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很多年裏，有個很受關注的名詞叫“群租房”。
意思就是把一間原本就不大的房間，再隔成很多間小套房，裏面基本只有一張床，甚至還是上下鋪，洗手間等等都共用。
群租房爲什麽總受到人們關注？除了群租房總是發生安全事故和有各種安全隱患之外，還有就是群租房裏的人群都比較特殊。
群租房的房價很便宜，基本只要幾十甚至十幾一晚上，但是生存環境也很惡劣，基本沒有個人空間，每天晚上都得承受其他租客的各種聲音。
能夠忍受這樣的條件在群租房長租的，基本都是社會底層辛苦奔波的普通人。
前段時間，有間整個房間只剩一個馬桶的房子火了。
這套房間由樓梯下的空間改造而成，整個房子只能站得下一個人，進門就是洗手池廁所和淋浴區，跨過馬桶後面的台階，就是臥室。
說是臥室，其實也就一張寬不過1米的席子而已。
這樣的生存條件，屬于是連上吊的地方都沒有。
諷刺的是，這套房子在發布的當天就被一個滴滴司機租出去了。
爲什麽呢？因爲這套房月租只要300塊。
有人說，與其住這種房，甚至還不如住橋洞，起碼更寬敞。爲了省點房租，如此委屈自己大可不必，也丟不起這個人，開得起滴滴的，收入起碼比流水線工人好，不止于此。
確實，這個可能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算不了什麽。但有時候，這些極端得讓人感到荒誕的事，才最讓人看到一些現實的無奈。
01
前段時間在社交媒體上，還刷到了不少“共享床鋪”的帖子。
這裏並不是幾年一度流行的類似太空艙那樣的“共享床鋪”，而是真的只跟別人共享一個床鋪。
爲什麽呢？租金貴，房間小，都輪不上合租，只能共享。
一個14平的單間，能夠共享的，只剩一個床鋪了。
巧的是，這些共享床鋪的帖子，大多數都是在上海，奇葩的馬桶房，也出現在上海。
最早發布馬桶房視頻的是一個中介，他手頭上還有很多這種奇葩房間，大的三四十平，每月租金三四千，小的只有三五平，但是租金也有300-700左右。
這些房間要麽過道只有一米，要麽在樓梯下面或者拐角，甚至還有在院子裏搭的鐵皮房。
看的時候不得不感慨房東的想象力，以及這樣的房子都有人住。
但你還別說，真的有。
這些奇葩的房子只要月租在1000以下，都能很快租出去，一般都租給了外賣小哥或者滴滴司機。
對于他們來說，只要有一個睡覺的地方就好了。
這麽奇葩的房子都能租出快一千，那上海正常的房租到底有多貴？
在上海，青浦闵行這種外環郊區的一室戶，也就是大單間都要3000以上，整租的老破小要5000以上。而且2024年開年以來，外環租金甚至還經曆了一波上漲。
當然了，和這種短暫上漲相對的是，上海的房租整體來看還是跌慘的。
在上海的16個區中，只有3個區的租金在上漲，其中徐彙普陀的輕微上漲還是因爲上個月環比大幅下跌。
房租下跌和共享床鋪現象的出現，來源于同一個原因——大家手裏沒錢了。
近幾年來，上海常住人口逐年減少，其中外來常住人口數據下降得更快，而這一批人恰好就是上海租房市場的主力軍。
租房的人少了，租房房源卻多了。
賣不出去房的中産選擇把房先出租，上海的集中式公寓也開始降價，越來越多租房的房源湧入市場，但是越來越多人不買賬了，或者說，沒辦法買賬了。
但即使正常的房子在降租，依然有不少打工人選擇去租上面那種比牢房還逼仄無比的“房子”。
爲的，是爲了盡量省下多一點錢。
“共享床鋪”聽起來不太體面，但是上海內環的房租基本都在5000往上，共享一個床鋪，就能省下兩三千。
對于那些原本收入不高的外來打工者來說，足夠可以了。
畢竟現在很多東西都在默默漲價，對應的就是生活成本的提升，自己能省一塊錢，家裏的生活開支壓力就少一點。
開源節流的道理誰都懂，但對打工人來說實際哪有什麽開源途徑？他們唯一能做的，其實從頭到尾就只有對自己更加摳門的節流。
馬桶房、共享床鋪，只是其中一種方式而已。
02
最近幾年，大家都喊著降本增效、開源節流，很顯然，降本和節流，比增效和開源要簡單得多。
而一個公司最爲龐大的成本，就是房租和人力。
就像共享店鋪從充分利用時間的上上策，變成了節省成本不得不選的下下策一樣，企業能夠被共享的除了店面，還有員工。
最開始，共享員工也是個好詞。
2020年，因爲疫情，很多餐飲店的員工沒活幹，而盒馬的配送員太少，最後達成臨時共享，這些店員臨時被“共享”給盒馬當配送員。
這是特殊情況下的權宜之計。
更早之前，2008年金融危機，很多國企爲了省錢，也提倡員工之間相互幫助，最後搞起來一個東西叫“工作機會共享”，和現在的“共享員工”可以說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前段時間，央視盛贊“共享員工”模式——很多企業和別的公司“共享”程序員或者工程師，只接項目，不和公司簽合同。
報道裏說，對于企業而言，人力成本得以大幅度降低。
被共享的員工也很高興，說現在同時在做的項目量有六個至八個，整體收入比之前提高了約40%至50%。
說白了，這種方式，差不多就是傳說中的外包。
但它確實是一場三贏。
共享員工的公司可能沒那麽多活，開不了太多錢，就允許員工“接私活”，這樣可以留住員工，保證自身業務穩定進行；尋求共享員工的公司，不需要交社保也不需要繳納保險，還能找到穩定的廉價外包；而共享員工本身，多做的項目，就可以憑本事多賺到錢，大大提高了自身能力的價值變現。
而這也無形中解決了業界著名的“摸魚-反摸魚”難題。
之前上班是給老板打工，摸魚是王道。
現在接私活做外包，是給自己打工，抓緊時間撈錢才是對自己青春的負責。
但能做到這種方式的，大概也只有這種高腦力職業，在整個職場群體裏面還是太過于鳳毛麟角，算是最幸運的一批。
更多的企業和員工，只有更加無奈的“優化”。
前有騰訊員工跑滴滴，後有清華畢業生賣豬肉。
總有人在是否脫下長衫之中兩難，但要我看，孔乙己好歹還能知道“茴”字的四種寫法，大多數人的長衫，脫了也罷。
誰說大廠員工一定比滴滴司機高尚？
能憑本事賺到錢，怎麽都不磕碜。
03
還有一個段子，講的是從辦公室來看，一家互聯網公司興起到倒閉的曆程。
最輝煌的時候，能在市中心的寫字樓租上整整一層甚至幾層，要裝修，要吧台，要自動售貨機。
後來績效不行了，只能從市中心搬到三環外，但還是得租上一整層撐撐場面。
接著，一整層其實也租不起了，但是有緩兵之計。大量裁員之後，把空出來部分再租給其他公司，美其名曰利用多余空間。
再然後，連一整層也租不起了，不得不蝸居在小小的一個角落，和別家公司一起wework。
最後倒閉。
現在，段子好像照進現實了——一線城市寫字樓空置率越來越高，“共享店鋪”卻在變得越來越多。
看看北京、上海、深圳的數據，2023年，這三個一線城市的寫字樓空置率創下10多年的新高，深圳寫字樓的空置率甚至超過了26%。
目測，實際的空置率可能更高。
曾經寫字樓裏大多數都是互聯網公司、科技公司、金融公司。但是現在寫字樓裏越來越多健身機構、舞蹈機構甚至早教機構。
空置率高不是因爲租金高租不起，相反，寫字樓的租金也創下了近十年的新低。
深圳寫字樓租金價格相比前幾年的最高點下跌了近3成，回到了11年前的水平。而北京2023年寫字樓租金平均也下降接近一成。
如果看實際成交價格，租金下跌可能更多，北京某些地段的寫字樓實際成交金額已經幾乎腰斬。
寫字樓市場的熱度，甚至比住宅市場降溫降得更快。
難道大家越來越不需要寫字樓了嗎？
當然不是。對于企業來說，辦公樓其實就是一張名片。
前幾年，大家都講排場，要最豪華地段、最豪華的寫字樓，但是現在，剩下的只有“共享店鋪”。
最開始，共享店鋪其實是屬于勞動人民的智慧。
很早之前就有分時共享的餐飲店，早上是包子鋪，中午是快餐店，晚上是燒烤攤。
包子鋪主打早餐生意，快餐店主打正餐生意，燒烤攤則正好主打晚餐和夜宵，原本三家店需要各自交三份房租，現在只需要一起交一份就好。
前段時間在上海，出現了Manner咖啡和鏈家中介合作開店，共享門店。
圖源：上海鏈家
一邊談房子一邊喝咖啡，看起來是很惬意，但仔細想想，其實本質是因爲房子不好賣，只能靠讓渡給咖啡店的空間，來省一點成本。
這種“共享”，相比充分利用空間，更多的是出于無奈——沒錢了。
前幾年，大家都講排場，要最豪華地段、最豪華的寫字樓，但是現在，通過“共享店鋪”苟下來，也覺得沒什麽不可以了。
在生存面前，面子什麽的，根本不值幾個錢。
這跟上面滴滴司機租馬桶房，大學生脫下長衫去送外賣，其實沒什麽兩樣。
04
尾聲
余華在書裏說：
“作爲一個詞語，‘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裏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于喊叫，也不是來自于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這幾年的宏觀經濟大環境如何，大家也都有目共睹，但這只是經濟周期波動中誰都無法避免的逆風期。
現在誰都在爲活著而拼命，誰都不容易。共享床鋪又如何？共享員工又如何？只要能靠本事活著，就是勝利，就有希望。
致敬那些在逼仄困頓的環境中依然努力拼搏、積攢希望的所有奮鬥者。（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