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駛在山西地界，從太舊高速下來，離大寨就不遠了。
通往大寨村的路不寬，大約只一個半車位，但路面質量很好，許是沒有大貨車通行的緣故。
現在，山西大寨村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北方小村，整體很像大家族聚集在一塊的城堡。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幾十年前，大寨村是共和國農業的“聖殿所在”，高峰時期每天有幾萬人前來參觀遊覽。
讓大寨在全國聞名的推廣者，不是別人，正是前共和國總理陳永貴。
大寨書記1914年，陳永貴生于山西省昔陽縣石山溝，具體的生日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身爲農民的陳永貴爲了圖個吉利，就將自己的生日定在了農曆正月初一。
小時候，陳永貴家徒四壁，6歲時，父親挑著一條扁擔，一頭放著行李，一頭放著幾十斤重的陳永貴，走了30裏的山路，來到大寨定居。
本想在大寨改變“爛包”的光景，可沒成想日子過得更加艱難。地主老財的剝削、壓迫讓陳永貴一家翻不了身。
母親、姐姐、弟弟都被當作商品，賣到了他鄉。絕望的父親萬念俱灰，將陳永貴托付給大寨一戶婆媳兩個貧苦的女人，自己則吊死在故土老墳的歪脖子樹上。
因此，陳永貴從小就懂得“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道理。這兩個苦命的女人先後謝世，陳永貴披麻戴孝爲其送葬。
知恩圖報始終貫穿在陳永貴的生命之中，有個叫王計科的人，年輕時同陳永貴一道販過煤、賣過燒餅，他常常將一個糠餅子分作兩半，自己則拿少的一部分，陳永貴對此非常感激。
多年以後，陳永貴當上副總理之後，中央給他配的廚師他不要，專門將偏遠的昔陽縣的王計科弄到北京頂了缺，正應了《史記》中“苟富貴，勿相忘”這句話。
抗日時期，八路軍和日本法西斯在昔陽縣爭執不下。
此時，陳永貴表面是大寨村“維持會”會長，暗裏則化名爲老曹，當了一名地下工作者，爲八路軍傳遞情報。
後來雖然遭到誤解，但陳永貴絲毫不放在心上。新中國的初生猶如一輪太陽，照亮了陳永貴的人生，“土改運動”讓陳永貴獲得了生産資料——土地。
1953年，爲了貫徹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身爲大寨村支部書記的陳永貴帶頭賣糧1750公斤，讓全村迅速完成了任務。
1750公斤糧食，對于陳永貴是全部的家當，以至于他還高強度勞作後，吃不上一頓飽飯。
以個人之苦換取國家利益，陳永貴認爲是值得的。不過身爲大寨村書記，陳永貴的第一要務就是要讓全村人吃飽飯。
大寨村位于虎頭山西麓腳下，是典型的黃土高原土石山區，土質堅硬，本不是種田産糧的好地方。
當地人還爲此作了一首民謠：“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地無三尺平，年年災情多”。
剛剛解放時，大寨村共有800多畝耕地，零零散散分散成4700多塊，大的不到三畝，小的要好幾塊才能湊成一畝，斜挂在七溝八渠的坡面上。這些坡地缺肥少水，耐不住幹旱，經不起雨澇。
陳永貴面臨的困難不是一般的大，但也爲陳永貴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平台。
經過和大寨幹部群衆充分討論，商量一套改造工程計劃，具體做法是：溝裏分段打壩，坡地打基築埂，對于土層薄的地塊擔土墊地，對于坡度大的地塊起高墊低。
經過幾年的耕耘，大寨村每年的糧食産量逐年上升，由1952年的畝産237斤，上漲至1962年的畝産774斤。
短暫的成績，不想被一場暴雨損失殆盡。1963年的盛夏，大寨遭受了特大暴雨，沖垮了100條石壩、180畝耕地。
然而，陳永貴在支部委員會上，說：“這次遭災，昔陽縣很普遍，全國也好不到哪去。他們比我們更需要物資，我們不要國家的救濟糧，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物資。”
陳永貴的事迹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教員爲了鼓勵大家，說出了那句名言——“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就此，陳永貴的名字刻在了教員的腦海裏。
“文盲宰相”大寨的成功，讓教員看到了合作社的希望，更滿足了“工農聯盟”的設想，陳永貴作爲農業方面的帶頭人物，也坐上了升官的快車道。
1964年12月，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高度概括評價了大寨精神。
教員71歲生日那天，極少請人吃飯的他用自己的稿費在人民大會堂小宴會廳請客，邀請了火箭專家錢學森，知識青年邢燕子、工人代表王進喜、農民模範陳永貴。
很明顯，傳遞出的政治意味就是希望各行各業的優秀分子能聯成一體，爲祖國的建設添磚加瓦。
1973年，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陳永貴被選爲政治局委員，成了“副國級”領導者。
此後不久，陳永貴又在四屆全國人大上被選爲政府副總理。陳永貴當時曾向周恩來表示，說自己一個小地方來的，幹不好中央工作。
但周總理卻鼓勵陳永貴：“慢慢學吧，你不想當？別人求之不得呢。”
陳永貴沒上過學，更未系統接受理論指導，43歲才完全識字。批閱文件時，還要請教秘書。
不過陳永貴在私德上無可挑剔，他是唯一不脫農籍的副總理。在國務院辦公，陳永貴不將戶口遷往北京，這要放在現在，真是萬中挑一的存在。
有人要幫助陳永貴轉戶口，他卻反駁道：“轉戶口做什麽，還是不要離開農民！生在哪裏，就死在哪裏。”
在辦公時間上，陳永貴也牢牢恪守了“三三制”。“三三制”，顧名思義就是一年之中，三分之一的時間留在中央辦公開會，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大寨檢查工作，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外地調查研究。
另外，陳永貴的全部工資也就是工分+出差補助。起初是山西省委負責，轉到中央工作，就由中央發放，每月僅僅是136元。
實事求是地說，陳永貴對理想的追求是堅定的，也是樸素的，但不懂變通。
當曆史行進到十字路口時，當黨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發生曲折時，陳永貴的盲目和無知就容易走向片面和極端。
改革開放後，中央制定了走“市場經濟”爲主的道路，農業方面也提出了“包産到戶”的主張，這和大寨農業集體化的制度是南轅北轍。
萬裏和陳永貴可謂是兩派觀點的代表人物，萬裏就曾說這場鬥爭有三個回合，第一個回合是走出農業學大寨的桎梏，堅持以生産爲中心；第二個回合是突破“三級所有，隊爲基礎”，實行聯産計酬；第三個回合就是打破“不許包産到戶”的魔咒，給農民充分的自主權。
陳永貴的“大寨經驗”是以階級鬥爭的視角看待農業，政治成分太重，經濟成分太少，將農民對于社會經濟權利的正常追求看成是經濟敵人反對社會主義的表現。
爲此，陳永貴極力抵制中央政策，並且陷入了瘋狂的爭權鬥爭中。陳永貴曾有句名言：“千重要，萬重要，階級鬥爭最重要”就凸出了這一點。
1980年，腦筋一時轉不過彎的陳永貴，在大會堂開完了會，就站在了門口。當鄧公微笑著走過，陳永貴主動上前，打了招呼。
隨後，二人走進了旁邊的會議室，開始了交談。向來直來直去的陳永貴開口就說：“小平同志，這些天，會議是不是太多了，一天一個政策，我有點不太適應，也無法接受對農村的改革政策。”
鄧公掐滅了手中的香煙，說：“沒事，不懂可以問身邊人嘛，不用著急。”這次談話很平靜，平靜得讓人發毛。
十一屆五中全會後，中央陸續接到了山西的舉報材料，這些都是關于陳永貴的黑曆史。
原來在70年代，陳永貴負責的大寨村五年內虛報糧食達2.7億多斤，比實際糧食産量多報24%，這成爲了陳永貴辭職的導火索。
其實這和當時的政治風氣有關，大寨作爲農村的樣板，千萬雙眼睛都盯著大寨，它只能增産，不能減産，否則就會産生政治後果。
可不論怎樣，事實如此，陳永貴也沒有狡辯的權利。
1980年9月，陳永貴被迫辭職，下台時，陳永貴曾說：“我還是不夠成熟，太幼稚了。老虎吃人，人可以躲閃，可人要是吃人，連躲閃的機會都沒有。”
卸任後的陳永貴被安排在北京一家農場，進行農業指導，從此基本淡出了公衆視野。
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因肺癌訣別人寰。死後骨灰葬在了大寨，來參加追悼會的國家領導人只有華國鋒一人。
結語事實證明，大寨經驗不符合曆史潮流，也不符合經濟學。陳永貴之所以能進入權力中樞，更多的是一種象征意義。
與其說他是一位高官，不如說他是一種符號。這個符號代表的則是農民群體。
同時，陳永貴也不具備治國之才，也就無法承擔重要職務，只能黯然離場，賦閑在家。
參考資料
《回觀陳永貴的政治生涯》 人物春秋
《農業學大寨的一段曆史》中國發展觀察 趙樹凱
《探析陳永貴與農業學大寨運動》 山西大學學報 王乙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