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祝志偉

1956年6月， 毛澤東和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

“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在20世紀70年代是影響深遠的一句戰略名言，出自毛澤東之口。1973年11月24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青年團協議會訪華團時，曾明確地告訴客人：

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口號， 叫做 “深挖洞， 廣積糧，不稱霸”， 這裏就有個糧食問題。 “廣積糧” 有兩個作用，一是備荒，一是備戰。 “深挖洞”就是備戰。 “不稱霸”，中國不僅現在不稱霸，就是將來現代化了，我們也不稱霸。

但是，毛澤東最早是什麽時候說出這句名言的，目前還沒有准確的說法。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和《毛澤東年譜》等都只是在注釋裏或采用引述的辦法提到，“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一語出自毛澤東1972年12月10日對 《國務院關于糧食問題的報告》的批語，但未明確說明是否爲第一次提出。曾在林彪身邊工作過的李根清曾撰寫回憶文章，說毛澤東是在1969年中蘇關系高度緊張的背景下發出“要准備打仗”號召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指示的，一些研究文章也指出全國各地大挖防空洞的時間是1969年，但缺乏權威的文獻依據。

關于毛澤東第一次發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指示的具體時間，目前只能說有待考證。研究者比較普遍的看法，都認爲毛澤東發出這一號召，是在讀到元末儒士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建議後，因面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蘇、中美關系劇變的種種波折，有感而發。

對于毛澤東提出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號召，也不能簡單地從字面上做膚淺解釋，必須結合曆史與時代背景，准確把握其科學內涵，完整梳理其理論體系，並在此基礎上提煉出對今天的現實工作仍有指導意義的寶貴思想財富。

鄧小平對毛澤東的這句名言體會頗深。他說過，毛主席提出的“廣積糧”有兩個作用，一是備荒，一是備戰。

毛澤東的備戰備荒思想，發轫于延安時期的大生産運動。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徹底停發了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軍饷，並對陝甘甯邊區進行全面經濟封鎖。在華北、華中地區，日僞軍也對各敵後抗日根據地展開了瘋狂“掃蕩”。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因此遭遇了極嚴重的困難。各抗日根據地普遍遭遇糧食、醫藥、棉布、子彈、食鹽以及其他日常用品嚴重短缺的狀況，陝甘甯邊區甚至出現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用，沒有菜吃，沒有鞋襪穿，冬天沒有被子蓋的嚴峻態勢。

這對于本來就缺衣少食的共産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和根據地人民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早在1939年2月2日，爲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共中央就在延安召開生産動員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發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人們紛紛在駐地周圍的山坡、路旁、河灘等空地開荒種菜，還有人養雞、養鴨、養兔，由于規模小以及經營分散等原因，收效非常有限。

1940年5月，朱德回到延安，發現這時的延安城與三年前相比，人多了，機關多了，東西卻少了。昔日紅火熱鬧的延安市場雖然還天天有集，但冷清了許多。賣瓜果、蔬菜、肉蛋、蒸馍的少了，倒多了一些賣破舊家什、農具、牲畜的人。趕集人的臉色在黧黑之中帶著些許憂郁。

爲了扭轉邊區經濟衰落的頹勢，朱德、董必武和徐特立做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提出了利用邊區鹽多和羊多的兩大優勢發展貿易搞活經濟的建議，毛澤東對此給予了全力支持。但是，當時最迫切的問題是糧食，在國民黨全面封鎖邊區的情況下，僅僅依靠鹽和羊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下決心動用部隊開荒屯墾。

曾經流傳這樣一個故事：

一天，爲部隊勘察屯墾地點的朱德與警衛員在一片荒蕪之地發現了炊煙，朱德說：“有人家！走，訪訪去！”

好不容易趕到一間破茅屋前，屋前是一位身材瘦小的老漢，朱德問他： “老哥，你好呵？這地方是啥位置？” 老漢木讷地說：“南泥灣。”

朱德又問： “老鄉哥，請問這裏能打糧嗎？”老漢說： “怎麽不能？！這裏我很熟悉，地肥得很喲！只是這裏沒一戶人家……”

隨後，朱德請這位姓唐的老漢當向導，一起勘察南泥灣的山林野谷、溝壑腐潭。大概是因爲土地太肥沃，野蒿居然長到一人多高。還發現一片較開闊的谷地，土很松軟，拔野蒿帶起一大坨泥土，黑油油的。朱德抓了一把土，湊到鼻前聞了聞，又攥在手裏捏了捏， 立刻興奮地說： “好土！ 好土！ 開荒種糧完全可以！”

這裏面講的就是南泥灣開荒和大生産運動的起源。據說朱德告別了唐老漢，回延安找到毛澤東，把自己考察南泥灣的情況和調部隊到那裏屯墾的打算做了詳細彙報。毛澤東聽了連聲稱贊：“這件事你朱老總抓得好，抓得好哇！”

不過，農民出身的毛澤東還是有些疑慮，既然土肥得很，爲什麽沒一戶人家在那裏定居開荒呢？

就在這時，和朱德一樣爲部隊尋找屯墾地點的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樂天宇也送來報告，建議在南泥灣開荒種地。毛澤東找來樂天宇，關切地問：“那裏的土地那麽好，爲什麽這些年沒人開發啊？”樂天宇一時答不上來。毛澤東告訴他：“麻煩你帶幾個人，再到那裏做一次詳細的考察。要知上山路，需問砍柴人。你們到那裏後，多找些老百姓，聽聽他們的意見，特別要多問一些老年人。”

樂天宇去了，通過走訪和座談，從群衆那裏了解到一句關于南泥灣的順口溜：“雨水貴如油，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倉滿囤子流。”就是說，那裏是幹旱地帶，十年有九年不下雨，長不了莊稼，但是如果下雨，一年的收成就非常可觀。

毛澤東爲難了，大規模地在南泥灣屯墾開荒，需要調撥衆多的種子，還要組織大批部隊並籌集大量農具，在邊區經濟如此困難的情況下，耗費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若是顆粒無收，那簡直就是勞民傷財。

1941年的春節到了，毛澤東帶著幾個領導幹部和工作人員去棗園鄉給群衆拜年。有人記述了這件事：

毛澤東到了鄉親們那裏，和幾位年長的老者攀談起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都誇共産黨好，人民軍隊好。

毛澤東擺著手說： “今天我們不說這些， 說點別的。” 大家又開始暢談軍民魚水情，毛澤東又說： “不不，大家要談我們不足的地方， 談我們的缺點錯誤。”

老人們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說話了。

看到大家顧慮的樣子，毛澤東懇切地說： “如果聽不到你們的心裏話，得不到你們的批評幫助，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麽，不了解你們的希望和要求，我們的工作就會失去方向和目標，我們的決策就會出現偏差和失誤，你們說是不是這個道理啊？”

在毛澤東的啓發下，大家終于開始暢所欲言，談到了公糧征收太多、群衆負擔重的問題。怎麽解決這個問題？當然要發展農業生産。怎麽發展農業？老鄉們提出要增加耕地面積，加強田間管理，提高單位産量。這些，農民出身的毛澤東都懂，可是陝北地處幹旱區，雨水少，這個問題怎麽解決？

毛澤東問大家： “這些我們都能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幹旱怎麽辦？能不能打井澆灌？”

老鄉們說不行，他們告訴毛澤東，陝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根本打不出水。接著大家又告訴毛澤東，今年陝北不會有幹旱現象，因爲陝北地區 “龍年日炎炎，蛇年雨綿綿”，去年龍年幹旱， 今年蛇年，雨量一定充足。

一次普通的拜年，也是一次深入的調研。毛澤東從農民朋友那裏找到了解決難題的辦法，爲一項艱難的戰略抉擇給出了答案。不久，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王震率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産運動。

鄧小平在解讀毛澤東的講話時還說過，“深挖洞”就是備戰。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提出“深挖洞”的備戰方針，主要是備可能發生的中蘇大戰。此外，正如朱升提出“高築牆”不是簡單地強調修城牆而是建議朱元璋發展武裝力量那樣，毛澤東提倡“深挖洞”，也不是簡單地號召全國挖防空洞。“挖洞”的目的是備戰，“深挖洞”是倡導把能夠采取的備戰措施做好，做深入，做細致，以我之有備待敵之不敢攻。

1969年3月2日，中蘇邊防部隊在珍寶島發生武裝沖突，戰鬥進行了30多分鍾，中國邊防軍連續打退蘇軍三次沖鋒。接著，3月15日、17日雙方邊防軍又發生兩次戰鬥，蘇軍進攻均被打退，此後蘇軍未再登島進攻。據蘇方統計，蘇軍在這三次戰鬥中陣亡58人，傷94人。有研究者認爲：珍寶島事件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中蘇已臨戰爭邊緣，兩國關系無以挽回的標志；同時，它又爲中美關系的恢複提供了契機。當時，中美蘇三國，正處在大三角關系中，大國之間關系的細小變化，都將相互影響。就在中蘇之間劍拔弩張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的關系開始緩和，從而從政治上改變了當時的中蘇力量對比。

珍寶島沖突發生在1969年3月，尼克松訪華時間是1972年2月，這中間整整3年時間，中美關系至少在表面上仍處于嚴重對立狀態，中蘇大戰卻沒有發生。因此，有人把珍寶島小打後中蘇未大打的原因簡單歸結爲“毛澤東拉了美國做幫手”，確實很難讓關心這段曆史的令人信服。事實上，珍寶島小打未演變爲中蘇大打，關鍵因素是中國的備戰工作做得好，而做好備戰工作的前提，是中國領導層對蘇聯領導層的戰略動態做了准確的分析與把握。

1969年3月5日至16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先後三次座談國防形勢問題。他們一致認爲，蘇聯搞個珍寶島事件，是爲了鞏固東歐。對我們搞點緊張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國大搞，這不可能。搞一個東歐國家動員了四五十萬軍隊，如在中國大搞至少要300萬兵力，這談何容易。所以我們不要失去警惕，同時又不要迷失方向，被現象所迷惑。

3月29日，葉劍英整理了一份 《從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寶島樹》的報告，與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共同署名上報毛澤東。

事實證明，老帥們對蘇聯領導層的分析是准確的。當然，還有一個變數是無法預測的，那就是蘇聯軍界高層中“鷹派”的暗流。

1978年叛逃到美國的蘇聯駐聯合國副秘書長阿·舍甫琴科回憶：當時，蘇聯國防部部長安德烈·格列奇科積極主張推行無限制地使用核武器“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的計劃。而另外一些人則主張對中國用有限數量的核武器進行一種“外科手術式的攻擊”，摧毀其核設施。其實這兩種主張並無本質區別，都贊成對中國使用核武器，不同之處僅僅是使用核武器的數量而已。

不過，贊成這兩種手段的人並不多。即使後一種手段，第一副總參謀長尼古拉·奧加爾科夫也表示反對，認爲太過冒險。因爲中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有豐富的遊擊戰知識和經驗，一兩顆原子彈難以奏效，反而會使蘇聯陷入一場如美國在越南那樣的沒完沒了的戰爭。因此在是否轟炸中國的問題上，蘇共中央政治局分歧嚴重並陷入僵局，有好幾個月不能就此做出決定，只好一邊讓反對對華開戰的柯西金聯系中國協商緩和，一邊聽由元帥和將軍們繼續討論對華開戰的策略與方案。

在這決定曆史走向的關鍵時刻，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最終有效避免、制止了中蘇大戰的發生。1969年9月23日，中國進行了首次地下核試驗。9月29日，又在西部地區成功爆炸了一顆氫彈；同時還增加了東北、西北地區的中程導彈數量。另外，軍工科研人員還及時解出了一個重要的方程式。

有人記載了下面的故事：

中蘇在珍寶島發生的戰鬥，舉世震驚。開始時，我軍的多種口徑反坦克炮都無法對蘇軍先進的T62坦克構成威脅。後來，在幾位元帥的幹預下，研制新型穿甲彈、破甲彈的任務就落在了某軍事研究所的科研人員肩上。

幸運的是我國科研人員得到了解決這個課題的一個方程式。可是，這道方程式誰也不會解。葉劍英元帥知悉後，說：山東某大學有一位名叫劉光志的火炮專家，可向他討教。

劉光志和弟弟劉來志在三十年代初期到濟南柴油機廠當工人，受到梁姓廠主的青睐，廠主將女兒嫁給了他並送他和弟弟一起去德國深造。劉光志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並進入克虜伯兵工廠從事火炮設計工作，不久即成爲副總工程師並參與了虎式、豹式坦克的研發工作。二戰結束後，劉光志作爲戰俘被押送到蘇聯，毛澤東、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千方百計與斯大林聯系，終于將劉光志從蘇聯接回。回國後，劉光志先跟著後勤部隊轉戰南北。全國解放，他表示不願意再參與兵器制造工作，被安排到濟南一所院校搞教學。

發生珍寶島事件時，劉光志正因 “曆史問題”被管制勞動，當了花木園工。有兩位軍人找到了他，向他出示了那個方程式。

“這道方程式是做什麽用的？”老人問。

“搞教學用的。”軍人們回答。

“教學根本用不上這種東西， 你們拿走吧。” 老人的回答讓軍人有些不高興。 軍人說： “你這是什麽態度？”

“既然不信任我， 還找我幹什麽？” 老人也生氣了。

幾天後，兩位軍人又來了，他們誠懇地說： “首長批評了我們，我們……”他們的話被老人打斷： “別說了， 都是我不好， 我真怕你們不回來，那就耽誤國家大事了，瞧，我已經算出來了，這就是你們要的數據。”

解開了方程式，算出了數據，新式的破甲彈、穿甲彈很快被研制出來。試驗時，把近25厘米厚的鋼板都打穿了！

這個成功震撼了蘇軍將領及技術專家。在蘇軍高級軍事會議上， 蘇聯 “宇宙” 號衛星拍攝的一疊照片，攤放在會議桌上。元帥、將軍們依次看過照片後，都臉色陰沉，默然不語。崔可夫元帥捏著一張照片，仔細看了許久， 歎息說： “我想到一個人， 他叫劉光志。以前，我以爲他死了，可現在，我敢說，他肯定還活著……”

這則故事，僅僅是一個傳說，卻反映了中蘇兩國之間多重較量的複雜性。

美國外交界一直堅持一種說法，稱當時蘇聯曾與美國聯系，詢問如果對中國發動核打擊，美國會采取何種態度。由于美國表示堅決反對，蘇方才未敢發動對華戰爭。

事實上，如前文所述，中蘇最終沒有大打，主要由于以下三點原因：

第一，部分蘇聯軍事將領認爲“一兩顆原子彈難以奏效，反而會使蘇聯陷入一場如美國在越南那樣的沒完沒了的戰爭”。因此，在蘇聯決策層中贊成對華使用核武器的人並不多。

第二，蘇聯如在中國大搞至少要300萬兵力，這談何容易。

第三，中國方面備戰措施有力，不僅做好了應對核戰爭的准備，還及時研制出能夠把近25厘米厚的鋼板打穿的新式破甲彈、穿甲彈，爲在可能發生的常規戰爭中戰勝蘇軍裝甲部隊做好了必要准備。

以上舉措，在蘇方決策層徘徊于兩種戰略抉擇間舉棋不定的曆史關鍵時刻，給了對手震撼性的心理威懾，從而有效消弭了中蘇兩國爆發大戰的危險。

鄧小平在解讀毛澤東的“不稱霸”時，這樣明確地說過：“中國不僅現在不稱霸，就是將來現代化了，我們也不稱霸。”鄧小平的解讀，既反映了毛澤東的思想內涵，也反映了中國人的哲學和中華民族的精神。

在國際交往中處理國與國關系，稱霸與不稱霸的主要區別，在于交往各方彼此是否真誠平等相待。冷戰時期，美國作爲資本主義陣營的領頭羊，和自己的盟友關系非常僵，美法、美日關系都曾發生龌龊之事。蘇聯作爲社會主義陣營的盟主，大肆推行沙文主義，出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結果爲日後華約的解散與蘇聯的解體埋下了禍根。與美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中國倡導和平外交，主張國家無論大小強弱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和平共處。這一點，在中國與非洲國家的交往中，表現得尤其明顯。

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非洲國家相繼開展反對殖民主義爭取主權獨立的民族解放鬥爭，毛澤東等老一輩領導人對此給予堅定支持。毛澤東說：“所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共同曆史任務，就是爭取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和發展民族文化。”他向非洲朋友表示，我們不僅要幫助非洲國家贏得獨立，還要幫助你們建設國家。在非洲人民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中，中國和非洲人民、中國領導人和非洲各國領導人之間，結下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誼。

有史家以加納總統恩克魯瑪爲例，記述了中非之間的關系：

恩克魯瑪是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驅，泛非主義和泛非運動著名倡導人之一，深受非洲人民尊敬。 他于1961年9月訪華， 由周恩來總理親自陪同赴杭州會見毛澤東主席。當時，恩克魯瑪邀請周恩來訪問加納，周總理欣然允諾，計劃1964年1月11日至16日前往。但是，就在周恩來訪加前九天，發生了謀刺恩克魯瑪未遂事件。得知上述消息後，周恩來與陳毅、黃鎮、喬冠華一起商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按原計劃仍赴加納訪問。他說，我們不能因爲人家遇到暫時的困難就取消訪問，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這個時候去才能體現我們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難的友情。至于外交儀式，我們可以打破通常的禮賓慣例。他指派副外長黃鎮先去加納，向恩克魯瑪轉達他的慰問，並告之他將如期訪加以及中方的具體想法：考慮到總統的安全，禮賓安排方面可以從簡，在周恩來抵離加納時請總統不必赴機場迎送，也不必來中國代表團下榻的賓館，國宴、會談都可以安排在總統的住處進行。恩克魯瑪聽了中方的意見後，甚爲感動，連連道謝。中國總理這種大無畏精神和處處爲他人著想的崇高品格，很快在非洲國家間廣泛傳開。加納報紙稱贊說，中國是加納在反帝反殖鬥爭中最可靠的朋友。

中國人民的真誠相待，換來了非洲人民的真正友誼。在後來的第26屆聯大上，熱情的非洲朋友硬是極力主張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驅逐蔣介石集團的代表。

1971年8月2日，美國國務卿羅傑斯發表聲明稱：“美國將在今年秋天的聯合國大會中，支持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的行動。同時美國將反對任何排除中華民國剝奪它在聯合國代表權的行動。”這是一種典型的兩面派做法。隨後，美國、日本等國提出了保留台灣聯合國席位的“雙重代表權案”。8月20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嚴正駁斥了美國國務院這一荒唐主張。

有人記錄了聯合國表決時非洲朋友真心支持新中國政府的場景：

1971年10月25日晚 ，第26屆 聯 大關 于“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辯論結束，會議進入表決階段。大會先對美、日等國的議案進行表決，結果以59票反對、55票贊成、15票棄權否決。當大廳電子計票器顯示出這一結果時，燈火通明的會議大廳頓時沸騰了起來，爆發出長時間的熱烈掌聲。阿爾及利亞、博茨瓦納、布隆迪、喀麥隆、埃及、赤道幾內亞、加納、幾內亞、肯尼亞、馬裏、毛裏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利亞、盧旺達、多哥、烏幹達、 坦桑尼亞等17個非洲國家常駐代表情不自禁地從代表席上站立起來，高聲歡呼勝利，坦桑尼亞常駐代表則離開代表席位盡情地跳起舞來，出現了聯合國從1945年創立以來少見的歡樂場面。

接著，大會表決阿爾及利亞等非洲23國提案。在表決之前，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布什要求發言。他快步走上主席台，對著全體成員國代表說，美國代表團要求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案中刪掉關于立即驅逐蔣介石集團代表出聯合國的內容。他話聲一落，從非洲等許多代表團的席位上發出一片又一片反對聲， “No！” “No！” 聲響徹大廳。 經大會主席、印度尼西亞外長馬立克裁決，布什的提議不被接納。隨即表決阿爾及利亞等非洲23國提案， 最後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予以通過。聯合國曆史上有名的第2758號決議從此誕生。

大會主席高聲宣布：由于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案獲得通過， 美國、 日本等19國的“雙重代表權”提案成爲一項廢案，被大會自動否決。這一莊重的宣布剛一結束，會議大廳再次出現長時間熱烈歡呼和鼓掌的場面。吳丹秘書長當即表示： “恢複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聯合國才能說真正開始了工作。”

當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和美國廣播公司（ABC） 以特大重要新聞插播方式，播發了這一消息，稱“紅色中國獲准進入了聯合國，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即將到來”。

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過程，恰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不稱霸”的主張得到世界人民認可。

單純從字面上簡單理解，“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就是挖防空洞，多打糧食，不追求霸權地位。但是，如果結合曆史與時代的發展脈絡對這句話做全面綜合地學習與研究，就會發現，這看似簡單平常的一句話，蘊藏著極深邃的思想內涵。

“廣積糧”是如何實現的，相信群衆、依靠群衆，深入群衆做調查研究。“深挖洞”作爲一項備戰措施，絕非深挖防空洞那樣簡單，一個“深”字代表的是把備戰措施真正做到位的備戰深度。備戰到位，首先要知彼，知道對方的優勢與劣勢，還要知己，了解自己的短板，還要知曉利用自己手中的人才與戰略資源，可以采取哪些辦法補短板。“不稱霸”，不僅是一個口號，更是一項國際鬥爭策略。古往今來，大國多憑借實力建立霸權，再通過推行霸權謀求利益。中國則堅決不稱霸，在國際交往中以誠待人，結果在贏得真誠友誼的同時，也維護了國家權益。

極簡單的一句“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反映了毛澤東對戰爭、經濟、外交等多領域複雜問題的科學認知。這一認知體系的形成是長期鬥爭與建設實踐的必然産物，是以毛澤東爲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共同的心血和智慧的結晶。

本文爲《黨史博覽》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等。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