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射獵文化可謂是曆史悠久，史書也多有記載狩獵之事。如《左傳》就對狩獵做出了描繪，謂“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而文中所謂的“講事”，主要是講求武事，可見很早開始我國就把田獵當成一種練兵的形式。而以女真爲主幹的滿族，作爲漁獵民族，就非常重視本族的騎射傳統，並時常舉辦“木蘭秋狝”，並持續了一個多世紀，在清代有著重要的軍事、政治意義，本文就來說說清代的“木蘭秋狝”。

我國的射獵文化曆史悠久，尤其是北方的少數民族，由于射獵與其生活密切相關，所以對射獵活動十分重視，哪怕是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後，其依舊延續其射獵傳統，通過圍獵活動來檢驗和提高軍士的戰鬥能力。如金國就是典型案例：“金國酷喜田獵。昔都會甯，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逾月，後妃、親王、近臣皆隨焉。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豬、鹿于圍中，國主必先射之，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

而在清代建立之後，爲了提高傳統的騎射技能，保持戰鬥力，更是經常圍獵以錘煉、檢閱王公貴族和廣大官兵的戰鬥技能。當然，也是突出民族性的重要方式，清太宗皇太極就經常在各種場合強調射獵打圍的重要性，“我國家以騎射爲業，今若不時親弓矢，惟躭宴樂，則田獵行陣之事，必致疏曠，武備何由而得習乎！蓋射獵者，演武之法”。

迨至康熙年間，由于承平日久，滿族上至王公貴胄下至普通軍士貪圖享樂，戰鬥力日益退化。爲了扭轉好逸惡勞的頹廢之風，遂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爲理由，在秋冬時節，校獵于塞上，以保持滿族“國語騎射”的傳統，“從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圍勞苦軍士條奏者。不知國家承平雖久，豈可遂忘武備”。“若平時將狩獵之事廢而不講，則滿洲兵弁習于晏安，騎射漸至生疏矣”。

“木蘭秋狝”的“木蘭”滿語意爲“哨鹿”，由于在每年7至8月進行，又稱爲“秋狝”，木蘭秋狝之制開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二十年，幸塞外，獵南山。尋出山海關，次烏拉，皆禦弓矢校獵。越二年六月，幸古北口外行圍，木蘭搜獵始此”。而用于秋狝的圍場則是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左右設立的，本是喀喇沁、敖漢、翁牛特部的屬地，後三部將此地獻于清帝爲校獵之所。其地位于內蒙古昭烏達蒙、卓索圖盟、錫林郭勒盟與察哈爾蒙古八旗接壤處，周環1300余裏，其地水草茂盛，氣候溫和，野生動物繁衍旺盛，十分適合射獵講武。

每年“木蘭行圍”之際，由護軍營、健銳營、前鋒營、火器營、善撲營、虎槍營等兵1300余人隨行護送清帝一行，到達由向導處精選的地點後，都會紮下大營，而主要防衛工作由護軍營士兵負責。

大營的最核心部分無疑是皇帝的駐地禦幄所在地，是爲“黃城”，其外環繞著內城、外城，其布局明顯是對京師的模仿。

根據乾隆年間的定制，最核心，也是最裏層的部分是“黃城”，由黃布圍成的方形幕帷組成，只向南開口，開口處由20名侍衛把守，東、西兩隅各有20名侍衛守護，總共有上三旗60名隨侍宿衛“貼身”保護皇帝的安全。而其左右兩翼則是阿哥所和八旗下的附屬機構。

大營總圖

而“內城”，就是“黃城”的外圍一圈由175架帳篷組成，設南、東、西三門，每門設上三旗護軍參領2人，護軍校、護軍20人。周圍設汛9處，每汛以上三旗護軍參領1人，護軍校、護軍18人守衛。共237名護軍營官兵。

離“內城”十二丈處，就是外城，由254架帳篷組成，開東、南、西、北四門，每門由地位相對較低的下五旗護軍參領2人，護軍校、護軍20人守衛。周圍設汛4處，每處以參領1人，護軍、護軍校18人守衛。共164名護軍營官兵。

在離“外城”的六十丈處，設警跸帳篷40架，每架旁建護軍旗一面，每面旗有護軍參領1人，護軍校、護軍15人。共640名護軍官兵。

而外藩蒙古爲了表達對大清皇帝的忠誠和敬仰，自然要派兵隨圍。這些蒙古兵皆是來自漠南蒙古，計有喀喇沁、翁牛特兵共1000名，敖漢兵50名，科爾沁兵100名，巴林、克什克騰兵100名，兼有各部火铳手112人。共1362人。行圍時，這些外藩蒙古兵充當“虞卒”，將所劃打圍區域圈起來，負責圍合禽獸。除此之外，還有來自索倫部的射生手。

圍中設黃色大纛爲中軍，左右兩翼以紅、白兩纛爲識別，兩翼末（烏圖裏）皆以藍纛爲標志，皆聽中軍節制。

行圍之制主要有二：一爲行圍。只以數百人，分翼進入山林，圍而不合。二爲合圍。合圍人數衆多，也是圍獵項目的重點，在五更之前，由滿洲、蒙古王公大臣充當的管圍大臣率領虞卒、八旗官兵、虎槍營官兵、索倫部射生手沖出營盤。捕獵大軍視圍場大小山川遠近，繞出圍場之後，或三五十裏，或七八十裏，以看城（清代皇帝行圍打獵時設立的瞭望點）爲中心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包圍圈。在合圍形成後，兩翼末的虞卒脫帽，以鞭擎舉，高聲呼喊瑪爾噶口號，逐次傳遞至中軍，中軍便知合圍已成，遂徐徐擁纛前進，等待皇帝入圍。而形成包圍圈的士兵不斷將野獸由外向裏壓，直到人與人並肩，馬與馬並耳的距離，不斷縮小包圍圈內牲畜的活動空間，而在包圍圈的外層設置了虎槍營士兵及索倫射生手對漏圍的野獸進行射殺。

日出前，待時機完全成熟，皇帝便率扈從、侍衛、虎槍營、禦槍處的士兵射取野獸。不過，爲了皇帝的安全，如果有圍中有虎出現，“則圍暫不行”，由虎槍營的士兵一擁而上將老虎擊斃，皇帝再下場。當然，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論，像清聖祖、清高宗爲了顯示“尚武”，遇到老虎，下場沖動較爲強烈，肯定會在衆兵保護周全的情況下，“如圍中有熊虎猛獸，則馳報，命虎槍官兵掩殺，或禦神槍及弓矢，親殪之”。在快要收場的時候，皇帝就行至看城觀看諸王與射生手擊斃野獸，如果場內野獸太多，皇帝則會大展好生之德，“特開一面以逸之，圍外諸人不准逐射”，散圍後，皇帝以及諸軍士、外藩蒙古回營。

在行圍時，如遇到“哨鹿”日，其制又與普通行圍略有不同，至少在人數規模上遠遠少于行圍。皇帝在五更之前出營，侍衛和差遣人員分爲三隊，三隊在距哨鹿地處按遠近分別駐紮。由于鹿只往往隱蔽在叢林深處，需要侍衛用木制口哨模仿鹿鳴之聲誘其出動，鹿至之後，皇帝箭在弦上，即時射斃，“取其血飲之。不惟延年益壯，亦以爲習勞也”。

在行圍過後，外藩諸蒙古恭進筵宴，並借此將皇帝展示自己的才藝，一般來說有相撲、什榜（以傳統蒙古樂器助興）、詐馬（賽馬）、教駣（表演馴化馬匹），此所謂“塞宴四事”也。一般來說行圍、哨鹿、塞宴四事這套流程要舉行二十日，“木蘭秋狝”才算完全結束。

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代，“木蘭秋狝”最爲繁榮的是在康熙、乾隆時期，大舉次數是相當頻繁。比如清聖祖，簡直就是堪稱野生動物殺手了，還搞出了“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的記錄，“朕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余圍場隨便射獲野獸，不勝計矣”。

木蘭秋狝之制是清聖祖始創，但在雍正年間由于政務繁忙、兄弟爭權兼之清世宗運動能力不強等原因被長期中斷。直到乾隆六年（1741年），清高宗力排衆議才恢複木蘭秋狝。

根據乾隆帝對反對諸臣的駁斥，其舉行木蘭秋狝的目的有二：第一、以獵講武。自古以來有所作爲的君王，“皆因田獵以講武事”，口外行兵，“于軍伍最爲有益”。第二、懷柔蒙古。出圍之時，途經外藩蒙古，“按曆蒙古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懷遠之略”。至于下文就是對木蘭秋狝恐怕耽誤政務，使皇帝耽于享樂的批駁。總而言之，著力陳述木蘭秋狝的必要性。

事實上，正如乾隆皇帝所說，木蘭秋狝並不是單純射獵活動，而是承擔著重要的軍事、政治任務。

從軍事上來講，木蘭秋狝對排兵布陣、隊伍整齊非常重視，每次行圍就像一場軍事操練，要求官兵嚴格執行指令，部伍整肅，“圍獵之制，貴乎嚴整，不可出入參差”，並出台林林總總的律法約束官兵的行爲，如果不遵守，將受到處罰。如順治初年，就規定“圍場隨獵官兵人等，如有行走不齊，前後雜亂，以致呼應不靈者，該管官罰俸一月”。在木蘭秋狝中，遇到猛獸，更應該以對敵之勢奮勇向前，“毋許一二人逗留在後，有逗留者執之”。

在曆次木蘭秋狝中，乾隆帝經常對參加行圍的官兵，就其技藝和從獵表現做出訓誡和嘉獎。如乾隆六年（1741年），就指出“此次巡幸木蘭，所有隨圍之兵丁，首推東三省暨察哈爾之巴爾呼等。漢仗好，馬上熟練，手技便捷，行圍整齊。至他省及京兵，漢仗弓馬膂力骨格，尚屬去得。當差亦甚勤奮，但于行圍耐勞等處，較之稍遜”。並要求官兵悉心訓練。

因爲皇帝在木蘭秋狝中強勢旁觀，官兵爲了避免受罰和爲了得到皇帝的賞識，就比較玩命，就會造成重大傷亡。就比如在《檐曝雜記》中就有虎槍營官兵爲了捕獲老虎，“被傷者三人，一最重”的記載。

有時候圍獵風險極高，至于達官顯貴，受傷也在所難免。超勇親王之孫拉旺多爾濟就在木蘭秋狝中爲了保護皇帝爲熊所傷落下了終身殘疾：“仁宗駕幸木蘭打圍，群臣方馳逐，有一熊突至禦前，連傷侍衛數人。七額驸直前，與熊持良久，爲熊所擒，坐身下不得脫。額驸急屈右足竭力跌熊，熊仆于山麓，糜爛而死，然其足自是跛矣。”

亦有侍衛在木蘭秋狝中表現高光，而被清朝皇帝賞識者，如西布特哈達斡爾侍衛由屯，在木蘭秋狝中，“車駕前一發得虎。高宗壯之，取視其矢歎曰：‘箭與锸耳，呂布善射未必能爾’”。加入西征准噶爾序列，功至正白旗蒙古副都統。

從政治上來說，懷柔蒙古的作用收到了不錯的成效，清朝皇帝每次木蘭秋狝，以科爾沁爲首的蒙古王公或親至行營恭迎聖駕，或派專使前來請安，參與隨圍的王公亦踴躍前來。總而言之，以秋狝懷柔蒙古效果還是不錯的，趙翼在《檐曝雜記》中總結道：“上每歲行狝，非特使旗兵肄武習勞，實以駕馭諸蒙古，使之畏威懷德，弭首帖伏不敢生心也。”

木蘭秋狝自康乾之後逐漸衰弱最後被廢止。自嘉慶皇帝登基之後，清朝國勢衰退，遍及數省的白蓮教起義正如火如荼，搞得他焦頭爛額，再加上水災頻仍，爲了節省開支，不得不一切從簡，幹脆暫停了木蘭秋狝，所謂“今秋往木蘭行圍，大營所用車輛及除道成梁等事，皆需民力，此次大水所淹，豈止數十州縣，秋禾無望，若重費民力，予心不忍”。

木蘭秋狝‍

隨著清朝江河日下，吏治敗壞，從嘉慶朝開始，圍場管理開始松懈敗壞，圍場官兵形同虛設，“任聽附近民人及蒙古私伐林木”，圍場的自然環境遭到了嚴重破壞，而野獸則“以草木爲淵薮”，隨著生態環境被破壞，野獸完全絕迹。嘉慶七年（1802年），清仁宗舉行木蘭秋狝，竟然“查閱數十圍不見麋鹿之迹”。

盡管嘉慶朝有11次木蘭秋狝的紀錄，但是也只是勉強爲之，其質量和效率相比于前代簡直是天差地別。而隨著時代的前進，軍事技術不斷發展，以鍛煉弓馬騎射爲目的的木蘭秋狝已經早已不適應近代戰爭。在清王朝國力衰弱，圍場環境破壞，不適應近代化戰爭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木蘭秋狝在道光年間被徹底廢除。“道光以後，不複秋狝。舊迹湮滅，非曩時景象矣”。

綜上所述，木蘭秋狝在清代做爲練兵習武的重要活動，對八旗軍事素質的提高和扶綏外藩蒙古有著重要作用。但由于曆史條件的變化以及清王朝的衰弱，它也失去了自己的軍事和政治意義，最後只能被時代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