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是魏臣還是漢臣？曆來有兩種看法。時至今日，史家的看法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基本上沒有人認爲荀彧是魏臣，在論及他與曹魏的關系時，說他是曹操統一北方的功臣，是維護漢朝天下的忠臣。王永平說：“荀彧全力輔佐曹操，可謂盡忠盡責。但隨著北方的漸歸統一，曹操開始圖謀甩掉漢獻帝這個包袱，經營自己的天下。這對荀彧來說是極其殘酷的，意味著他寄希望于曹操恢複東漢王朝之舊貌的願望徹底破滅。”孟祥才說：“荀彧給自己設定的人生定位是：矢志忠于漢皇朝，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延續東漢國祚，甯做忠臣而慘死，不做叛臣以苟活。”

他仍然給曹操預設了一個人生定位：做權臣而不做篡臣。即曹操可以權傾朝野，挾天子以令諸侯，甚至可以擅自廢立，擁有皇帝擁有的一切權力，但是，曹操必須維護漢朝的皇統，將自己終生定在臣子的位置上。只要曹操不越過臣子的界限，就無條件地擁護曹操，爲曹操肝膽塗地而心甘情願。不過，如果曹操越過了這條界限，便與曹操分道揚镳，即便爲此而付出生命的代價也在所不惜。這些論述無疑反映了當代學者的看法，超脫了古人“魏臣還是漢臣”的窠臼。然而這些論述把荀彧分爲兩截：爲曹操服務忠心耿耿，發現曹操野心後分道揚镳。其實並非如此，荀彧始終是在維護漢朝的皇統，他和曹操在合作的表象下一直在暗中較量。

曹操是個有智慧的人，其智慧在政治、軍事、思想、文學等方面體現得淋漓盡致。荀彧是曹操的謀士，“發言授策，無施不效”，也是個有智慧的人。

初平二年（１９１年），當荀彧投奔曹操，曹操大悅，說荀彧是“吾之子房也”。曹操說荀彧是他的張良，這從荀彧對曹操的幫助亦見此言不虛。

興平元年（１９４年），曹操征陶謙，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潛迎呂布，兖州諸城多被呂布所占，唯鄄城、範、東阿不動。荀彧讓留守鄄城的程昱利用自己的威望，先後到範、東阿兩城，安定那裏的軍心，激勵將士們堅守城池，從而保存了三城，使曹操有了反擊呂布的立足之地。

荀彧

陶謙死後，曹操打算乘機再伐徐州。荀彧認爲應當先平定呂布，如果舍呂布而東伐，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足應敵。如果呂布乘虛而入，民心益危，兖州不保。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徐州打不下來，又失去兖州，將會陷入進退失據的險境。荀彧穩定兖州，緩討徐州的方針，爲曹操日後徹底打敗呂布奠定了基礎。

曹操穩定兖州、豫州後，北有袁紹威脅，東有呂布之患，西有關中與袁紹聯合之憂。荀彧爲曹操制定了“討呂布，穩關中，定徐州，戰袁紹”的方針。具體做法是：派鍾繇前往關中，對韓遂、馬超撫以恩德，爭取關中最強勢力，破滅袁紹爭取關中的希望；然後著力攻打呂布，平定徐州，解除東、西兩面的顧慮，形成全力對付袁紹的戰略態勢。

在與袁紹官渡對峙時，曹操因爲軍糧漸漸吃緊，打算退兵回到許昌。荀彧知道後提出反對意見，說：“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官渡大勝後，曹操欲因袁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荀彧說：“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余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這兩個建議得到了曹操的高度重視，也得到曹操的高度評價：“昔袁紹侵入郊甸，戰于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睹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複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斾，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于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兖、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

荀彧

荀彧的這兩個建議被曹操評價爲“睹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以亡爲存，以禍致福”，可見對曹操的幫助有多大。

上述種種都是荀彧以自己的智慧助力曹操的成功，可以說荀彧對曹操力量的壯大是有大貢獻的。但是同時也可以發現，荀彧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幫助曹操掃除割據勢力統一黃河流域方面。荀彧爲什麽要幫助曹操壯大勢力掃除割據？荀彧、曹操之間的合作關系表象下，有沒有暗地較量？

荀彧是東漢名門之後，其祖父荀淑是當時名賢李固、李膺的老師。父親荀绲是“荀氏八龍”之一。荀淑的侄子荀昱、荀昙，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宦。荀昱因參與大將軍窦武謀誅宦官，與李膺同時被殺，荀昙也被禁锢終身。荀彧的叔父荀爽也因與黨人關系密切而遭十余年的禁锢，可見荀氏家族是東漢末年黨人的骨幹力量。

黨人是東漢末期興起的以官僚士大夫爲主的政治力量，他們的目的是讓風雨飄搖的朝廷免于崩潰。作爲荀氏家族的後代，荀彧也具有相當濃厚的黨人情結。《後漢書》稱，荀彧“明有意數，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匡佐”即挽救輔佐，挽救漢室免于崩潰，輔佐漢室去亂達治，是荀彧的政治理想與訴求。然而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這種品格決定了他必定不能靠自身的力量實現政治理想，必須依靠一個傑出的政治家所領導的軍事集團。因此，荀彧選擇了曹操。

荀彧選擇曹操，首先是因爲曹操的名聲。東漢末期，人物品評大行其道，善于觀察臧否人物的清議領袖對人物的品評，使得一些人才脫穎而出，名聲大振。許劭評價曹操爲“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南陽襄鄉人何颙見過曹操後說：“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李膺的兒子李瓒臨死前對兒子說：“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太尉橋玄見到曹操後說：“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可見在東漢末年士人眼中，曹操是英雄，是他們寄托安定漢家天下的希望所在。

曹操

荀彧選擇曹操，其次是因爲曹操的表現。漢靈帝光和末年，曹操任騎都尉時，討伐黃巾軍有功。任濟南相時，罷免大批阿附貴戚、髒汙狼藉的縣吏，濟南國中出現“奸宄逃竄，郡界肅然”的局面。董卓之亂起，曹操拒絕了董卓骁騎校尉之任，間行東歸，在陳留散家財，合義兵，討伐董卓。在所有關東各路討董諸侯中，曹操是最堅定最積極的。這些初步表現了曹操的治理才能和安邦志向。

荀彧選擇曹操，還因爲他對曹操和袁紹做了比較。董卓之亂後，曹操和袁紹是最具實力的兩大軍事政治集團。荀彧先在冀州被袁紹待以上賓之禮，後來，荀彧認爲袁紹最終不能成大事，便離開袁紹投奔了曹操。這一離一就，荀彧是做了認真比較的，他認爲袁紹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曹操明達不拘，唯才所宜；袁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曹操能斷大事，應變無方；袁紹禦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曹操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袁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曹操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荀彧把二者的不同歸納爲度、謀、武、德四個方面的差距，成爲他選擇曹操最堅實的基礎。

然而曹操並非平庸志短之輩，他自己說本志只想封侯作征西將軍，死後在墓碑上刻“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就心滿意足了，實際並非如此。曹操心高志大，有三件事非常典型。第一件事，曹操在參加袁術母親的葬禮時，遇到了好友汝南人王儁。曹操看著袁紹、袁術兄弟，小聲對王儁說：“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王儁說：“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複誰？”說完二人相對而笑。第二件事，獻帝遷都許昌後，太史令王立借金星火星交會天象，宣揚革命將發生，漢祚將終，必有新興者代替。甚至對獻帝說：“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曹操聽說後，派人告訴王立說：“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第三件事，袁紹曾經拿著一枚玉印走到曹操座邊，把印放在曹操肘下，曹操的反應是“笑而惡焉”。 袁紹此舉是在借用一個典故，建武三年（２７年） ，涿郡太守張豐起兵反。張豐之所以起兵，是因爲有道士說他當爲天子，並以五彩囊裹石系在他的肘下，告訴他石中有天子玉玺。張豐好方術，信了道士之言，遂起兵反。後來兵敗被俘，被斬前還說“肘石有玉玺”。袁紹把曹操比作想當皇帝的張豐，曹操之“笑”是表面的，爲了淡化事情的嚴重性，而“惡”是內心的，厭惡袁紹看穿了其雄心大志。王儁說曹操是“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沈友說曹操“有無君之心”，陳壽說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傑”，都准確地反映了曹操的政治追求。

荀彧與曹操的政治訴求有同有異，二人都主張結束分裂天下共主，但誰是“共主”，二人目標則不同。南朝宋裴松之說：“彧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極，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贊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崄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

曹操

荀彧與曹操共事近二十年，對曹操的政治訴求應當十分清楚，然而在天下分崩、漢室衰微、群豪虎視、人懷異心的情況下，要想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除了依靠曹操的力量還能依靠誰呢？

明知曹操不是衰漢之貞臣，卻還必須依靠他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這是一對顯而易見的矛盾。爲使這對矛盾統一起來，荀彧采取了三種策略。

策略一：給曹操的行爲戴上道德的高帽，用道德對曹操進行規範。例如對曹操迎獻帝之舉，荀彧說：“昔漢高祖東伐爲義帝缟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醫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轸，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

曹操迎獻帝都許，是“奉天子以令不臣”，重點是“令”，即以天子之名號令天下。而荀彧則把此舉譽爲心在王室、存本之義、順從民望、秉持至公、扶持弘義等一系列美德，欲從道德方面規範迎獻帝的行爲。

策略二：給曹操的某些越軌的打算設置障礙，使其難以逾越。 例如建安九年（２０４年），曹操攻破邺城後，自領冀州牧。這時候，有人建議“宜複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這個建議是否曹操授意提出的史無明確記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絕對是對鞏固擴大曹操勢力有利的“複古”措施。元胡三省說曹操行古九州制度，是“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清趙翼說曹操行古九州制度是“自爲張本，欲盡以爲將來王畿之地故也”。今人顧颉剛、史念海說曹操“恢複九州者，不過假其名以益冀州之土地”。趙凱也指出：“顯然，曹操恢複《禹貢》九州的真正目的在于擴大冀州地盤，把‘大冀州’作爲自己的根據地。”這些雖然是對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恢複古九州的評論，但完全適用于建安九年（204年）的情形。荀彧顯然不願意曹操的根據地極度擴張，因此提出反對意見：“今若依古制，是爲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並之地也。公前屠邺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複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鹹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

荀彧

荀彧反對複古九州制度，實質上是不願意曹操的勢力不受限制地發展，但表面理由是爲了安定天下人心，有利于社稷長久，使得曹操沒有拒絕的理由。曹操複古九州制度是在荀彧死後第二年才加以實施，可見荀彧有效地阻止了曹操擴大根據地的意圖。

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人建議進曹操爲魏國公，行九錫之賜，用以表彰曹操所立功勳。 根據王莽代漢的經驗，行九錫之賜意味著改朝換代的前奏。 因此，荀彧是萬萬不能同意的。“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言外之意，如果行九錫之賜，曹操就違背了匡朝甯國的宗旨，就是喪失了對朝廷的忠貞，就是陷曹操于不義。荀彧以維護曹操忠貞大義名節盛德爲由，使得曹操不得不暫時放棄行九錫的打算。

策略三：向曹操舉薦與自己關系密切的人。荀彧曾向曹操推薦一批人才，他們有荀攸、鍾繇、陳群、司馬懿、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俨、戲志才、郭嘉、杜畿等。這批人分兩種情況：有的與荀彧同鄉同郡，如鍾繇、陳群、杜襲、辛毗、趙俨、郭嘉都是颍川人。他們大多與荀彧關系密切，荀攸是荀彧的從子，關系之親密自不待言。鍾繇十分看重荀彧，說顔淵之後，能備九德不二其過的人，只有荀彧。 司馬懿說：“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有的與曹操開始關系並不密切，到後來成爲曹操集團中卿相才臣，如郗慮、陳群、王朗、杜畿等人。郗慮是孔融的故吏，曹操說他與郗慮“亦無恩紀”，可見荀彧開始是作爲自己的同盟者向曹操舉薦郗慮的。

陳群是荀彧的女婿，又與孔融是摯友。孔融高才倨傲，年紀在陳群與其父陳紀之間。孔融先與陳紀爲友，後來與陳群交友後，自動把自己降一輩。孔融“志在靖難”，知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這點與荀彧十分相似，作爲孔融的好友，陳群的感情天平也應當偏向荀彧。可見荀彧推薦陳群的動機恐怕與推薦郗慮相同。

王朗開始也與曹操關系疏遠，有幾件事可以證明。陳留人邊讓，東漢末被大將軍何進征召，孔融、王朗時爲大將軍府掾，一起“修刺候焉”。邊讓、孔融都因對曹操多輕侮之言而被殺，王朗與他們意趣相投，可證其初期對曹操的態度。沛國名士劉陽與王朗交友。劉陽認爲曹操是朝廷大患，意欲除之。劉陽死後，曹操四處搜捕他的兒子，劉陽的親舊無人敢藏，而王朗卻隱藏他多年。

王嚴

王朗任會稽太守時，迫于孫策的軍事壓力而投降。由于荀彧舉薦，曹操以朝廷名義征召之，于是王朗輾轉江海，來到北方。“太祖請同會，啁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粳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雲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可折而不折”是指曹操當入朝觐見皇帝而不入朝。 可見王朗初入朝廷與荀彧、曹操關系的親與疏。

京兆杜陵人杜畿與荀彧的關系更耐人尋味，史載：“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于朝。”與杜畿一見如故終夜徹談的侍中耿紀，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曾經與太醫令吉本、司直韋晃共同發動了反對曹操的政變。當然這並不是說杜畿和耿紀初見時的徹夜長談是針對曹操，但耿紀的政變是其長期堅持尊奉漢朝的結果。杜畿和耿紀長談的內容當是如何興複漢朝。這也正符合荀彧的政治訴求，所以“夜聞畿言”之後稱之爲國士。 見到杜畿“知之如舊相識者”，亦見他舉薦杜畿的動機。

荀彧所舉薦的人還有辛毗、杜襲、趙俨，他們都是荀彧的同鄉，而且和陳群同樣知名，“號曰辛、陳、杜、趙”。從荀彧與陳群的關系推測推其舉薦辛毗、杜襲、趙俨的動機也並非毫無根據。

綜上所述，荀彧雖然給曹操的統一北方行動以巨大幫助，但由于二人的政治訴求不同，荀彧又企圖通過自己的辦法，把曹操的政治發展納入自己設定的軌道。作爲有豐富政治經驗的曹操當然不會就範。對于道德約束，曹操曆來采取實用主義，即于己有利者遵之，于己不利者棄之。 例如曹操建安十五年（210年）所發的求賢令：“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同年底，他又發布了《讓縣自明本志令》：“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裏，于谯東五十裏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征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強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複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兖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後。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于後。幸而破紹，枭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複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余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于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複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曹操說有人見他日益強盛，私下議論他有“不遜之志”，恐怕不是捕風捉影的猜測。有人勸他爲避免“不遜”之嫌，把兵權交還皇帝，曹操予以堅決拒絕，稱自己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表示絕不會被道德虛名所累而使自己處于危險境地。

荀彧

對于荀彧的設置障礙，曹操則根據具體情況靈活應對。例如建安九年（204年），曹操自領冀州牧後，想據《禹貢》恢複古代大冀州制度。荀彧反對，曹操采取了退讓態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當時袁紹殘余還在，北方尚未平定，關中也各自爲政，荊州劉表收留了劉備，二人聯手曾一度推進到宛縣、葉縣一帶。在這種情況下，曹操仍需要荀彧這樣的人出謀劃策。但這種退讓是暫時的隱忍，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欲行九錫之禮，荀彧反對，曹操便不能容忍了，不但逼死了荀彧，而且相繼把行九錫和大冀州計劃付諸實施。

曹操花大氣力對付的是把荀彧推薦的一批人化疏爲親。荀彧曾向曹操推薦了一批人才，這些人絕大部分起初是荀彧的同盟者，然而後來卻一個個成爲曹操集團的政治骨幹。華歆和郗慮曾奉曹操之命進入皇宮搜捕伏皇後，荀攸、鍾繇、王朗、杜襲、郗慮都是曹操加九錫的推手，辛毗、陳群、華歆、王朗都是擁戴曹丕代漢的功臣。這些人的變化，曹操應當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由于材料所限，有些人的記載只有轉變的結果，有些人的記載不但有轉變的結果，而且也能看到曹操爲這種轉變付出的蛛絲馬迹。

郗慮年少時師從于大儒鄭玄，又是孔融的故吏，起初和孔融關系不錯。曹操迎獻帝定都許昌，孔融推舉郗慮，盛贊其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又明《司馬法》，郗慮也稱孔融奇逸博聞。後來兩人發生矛盾，據虞溥《江表傳》載：獻帝曾同時接見郗慮和孔融，問孔融說：“鴻豫何所優長？”孔融答：“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郗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于是兩人互相比較長短，以至不睦。曹操本來就不滿孔融與自己離心離德，正好利用這種矛盾爭取郗慮。史載“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郗慮所秉顯然是曹操之風旨，從而導致孔融因小小的過錯被免官，二人仇怨也因此公開。 曹操又給孔融寫信說：“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國爲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仇，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于袁盎；屈平悼楚，受谮于椒、蘭；彭寵傾亂，起自硃浮；鄧禹威損，失于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困，可不慎與！昔廉、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鈎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怃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于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于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余矣。”

信中通篇引用典故，除去這些典故，主要講了三個意思：第一，要孔融效法唐虞時代的克讓之臣，不要學後世睚眦之怨必仇的德薄表現。第二，郗慮上表是出于公法，而個人私情是芥蒂小事，當放棄芥蒂秉持公法，不應怨毒漸積，志相危害。第三，當初互相擡舉，如今與始相違，當是虛僞狡猾的小人所構。這封信批評、歸咎孔融，爲郗慮開脫辯護的傾向非常明顯。《後漢書》上說，曹操這封信是“激厲”孔融。這裏的“激厲”絕無今日“鼓勵”“勉勵”之意，而是用較激烈的語言對孔融進行勸誡。

孔融的回信中有“知同其愛，訓誨發中”之語，意思是知道曹操像愛護郗慮一樣愛護自己，所以才對自己有衷心的訓誨。這實際上是表達了對偏袒郗慮的不滿。他雖然表示要與郗慮“修好如初”，對曹操的“苦言至意，終身誦之”，但實際上並未與郗慮改善關系，後來郗慮再一次構成孔融的罪過，給曹操殺掉孔融提供借口。從郗慮與孔融的交惡中，可見曹操對郗慮的偏袒與拉攏。

鍾繇‍

曹操對鍾繇的爭取有兩個方面的線索。一個是對鍾繇的寬容。曹操在徐州、冀州一帶拓展勢力的時候，關中地區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爲穩定關中，曹操派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在此期間，發生了河東太守王邑、郡掾衛固、中郎將範先等抗旨事件。王邑因違反朝廷法律，被責令交出印绶，回朝廷等候發落。與此同時，曹操又任命杜畿爲河東太守取代王邑。杜畿已經進入河東郡界，而王邑拒不交出印绶，而是自己帶著印绶到許昌投案。王邑的部下衛固、範先起兵拒絕杜畿上任。鍾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奸詐。被诏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案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诏書，郡掾衛固诳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驿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曆年，氣力日微，屍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鬥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诏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阙廷。隳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诳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凶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爲。繇輕慢憲度，不畏诏令，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爲不敬。又不承用诏書，奉诏不謹。又聰明蔽塞，爲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征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胪削爵土。臣久嬰笃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辄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

鍾繇的自我彈劾反映了事件的嚴重性，然而曹操對此的反應是“ 诏不聽”，對鍾繇未加以任何處罰。另一個是通過兒子曹丕拉近與鍾繇的關系。曹丕與鍾繇交往密切，鍾繇任魏國相國，作爲魏太子的曹丕便賜給鍾繇一個五熟釜，釜上鑄有銘文說：“于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稱贊鍾繇作爲相國，忠心輔佐魏國，實爲百僚楷模。 他還給鍾繇寫信說：“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鹹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饪，以飨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屍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于斯爲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彜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鍾繇有一塊玉玦，曹丕欲得之而羞于開口，私下派曹植托人向鍾繇轉達慕玦之意。鍾繇立即派人給曹丕送去。曹丕寫信給鍾繇表達自己的喜悅之情：“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邺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台之觀，而無蔺生詭奪之诳。嘉贶益腆，敢不欽承！”鍾繇回信說：“昔忝近任，並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爲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纡意，實以悅怿。在昔和氏，殷勤忠笃，而繇待命，是懷愧恥。”

九月九日又稱“重陽”，是當時一個重要節日。九月時值季秋，古人稱之爲“無射”之月，意思是此月陰氣正盛，陽氣極衰，萬物盡滅。在此百花肅殺之際，菊花卻傲霜獨放，因而受到人們的推崇。因此九月九日又有采菊相贈之俗。魏文帝曹丕于九月九日曾贈菊給鍾繇，並附信說：“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于芳菊紛然獨秀，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賜釜、贈玦、送菊花、通書信，曹丕和鍾繇關系的密切，也日益拉近鍾繇與曹操的關系。

曹操通過曹丕交友而使人才靠近自己，不僅是鍾繇，還有荀攸、陳群等人。曹丕爲魏國太子，曹操對曹丕說：“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荀攸曾經有病，曹丕前去探望，對荀攸“獨拜床下”，表現出格外尊敬。曹丕對陳群也“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感歎說：“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據《史記》 載，顔回英年早逝，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裴骃《集解》引王肅曰：“顔回爲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這裏曹丕借用孔子的話，表達了以有陳群這個朋友爲自豪的感情。曹丕與這些人的友誼日深，爲這些人在感情和思想上與曹操進一步靠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荀攸

曹操通過上述努力，逐漸把荀彧最初推薦給他的一批人才化疏爲親，成爲自己雄圖大業的得力助手。最典型者是荀彧的從子荀攸，最後竟然成爲曹操“進爵國公，九錫備物”的擁護者。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征孫權，表請荀彧勞軍于谯，便自作主張把荀彧留在軍中，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 曹操軍至濡須，荀彧因病留在壽春，以憂薨。致荀彧之死的憂郁，《魏氏春秋》的記載耐人尋味：“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于是飲藥而卒。”曹操給荀彧無食物的空飯盒，意味著告訴荀彧，其所推薦的所有人都已經背棄初衷，其圖謀落空了。荀彧感到自己如同這個空飯盒一樣，身邊空無一人，因此在絕望中飲藥自盡。

三國孫吳薛瑩在《漢紀贊》中評論東漢末期的局勢說：“漢氏中興，至于延平而世業損矣。沖質短祚，孝桓無嗣，母後稱制，奸臣執政。孝靈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蕃侯而紹皇統，不恤宗緒，不祗天命，上虧三光之明，下傷億兆之望。于時爵服橫流，官以賄成，自公侯卿士，降于皂隸，遷官襲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摧撲忠賢，佞谀在側，直言不聞。是以賢智退而窮處，忠良擯于下位，遂至奸邪蜂起，法防隳壞，夷狄並侵，盜賊麋沸，小者帶城邑，大者連州郡。編戶騷動，人人思亂。當斯之時，已無天子矣。”

東漢王朝至和帝、殇帝後便開始衰落，到靈帝時達“已無天子”的程度。 所謂“無天子”並非真的沒有了皇帝，而是沒有了天子的權威。天子權威的喪失，象征著王朝的末日。面對這種情況，人們呈現出不同的態度，不同的態度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勢力。

一種政治勢力認爲漢德已亡，新朝當立。民間這種勢力的代表是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打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旗號。割據諸侯勢力的代表有劉焉、袁術等人。東漢末，朝綱崩壞，太常劉焉要求作交阯牧，後來，侍中董扶對他說：“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劉焉便改牧益州。劉焉在益州“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造作乘輿車具千余乘，並謀劃攻打長安，代漢野心昭然若揭。

袁術也是如此。當時流行一句谶語：“代漢者當塗高。”塗即路也，袁術字公路，名和字與谶語合，他認爲：“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強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所以在建安二年（197年），袁術借符命在九江稱帝，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

曹操

另一種政治勢力認爲漢德已衰，天命將改。漢德已衰則失去對漢朝重振的希望，天命將改則預示了天命必改的趨勢。他既區別于天命依然眷顧漢朝，從而對朝廷表現出絕對的忠誠，也不同于天命當改從而建號稱帝，而是看到即將改朝換代的趨勢，從而認定皇帝還有暫時存在的價值。突出代表就是曹操，典型做法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還有一種政治勢力認爲漢德雖衰，天命未改。這些人是欲使東漢起死回生的忠臣，雖然社會到了“主荒政謬”“編戶騷動，人人思亂”的地步，而他們卻仍“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如漢桓帝時，朝政已經腐敗，而尚書令陳蕃仍向朝廷舉薦徐稺、姜肱、袁闳、韋著、李昙等五位德行純備的處士，希望他們“協亮天工”，“翼宣盛美，增光日月”。

漢靈帝光和七年（１８４年） 爆發了黃巾起義，左中郎將皇甫嵩因鎮壓黃巾起義有功被賜爵封侯，威震天下。 一個當過信都令名叫閻忠的人對皇甫說：“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皇甫嵩說：“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閻忠說：“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雲易哉？且今豎宦群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皇甫嵩拒絕說：“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雲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範晔說皇甫嵩“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劄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

傅燮

曾和皇甫嵩一起鎮壓黃巾的傅燮，後來被排擠，到漢陽郡任太守。金城人王國聯合北地胡攻打郡城，他的兒子傅幹說：“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裏羌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裏，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傅燮說：“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纣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纣，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最後戰死。

上述東漢三種政治勢力，第一種由于不符合社會實情，遇到重重阻力，很快就敗下陣來。第二種是對東漢末期社會政治及未來走向的深入觀察和正確判斷，因而力量由小變大，由弱到強。第三種是欲挽狂瀾，卻無力回天，除了以身殉名節，沒有取得絲毫實質性功業。荀彧是第三種政治勢力的傑出代表。說他傑出，是他與陳蕃、皇甫嵩、傅燮等人不同，認識到憑一己之力不能扶大廈于將傾，而是試圖借助強大的勢力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這是他比其他人聰明之處。然而其聰明並不能挽救失敗的命運，荀彧的死既意味著其政治訴求的失敗，也證明了任何想借助別人的力量實現自己的目的都是徒勞的。

荀彧與曹操的關系並非像有論者所說是主從關系，是有共同理想長期主倡臣隨的關系，而是一種既合作又較量的關系。這種關系是二人的政治訴求有同有異所決定的。結束分裂天下共主是二人的同，誰做共主是二人的異。荀彧需要借助曹操的力量達到自己的政治訴求，同樣，曹操也需要借助荀彧的智慧實現自己的目的。因此二人較量是合作下的較量，不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