）攻下上都，燒毀蒙古宮殿；西路軍攻占長安、四川、甘肅、甯夏等地。與三路軍進軍的同時，劉福通攻占汴梁並以汴梁爲都。這時紅巾軍的勢力西至甘肅，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東逾齊魯，達到了極盛時期。

方國珍一直活動于浙東台州、溫州等沿海地區，是元末擁軍割據的一支實力，但他屢次降元，最後投降了朱元璋。張士誠自泰州起義後南下，據有今江蘇南部的蘇州、湖州及杭州等地，投降了元朝，後爲朱元璋所滅。

劉福通領導的北方紅巾軍建都汴梁後，逐漸處于不利形勢。北伐三路大軍事前無精密布置，軍令不統一，彼此間不能配合，且相互傾軋，又慣于流動作戰而無根據地，前方勝利，後方又遭敵人攻擊，因此三路大軍分別被元軍鎮壓。與此同時，汴梁也遭到元軍圍攻，韓林兒、劉福通撤退到安豐。劉福通被張士城部將所殺，韓林兒後來溺死，北方紅巾軍至此失敗。韓、劉領導的紅巾軍雖然失敗，但反元鬥爭13年，大小數百戰，給予蒙古貴族和漢族官僚地主以沉重打擊，從根本上摧毀了元朝的統治。

就在劉福通穎州起義的次年，投奔濠州郭子興紅巾軍的朱元璋由于作戰勇敢，足智多謀，深受郭子興器重，招爲女婿。後來，成爲這支義軍的領袖。朱元璋吸收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李善長、劉基、朱升等爲謀士，並采納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實力不斷壯大。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下建康，並以此爲根據地，很快據有皖南、蘇南及浙江大部分地區。朱元璋在東南地主階級支持下，注意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産，多次蠲免田賦，又注意民兵訓練，故其統治區內人民生活安定，軍隊給養也有保證。

朱元璋治軍有法，知人善任。徐達、常遇春二人才勇相當，皆深受朱元璋信任。朱元璋反複比較二人長短處，常遇春作戰勇敢，不免爭強好勝，容易輕敵。徐達有勇有謀，遇事冷靜，治軍嚴明，所部將士從不騷擾百姓。因此，後來在北伐中，他以徐達爲統帥，常遇春副之。

朱重八

朱元璋占浙東之時，北方劉福通紅巾軍正與元軍鏖戰。南方紅巾軍首領彭瑩玉犧牲，徐壽輝爲部將陳友諒所殺。陳友諒心比天高，他勾結張士誠，欲順流而下，東西夾擊朱元璋根據地建康。結果，陳友諒中了埋伏，張士誠懾于形勢未敢出動。不久，陳友諒又敗，許多部將投降了朱元璋。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陳友諒竭盡全力，與朱元璋在洪澤湖大戰36天，陳友諒中流矢死，其子降。朱元璋進占武昌。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攻張士誠，蘇州城破，張士誠自缢死。勢單力孤的浙東方國珍投降。朱元璋乘勝派兵南下攻占閩廣，奄有東南半壁。

朱元璋從此獨樹一幟。本爲韓林兒左副元帥的朱元璋次年趁劉福通兵敗被殺，派人去瓜布江中沉殺了韓林兒，並在討伐張士誠檄文中辱罵白蓮教是“妖言”、“妖術”，汙蔑紅巾軍“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茶毒生靈，無端萬狀”這時的朱元璋徹底背叛了農民軍，完全轉化爲地主階級的代理人了。

與此同時，元代統治者更加腐化墜落，宮廷政變不斷發生。掌握武裝的擴廓帖木兒、孛羅帖木兒與漢族官僚李思齊等彼此攻殺，到處掠奪，給人民帶來深重苦難。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決意北伐。討元檄文中提出了“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口號，又指責擴廓帖木兒、李思齊等人“假元號以濟私，持有衆以要君”，還保證蒙古人、色目人雖不是漢族，只要“願爲臣民者”皆與中原人同等對待。徐達、常遇春率25萬北伐大軍勢如破竹，先後在山東、汴梁、潼關等地擊敗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的軍隊。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連下臨清、德州、通州，元順帝率衆臣北逃。8月，北伐軍進占大都，元亡。同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改元洪武，是爲明太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