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幫老同學聚會，大家一邊吃著很可是預制加熱的菜，喝著高科技調制的酒精，一邊義憤填膺的聲討“梅菜扣肉”的生産者，同時責罵監管者，認爲他們都是吃幹飯的，不如回家賣紅薯。正當大家罵到興頭上的時候，突然間意識到了什麽，像急刹車般的都閉上了嘴。

之所以大家都不說了，並不是擔心什麽跨省追責的電視橋段，而是意識到坐在旁邊的“老黑”同學一直默不出聲，原來老黑同學是體制內的同志，與“扣肉”的監管部門算半個同行，此時有點物傷同類的感覺，大家畢竟是多少年的同學，也就不好說什麽了。

又喝了幾杯，已經有點上頭的老黑突然開口：“你們以爲當地的監管人員真的不想管？”大家見他開口了，紛紛放下酒杯和筷子，側耳傾聽。

老黑接著說道：“監管的人也怕擔責任，不是不想管，是沒有管的能力。你們以爲管企業的人，穿個制服，到廠裏這裏指指、那裏看看，很威風是吧?其實他們就是體制內的底層，屬于最沒有權威性的群體。就連他們單位也屬于直屬部門，而不是組成部門，天然的地位要低一級。”

還有這種說法，大家頭一回聽說。老黑見大家期盼的眼神，也就不賣關子了：“在體制內，不要說管錢、管人的部門比他們強勢，就是經濟、招商等部門也比他們有話語權的多，隨便找個‘破壞發展’的帽子就讓他們吃不了兜著走。”

“還有一點，你們知道現在最基層的監管所有幾個人，一個人要管多少企業嗎？有多少安全生産、招商、穩定、經濟發展的任務等著他們嗎？他們不可能像記者那樣臥底幾個月就爲了找一個負面材料，雖然有點邊角料的線索，想達到立案處理的程度還是遠遠不夠的。”

“真正的處罰，要求證據確鑿，排除所有可能的合理解釋之後才能進行，畢竟人家公司的法務也不是吃素的。退一步講，即使某個監管人員真的像電視上演的那樣，以主角光環，一心查處壞人，終于獲得了確鑿的證據，你以爲就能下狠手了嗎？”

老黑抽了口煙，苦笑道：“那是電視裏的想當然。別的不說，還記得當年的幾個輿論熱點嗎？一個無證在網上賣涼菜的被罰5000元，被輿論炒成拍個黃瓜就要五千。一個賣農藥超標豆角的老農被罰上萬元，被輿論炒成一把豆角要罰萬元。”

“這樣的事情多了去，網上的鍵盤俠沒有什麽思考能力，有的連標題都沒看完就開罵。其實上述兩例的處罰幅度，從法律上講都是極低的了。試想，如果上述兩個事例，當時沒有處罰，而是被記者暗訪到了，輿論恐怕又是一邊倒的譴責監管不到位了。”

“當然，要說當地監管的人一點不知情，一點問題都沒有，也不符合實際。其實我剛轉業的時候也遇到過類似問題。”

“我那時在一個基層工商所上班，一上班就發現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附近一所公辦大學下屬的民辦二級學院的食堂環境極差，我看了後堂之後頭皮都發麻。于是我就找到學校領導反饋情況，要求他們督促整改。結果幾天過後，只是敷衍的改了幾個小地方”

“于是，我一邊給食堂和學校分別下書面的整改通知，一邊和單位的領導彙報，拉著領導去現場，領導見狀也附和我的意見。之後死盯著這個事件不放，食堂找了很多的人。要知道，能在學校裏承包食堂的人都不簡單。”

“甚至把他們上級大學的領導找來，即使是面對那個比我高幾級的大學副校長，我也不松口，並且向他說明，如果食堂出事，對他們大學的聲譽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在我的堅持之下，這所學校最終和食堂承包人解除了合同，引進了本地一家知名的食堂品牌企業入駐。”

“另外一件事更嚇人。當地的一家專門加工煲仔飯半成品的工廠，向各大快餐店供貨，衛生條件也是嚇死人。可當他的老板來見我時，我更是嚇得差點被一口水嗆死，原來是個近50歲的中年婦女，關鍵是挺著肚子，大概個把月就要生了。”

“原來是年輕時只顧做生意，把自家的大兒子養廢了，心有不甘，于是准備養個小號。她一來就跟我哭訴生意多麽難做，自己超高齡産婦多麽危險。這個高齡産婦總共來了三次，我每次嚇得心都提到嗓子眼，她每次來時到我都到門前接、走時親自送上車。”

“她也找了很多人來說情，甚至包括某些地位比我高的人，可我就是不松口，直接把情況報到縣局、甚至市局，面對這種擺在桌面上的事，哪個領導也不敢和稀泥，最後這家企業也搬走了。”

“其實，基層具體的監管人員要避責也不複雜，就是要有決心，一是要認真堅持，把問題的嚴重程度想得複雜一點，堅持原則，哪怕有高級別人員出面說情也絕不能松口；二是要往外捅，不是往輿論上桶，而是往上級反映，必須是書面的，縣局不行就往市局，市局不行就往省局捅。”

“只有把問題的嚴重性擺到更高級別的人的桌面上，有些人才不敢和稀泥，才能按照原則規定來處理。但是這樣做的話，當事人雖然自己安全了，但是也有很大犧牲，比如周圍人的評價、上升的空間等等。但這是必須作出選擇，那種既要這樣又要那樣的法子是不存在的。”

怪不得這家夥在基層幹了一年時間，就想盡辦法調到了一個邊緣部門，原來是給嚇的，我們當時還相當不理解，他爲什麽要從實權部門（我們以爲的）調到清水單位呢，原來如此，萬事皆有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