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惡龍纏鬥過久，自身亦成爲惡龍；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將回以凝視。

1380年，大明王朝第13個年頭，左丞相胡惟庸被誅殺。

朱元璋親自給他定的罪名：謀逆，私通蒙古和日本。

但朱元璋沒說出來的“罪名”，是丞相這個職位，對他的皇權構成了鉗制，讓他這個皇帝當得不得勁兒。

殺完胡惟庸，朱元璋順勢廢除了行政中樞機構——中書省。中書省的長官左右丞相，自然也消失了。

朱元璋在《祖訓》中明令，以後子孫做皇帝，不許立丞相，如有臣下膽敢奏請立丞相，立即淩遲，全家處死。

不僅如此，他還規定，宮中太監不得讀書識字。因爲，文盲無法幹政。

在朱元璋的設想中，天下是朱家的天下，是皇帝一人的天下。曆朝曆代對皇權威脅最大的，無外乎大權臣和大太監。他想一舉把這兩種潛在的勢力收拾掉，讓子孫繼位者一勞永逸。

然而，獨裁的欲望是無窮的，獨裁的精力卻是有限的。

廢除丞相後，朱元璋被朝廷內外的日常事務徹底淹沒。連他這麽打雞血的一個人都頂不順了，只好設置四輔官來協助處理政事。他的後代肯定會更吃力。

朱棣在位時，正式出現了內閣。到仁、宣兩朝，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入閣輔政，雖無丞相之名，但權力已經很重。

從明英宗到明武宗時期（1435—1521），宦官勢力擡頭，出現了好幾個大權閹。權閹與權臣，始終處在權力天平的兩端，此起彼伏。

至此，朱元璋的制度設計，完全“破功”。

不過，在皇帝、內閣、太監三種勢力中，皇權終歸是最後的贏家，也將是最後的輸家。

▲朱元璋畫像。圖源：網絡

艾公子之前講了嘉靖朝45年的內閣權鬥，徐階經過多年的隱忍，終于在1562年扳倒了嚴嵩，成爲嘉靖時期最後一任內閣首輔。

徐階繼任首輔後，采取了一些柔性措施，標榜“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實際上，這是對夏言、嚴嵩以來內閣首輔專權獨斷的自我革命，把首輔擺在一個讓皇帝和朝廷百官都放心的位子上。

他還主動召集內閣同事一起擬诏旨。

內閣的權力來源，其實是通過“票擬權”（替皇帝擬定诏旨），獲得部分皇權的讓渡。徐階能主動與同僚共享“票擬權”，著實不容易，難怪當時人在他任首輔後，都稱贊他爲“名相”。

這很符合他的個性。

徐階這個人，有江南人的特性，擅長以柔克剛，以柔取勝。他當初與嚴嵩共事多年，始終隱忍、迎合，朝廷言官罵他與虎謀皮，他都忍著。沒有絕對的勝算，絕不出手。

嘉靖皇帝晚年向他請教，如何分清好人壞人？

徐階毅然答道，大奸似忠，大詐似信。

▲徐階畫像。圖源：網絡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徐階推薦國子監祭酒高拱、吏部尚書郭樸進入內閣。

在徐階看來，河南新鄭人高拱（1513—1578）爲政幹練，又是儲君朱載垕府上的講官，入閣是遲早之事，何不做個順水人情。

但事後複盤，高拱對徐階的籠絡並不領情。兩人的交鋒，反而因此提前了。

嘉靖去世時，內閣中僅徐階一人在場，高拱、郭樸等人都不在場。草擬遺诏時，徐階竟然繞開了其他內閣成員，而把自己素來看重的門生、翰林學士張居正拉進來秘密參與。

皇帝的遺诏發布時，皇帝本人已經升天了。遺诏的內容究竟代表皇帝最後的意志，還是草擬者的意志，也只有天知道了。

嘉靖的遺诏對自己統治數十年的弊政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廢止了皇宮內一切道教活動，重新起用了一批被罷黜的官員。讀過遺诏的人，都不會認爲這是一輩子任性的嘉靖皇帝的臨終醒悟，而可以百分百認定這是徐階借嘉靖之口對多年的朝政進行了清算。

朝廷百官對這些新政紛紛叫好，一時間，內閣首輔徐階大得人心。

高拱、郭樸等內閣同僚則對徐階越加怨恨，草擬遺诏這麽大的事，你徐階竟然繞開同僚，卻拉來一個門生參與，這意思還不夠明顯嗎？

1567年，隆慶元年，新皇帝朱載垕繼位後，內閣一下子充實到六個人的規模：徐階、李春芳、高拱、郭樸、陳以勤、張居正。

張居正在參與草擬遺诏後，很快就入閣。史家認爲，這是因爲張居正跟高拱一樣，是朱載垕府邸的講官，但更關鍵的是首輔徐階的舉薦。

六人中，徐階與高拱互相不對付，兩人的爭鬥開始了。

最早是言官、吏科給事中胡應嘉檢舉稱，高拱在嘉靖病重期間，竟然偷偷溜回家，有失職守。因爲胡應嘉與徐階是同鄉，高拱認定，這起針對自己的舉報，來自徐階的指使。

高拱隨後在另一起事件中，抓住胡應嘉的把柄，要求對胡應嘉革職處理。結果一公布，在京言官認爲高拱是挾私報複，把他比作北宋權臣蔡京。

深陷輿論風暴中的高拱，迅速唆使言官彈劾徐階，轉移輿論焦點，罪名是徐階縱容兒子橫行鄉裏。

很快，言官之間進行了一輪輪的彈劾與反彈劾，朝廷亂成一鍋粥。

晚明的言官，作爲一個群體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參與者，在高層權鬥中，亦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打手。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這是以小官鉗制大官的一個“機關”。因爲言官一旦對某個官員發起彈劾，無論這個官員的職位多高，都必須第一時間提出辭職，至于是否慰留，決定權在皇帝手裏。

在這場言官大混戰中，高拱、郭樸、徐階三個閣員先後去職。爭鬥的雙方，兩敗俱傷。

此時的徐階才意識到，新皇帝沒有按照慣例對他的辭職表示挽留，而是順水推舟批准了他的辭職申請。這表明，新皇帝並不需要他這個前朝首輔再來“倚老賣老”。

這一刻，徐階明白無誤地確認，自己的政治生命，徹底終結了。

離開京城前，徐階向張居正作了最後的托付。

張居正後來在給徐階的信中，說此次別離，“淚簌簌而不能止”；又說“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複何言”。

徐階確實永遠離開了政治中心，但高拱在兩年後“卷土重來”。跟徐階這一仗，贏得著實艱難。

1569年，年底，高拱出人意外地重返內閣。

據《明史》記載，張居正與司禮監太監李芳聯手，策劃了高拱的複職，目的是爲了抑制新入閣的趙貞吉。

趙貞吉1550年曾被嚴嵩驅逐出京，此次雖是新入閣，但資格比誰都老，因而舉止傲慢。張居正或許自認資曆尚淺，無法與之抗衡，故再次引入強勢的前同事、恩師徐階的勁敵高拱，作爲對抗趙貞吉的“利器”。

高拱回來後，內閣果然掀起新一輪爭鬥。

我們都知道，行業老大和老二打架，受傷的往往是老三。曆史也一樣，高拱和趙貞吉杠上了，第一個退出內閣的卻是中立派陳以勤，誰都得罪不起，只好得罪自己，走人算了。後來，好好先生李春芳，也一走了之。

仿佛當初高拱、徐階權鬥的重演，高拱、趙貞吉再次分別調動自己的言官資源，互相彈劾攻擊對方。

趙貞吉落敗，離京前憤恨不已，說高拱的蠻橫真是誰也比不了。

到1571年，年底，內閣已走掉四人，僅剩高拱和張居正二人了。

高拱感覺，自己的時代終于來了。他忘了一直蟄伏在身邊的危險。

▲張居正畫像。圖源：網絡

當帝國行政中樞剩下二人相對時，張居正（1525—1582）敏感地體會到權力擠壓後的窘迫感，而心高氣傲的高拱，還在余味悠長地享受勝利的滋味。

史書對高拱的評價是，有才幹，無肚量。

他重掌內閣後，猶記恨當年徐階對自己的打壓，特別是對徐階不讓自己參與嘉靖遺诏一事耿耿于懷。所以，在他當權期間，把徐階的政策全部推翻，甚至宣布嘉靖遺诏是“議事之臣假托诏旨”，全然不顧張居正也是嘉靖遺诏的參與者。

張居正只能默默忍著。他當下的處境和心境，頗像嚴嵩當政時，徐階的處境和心境。

早年的張居正，曾在嚴嵩與徐階的權鬥中，看不慣恩師徐階的隱忍退讓、無所作爲，憤而寫信罵徐階是固位希寵的和事佬。隨後，他告病假，回江陵老家，借以表達對朝政的不滿。

三年後，張居正重返京城，卻變了一個人。

他已經意識到，和徐階的政治智慧比起來，自己三年前的沖動，簡直就是個沒頭沒腦的愣頭青。

爲了做成大事，首先必須舍棄名聲，不怕人言。

宋儒朱熹說過，“真正大英雄者，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作將出來，若是氣血豪忿，卻一點使不著也”。張居正有權力欲，但他更想在得到權位後，做救世大英雄。

此時，他必須忍受來自高拱的氣壓，把自己的姿態放得很低很低。

盡管他與高拱是淵源頗深的故交。

兩人有著幾乎相同的政治履曆，曾一起在國子監共事多年，後又一起擔任裕王府講官。高拱年長張居正12歲，一直算是張居正的頂頭上司。他們曾一起爬山，約定他日入閣拜相，必當同心戮力，扶危濟亂。

對高拱，張居正的感情十分複雜。他相當欽佩高拱的能力，所以在高拱去職後，仍然願意策劃其複職。即便後來，他們之間的裂痕清晰可見，但對高拱的政策，張居正也能以大局爲重，予以支持。

在高拱的主導下，出現了史稱“隆慶新政”的改革局面。張居正在萬曆初年掌權後推行的改革，大多數均以高拱的政策爲藍本。

權力是一切鬥爭的本質，也是不能說出來的本質。更何況，內閣權鬥始終在皇權的俯視下進行，誰暴露出對權力的觊觎，誰就會死得很難看。

所以，內閣權鬥都是在看得見摸得著的人事糾紛或政見分歧中進行著。

高拱與張居正的特別之處在于，二人政見一致，理念相同，均是“忠于謀國”的政治家。除此，二人能夠擺上台面的分歧，或許就只有對待前首輔徐階的態度了。

徐階返鄉後，高拱意欲發動清算。後借著海瑞整頓江南富戶兼並土地之機，讓徐階的兩個兒子充了軍。而徐階本人，在張居正等人的多方回護下，終于免受追責。

對此，高拱對張居正頗起疑心。一次，他直接逼問張居正，說外界傳言你收了徐階的兒子三萬兩銀子，到底有無這回事兒？張居正指天賭咒後，高拱才說，這是一個誤會。

此後，張居正迫于高拱的壓力，不敢與徐階公開來往。

1572年，隆慶皇帝朱載垕突然病逝。臨終前，急召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以及入閣不久的高儀入宮，要三人盡心輔佐年僅十歲的皇太子朱翊鈞。

三大臣互相期許，願同心輔佐幼主，共渡難關。

這裏的同心，不僅是告慰先帝的囑托，也是文官集團對抗宦官集團的慣例。

因爲，在新皇帝朱翊鈞即位的半個月內，司禮監的人事發生了重大變動。原先一直受到高拱壓制的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突然被宣布升任掌印太監，成爲宮中太監的一把手。

明朝以往的曆史，內閣與太監之間始終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對抗關系。內閣強，則太監弱；太監強，則內閣弱。

眼見司禮監的人事超出自己的控制，高拱很自然就把個人的不滿上升爲整個內閣的意志。他憤怒地指出，內侍的人事變動，是有人欺負新皇帝年紀小、不懂事，亂來。他把自己與馮保的鬥爭，當作內閣與司禮監的鬥爭，聲稱要爲內閣擴權而努力。

▲高拱畫像。圖源：網絡

內閣三人中，高儀明哲保身，不表態；張居正則在接到高拱的通報後，表態支持高拱。

高拱信心滿滿，發動言官集體攻擊馮保。最重要的一條指控是，每次新皇帝視朝時，馮保都站在旁邊，文武百官到底是拜皇帝呢，還是拜一個閹人？

風暴來臨前，張居正以視察隆慶皇帝的陵寢爲由，離開了京城。回到京城後，他仍以生病爲由，在家“養病”，不參與轟轟烈烈的“倒馮運動”。

事件到了了斷之時，新皇帝召集百官集合。

隨著皇帝升駕，衆人擡眼望去，小皇帝的身邊，依然站著馮保。那一刻，高拱渾身顫栗，他知道，自己輸了。

馮保當衆宣讀了皇帝的诏書，厲聲呵斥高拱“攬權擅政，威福自專”。高拱當場被褫奪一切官職，被勒令即日離京，遣返回籍。

《明史》記載，高拱“伏地不能起”，張居正“掖之出”。

隨後，張居正與高儀聯名，爲高拱求情。

而精明的高拱迅速反應過來，他的落敗，最終是敗在這個攙扶著他，並假裝爲他求情的人手裏。

張居正自始至終都對高拱的離去，表現出無限的惋惜和同情，但他在背後聯手馮保搞垮高拱的陰謀，卻未能逃過高拱的眼睛。只是他倆在世時，誰也沒有點破這層紙。後來，抵達權力巅峰的張居正，曾順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過他，兩人感慨一同走過的時光，動情處還互相擦了眼淚。

然而，在政治家眼裏，情緒的調動與展示，不過是手腕罷了。

張居正早已修煉成爲一個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爲了達到一個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一切卑鄙的手段。

高拱去職後，張居正再度聯合馮保，想通過制造一起雇凶謀刺皇帝的冤案，致其于死地。後來沒成功，貧病中的高拱撿回一條命。

作爲一名老政治家，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勢的日子裏，他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而實際上，他至死未曾原諒張居正。

臨終前，高拱留了一手，回憶自己參與的政事寫成《病榻遺言》，其中對張居正的人品、陰謀多有指摘。這部回憶錄在張居正死後，適時地出版了，成了萬曆皇帝決心清算張居正的導火索。

到1582年去世爲止，張居正在萬曆朝的最初十年迎來個人權力的巅峰。他擔任內閣首輔的十年間，創造了明朝曆史上最繁盛的時期。而他這個首輔，也是明朝曆史上權勢最大的一任首輔。

說到這裏，曆史上的權臣，無論忠奸善惡，通通沒有好下場。張居正的結局，在他死前，已經寫好了。

▲萬曆皇帝朱翊鈞。圖源：網絡

張居正死後，已經成年的萬曆皇帝朱翊鈞，發動了針對張居正的總清算。

高拱此時已死去四五年，但他的回憶錄，不早不晚，恰在此時出版了，成爲皇帝下定決心剝奪張氏家族權勢的一劑催化劑。

誰也不曾想到，高拱以這種形式完成了他的複仇。

如同高拱當年被定下的罪名一樣，張居正最大的罪名，歸結起來也就一條：威權震主。

也只有這一條，才能戳到皇權的核心與痛處。

盡管張居正得意之時不忘小心謹慎，但他終未能在生前堅持去位、還政萬曆，以致釀成身後的惡果。權力的迷人處，也正是它的凶險處。

悲劇的是，正如黃仁宇所說，“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

張居正當國十年的家底，只夠萬曆皇帝及其繼任者糟蹋半個世紀。

到崇祯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張居正家族獲得全面平反。江河日下，國破家亡，崇祯皇帝無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之相一也。”

從徐階到高拱，再到張居正，盡管權鬥無情，但他們都有一條底線：做官是爲了做事。而到了崇祯朝，17年間出現50位閣臣，皇帝多疑的本性未變，內閣輔國的性質卻全變了：做官就是爲了做官，僅此而已。首輔周延儒的使命，就是在國亂如麻的時候，忽悠崇祯，我們又打勝仗了。

當內閣充斥著周延儒一樣的人物時，整個明朝早已一敗塗地，盡是輸家。

是的，雪崩時，沒有哪片雪花是無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