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這段曆史上，吳法憲通常都是扮演著一個“壞人”的角色，不過“壞人”也有七情六欲。對一些人與事，有著自己的感悟。吳法憲在晚年撰寫的回憶錄中，說自己時常爲周總理感到難過、悲傷。

有這種感覺的人，不只吳法憲一個，還有與吳法憲一樣的，黃永勝、邱會作等人。應該還有其他不少人，但吳法憲只知道身邊人的情況。在那特殊的十年裏，周總理到底經曆了什麽？

在這場“運動”的初期，周總理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憑他的力量是無法阻止“運動”的發展和擴大的。他確實可以團結到一大批人在自己周圍，來阻止，來抵制。但這樣只會造成無法挽回、更加危險的割裂。

既然無法“對抗”，那麽該怎麽減小損失，該如何降低負面影響呢？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盡量保護能保護的幹部、人才和民主人士，讓他們不要在這場浩劫中倒下。

在1966年8月底，周總理收到毛主席對章士钊的“應予保護”的批示後，立即借機擴大保護範圍，寫下一份需要保護的人員名單。以民主人士爲基點擴展，將人大、政協、政府、黨內的重要幹部，囊括在裏面。

這雖然不能說不上萬無一失，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降低沖擊力度，保護他們的作用。

賀龍遭到危險時，周總理站到他身前，對那些人說：“他身體不好，不能見，有什麽事找我。”他還將賀龍夫妻帶到自家保護，後又秘密安排進京郊避難。

矛頭轉向朱德時，周總理當即表示：“如果你們硬要批鬥的話，那我將前往陪鬥。”

陳毅的車子差點被攔截，釀成慘劇時，周總理立即趕來，警告有關人等：“誰要攔截他的車子，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要找他麻煩，就從我身上踩過去。”

這些人，都是對國家、對社會有大用的，必須保護好。但是對一些沒那麽重要的身邊人，周總理也只能保護性舍棄，不然只會把事情弄得更麻煩，鬧出其他大亂子。

成元功從1945年開始，就在周總理身邊工作，曆任警衛秘書、衛士長，兩人朝夕相處20余年時間，可以講形影不離。無論是生活，還是工作，成元功都是周總理的好幫手。

可是在1968年，成元功因好意提醒江青吃東西的事，被江青認爲是在惡意阻撓她。她沖著周總理，大喊大叫，說他開秘密會，故意安排成元功在門口攔著自己。周總理爲成元功再三解釋，講他不是這個意思，江青不聽。

她我行我素的大吵大鬧，令正常會議無法進行，還弄得人盡皆知。之後，周總理試圖通過安排當事人成元功和其他相關人等，向江青面對面解釋，那天是怎麽一回事。江青仍不聽，還大張旗鼓地開會，拿成元功的“問題”借題發揮，擴大到警衛處等其他不相幹的人身上。

這事實在無法妥善處理，江青以此已嚴重影響大家正常的工作。于是，汪東興、張耀祠、李樹槐等三位成元功的上級，找到成元功談話，希望他能先到學習班學習，避避風頭；去之前不要跟周總理告別，也別再跟周總理辦公室聯系了。

成元功很理解，這是爲了不再給周總理增添不必要的麻煩。成元功離開後，周總理也去沒尋找，他也很無奈。爲了顧全大局，他也沒辦法。直到1976年9月，周總理去世8個月後，成元功才得以返京工作。

1967年2月，周總理對那些人還抱有幻想，希望能通過言語化解他們內心的仇恨和沖動，不要再這麽瘋狂下去了。他悲聲道：“你們以敵對的態度對待他們，一鬥就是十幾天不放人。我想到這裏就很難過，很痛心。”在這之後，他再沒當衆說過這樣的話，流露出脆弱、悲情的一面。

吳法憲多次見到這樣一幕：江青等人無理取鬧和刁難，周總理忍辱負重地耐心解釋和化解，沒有對他們進行什麽指責和批判。

只有少數幾次，江青等人太過無理，工作實在進行不下去，周總理才發脾氣：“江青同志，這個問題，多數人不贊成，只有你們三、四個人同意，就硬要往下發，這樣做行嗎？你屢次幹擾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過！能不能理解一下集體領導的意思？”江青一時無語，沒有反駁。

連吳法憲都講，周總理“黨性原則強”。隨著時間的推移，周總理的身體愈發不適，但還是堅持不懈地鬥爭、工作。他的精神本就痛苦，如今又有肉體上的折磨。可是這些，他都沒有在私底下講，更沒有講任何人的不是。

周公千古偉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