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當汪精衛逃出重慶在越南發表對日“豔電”後，國民黨元老吳稚晖曾奉送其一句足以令汪氣得吐血的名罵：“卿本佳人，奈何做賊？”
汪精衛
實際上，這也是大多數人對曾經享有極高聲望的政壇領袖、學界名流居然附逆、甘做漢奸的不解之問。作爲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之一，在知識分子中享有頗高威望的“清華正客”周作人的下水也同樣令人不解。
周氏三兄弟
周作人與其哥哥魯迅一樣，受過高等教育，其才華學識在當時的中國純屬一流行列。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馮雪峰曾這樣評介：“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
然而，哥哥魯迅是世人稱道的民族英雄；弟弟周作人卻淪爲人類不齒的漢奸！同胞兄弟爲何會出現這樣迥然不同的結局呢?除思想不同外，還與周作人本人的氣質與家室有關。
抗日戰爭爆發前，周作人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抗日戰爭爆發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組成聯合大學，遷往雲南昆明，後來稱之“西南聯大”。當時，多數不甘做亡國奴的教職員工隨校離開北平。而周作人卻以“系累太多”爲理由沒有南下。
周作人的妻子是日本人，名叫羽太信子（周作人東京留學時，房東的女兒），這位受過日本高等教育的女子，對中國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性格也溫順，周作人是在日本留學時與她結識的。
此外周作人一家在1911年時回國，1912年，羽太信子要生孩子，于是她的胞妹羽太芳子來到紹興陪護姐姐，也因此與周作人三弟周建人相識，二人日久生情，最終在1914年，周建人迎娶了二哥的小姨子羽太芳子，兩個小家庭親上加親。
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做爲日本人的羽太信子對此是反對的，爲丈夫著想，她曾勸周作人離開北平。
但周作人卻認爲自己系一文弱之人，手無縛雞之力，抗日能有何作爲?妻子是日本人，留在淪陷後的北平，日本人總不會不給一點情面吧！由于學校遷移，他沒有薪水，只得靠舊時的積蓄度日，每日埋頭在他的“苦雨齋”裏寫小品，作起“隱士”了。
他想“隱”，日本人卻不讓他“隱”。1937年12月，日寇卵翼下的僞華北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湯爾和任僞教育部長。湯與周作人是浙江同鄉，爲此竭力催動周作人出山。
周作人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內心疑慮重重，雖湯爾和再三敦勸，他仍沒往就。
日僞當時沒能拉動周作人，革命的正義力量也沒能拉動他。1938年5月，日本的“報國文學會”和日寇刺刀監護下的“中日文化協會”在北平舉辦了“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周作人出席了這次會議，並且講了話。他的講話由日本的報紙登出，消息傳回國內，引起全國震驚。
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立即通電全中國文化界，指出：
“周作人……及其他參加所謂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的諸漢奸，應即驅逐出我文化界，藉示精神制裁。”
而茅盾、老舍、郁達夫、胡適、丁玲、夏衍等著名作家則想再拉周作人一把，由老舍倡儀，樓適夷起草，共18位作家聯合署名，發表了一封致周作人的公開信。辭意懇切，誠意灼人，信中說：“驚悉先生竟參加敵寇在平召開的座談會。先生此舉，實系背叛屈膝之恨事，凡我文藝界同人無一不爲先生惜，亦無一不以此爲恥。先生在中國文藝界曾有相當的建樹，身爲國立大學的教授，複備受國家社會之優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國媚敵之羞，我們雖欲格外愛護，其如大義所在，終不能因愛護而即昧卻天良。”
信中忠告周作人：“希望幡然悔悟，急速離平，向道南來，參加抗敵建國工作。”
周作人拿到信件，當晚和妻子羽太信子磋商。羽太信子出于正義感，對周作人說：“離開北平吧，不去昆明，先去西安居住也行！”
周作人淒楚地說：“中日戰爭不會就此結束，西安怕也保不住！”
羽太信子想了想，仍是提醒丈夫：“你已經一腳下水，文化界議論嘩然，如再不撤離，日本人請你出任職務，你就是最後喪失氣節了！”
周作人聽罷身子不由一震，垂下了頭，一會兒，他聲音緩緩地說道：“氣節？中國曆史上有多少重氣節而輕生命的仁義君子，名聲威而建樹微，徒有氣節而無事功，有時也足以禍國殃民。”羽太信子不再說話，她把老舍等18位作家的信收起來，鎖進了書櫃。周作人在一旁對羽太信子說：“留在北平吧，我家一家19口老小，怎麽能夠長途流離顛沛呢？事到如今，我只有盡全力維持咱這一家人了！”
羽太信子見丈夫眼裏已充滿盈盈淚水，頭深深地低了下去。這一夜，周作人久久不能人睡，他想起許多，他或許想到了未來的結局，妻子把18名知己的信件鎖進了書櫃，也把他周作人的靈魂鎖進了書櫃.
過了些日子，周作人在出門的路上突然遭到一個戴著口罩的男子的襲擊，那人朝著周作人掏出手槍，第一顆子彈擊中了周作人胸膛，卻打在銅鈕扣上，彈頭改變方向擦胸而過，周作人僅皮膚被劃傷；那人正要開第二槍時，周作人的車夫撲上前去，子彈擊中了車夫。周作人見狀高呼救命，那人慌亂中朝周作人又開一槍，隨即逃竄了。
最後一槍沒有打中，但周作人的車夫已倒地身亡了。行刺事件發生後，日僞警察即來偵詢，咬定是“抗日分子”謀害周作人。派了3名偵緝隊員常住周作人家，連他外出時也有1人跟隨，周作人基本失去了自由。
這次行刺，使周作人感到恐慌，他慢慢琢磨出是日本人一手策劃的，終于，在事件發生十余天後，他接受了僞北平大學的任命，出任僞北大圖書館館長之職。
從此，他在僞政權的泥淖裏越陷越深。在敵僞期間，周作人作爲各種僞刊的撰稿人，寫下大量的散文，出過不少集子，發表了不少言論。他這時期的散文，除了少量回憶文章外，在量的是抄錄舊書，不少是美化漢奸政權和侵略者，宣傳“東亞共榮”的。
1941年5月，擊作人在爲日本“國際文化振興會”編撰的《日本的孔子聖朝》一書寫序時這樣說道：“中國爲孔子故鄉，其道當可重光。日本神國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廟貌俨然，則其影響亦頗深遠。竊希望以此因緣，東亞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維持人道與和平，此蓋不獨爲孔子之光而已。”
這同日本法西斯所要建立的“王道樂土”的謊言完全是一個腔調了。
1940年3月，汪僞國民政府成立，北平的僞臨時政府解散。另設僞華北政務委員會，湯爾和任該委員會的教育總署督辦。11月，湯爾和病死，湯在臨死前極力推薦周作人繼任。到了1941年1月，周作人接任了這一職位。同時還兼任“剿共”委員會委員，新民總會會員。當年的4月，他以教育督辦的身份出訪日本。
1942年5月，爲慶祝僞“滿州帝國”成立十周年，周作人竟同汪精衛一同赴“滿州國”訪問，在長春拜會了溥儀。更嚴重的是他在出任僞華北新民青少年團副統監時，曾身著日本式軍服，戴著日本式戰鬥帽，陪同正統監王揖唐檢閱了在天安門前舉行的分列式。一個文人如此墮變，真是令人可悲可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從9月份起開始“肅奸”。
周作人自然被列入大漢奸名單內。周作人當時住在北平市內。日寇投降時，他也和其他漢奸一樣，惶惶不可終日，但又抱著僥幸心理，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個文人，又有點名氣，在漢奸政府裏擔任的職務也非要職，或許蔣介石政府能網開一面，放自己一把。就這樣，周作人在愁眉苦臉中度過了一日又一日。
1945年10月6日，周作人接到了一張由僞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蔭泰署名的請柬，上面寫著：“敬備菲酌、恭請光臨”幾個大字。地點在兵馬司胡同一號原華北政務委員會經濟總署督辦汪時景的住宅。
6日下午5時許，周作人來到了汪宅，其他一些知名漢奸也陸續到達。晚8時，宴會正式開始，也就在這幫大漢奸們舉起酒杯時，戴笠帶手下的軍統局特務們突然光臨了。周作人與其他漢奸一同被铐了起來。當夜解往炮局監獄。
周作人在北平被關押了約半年，1946年5月26日被押解到南京。6月17日，國民黨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檢察官以漢奸罪對周作人提起公訴，周作人從此站到了被告席上。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突然發病去世，享年8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