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屆（2023年）戛納電影節“金棕榈”獲獎影片，這麽快就能在內地公映，實屬罕見。下文可能有劇透。

作者 林煜

阿爾卑斯山深處。近處是一座雪地裏的山村別墅。遠處是白雪皚皚的群山，但那是模糊不清的，模糊到我們已經完全忽略它們的存在。

我們隨著電影鏡頭進入這座別墅的內部。房間天花板很低，空間局促而壓抑。客廳的沙發上，兩個女人——中年女作家和她年輕的學生——面對面坐著談話。

銀幕上，兩張女人臉輪流切換。鏡頭清晰地呈現出了這兩張臉上的每一個部件——額頭、眉毛、眼皮、眼珠、眼袋、鼻梁、鼻翼、鼻孔、小肉瘤，還有幾片不停翻動的嘴唇。毫無美感可言。

是啊，誰禁得起這樣近距離的審視呢。何況審判。

兩個女人——女主人桑德拉和女訪客佐伊——是初次見面，從她們的面部表情和眼神可以看出，她們互相欣賞。她們談得很投機，越來越深入。

這時，不知從哪傳來嘈雜刺耳的音樂。我差點懷疑它是從銀幕背後的牆壁傳來的，目的是讓人看不成電影。一會兒之後，我才確信聲音是從電影裏傳出來的。

兩個女人的談話自然是進行不下去了。佐伊起身讪讪告辭。

桑德拉表情陰郁，從客廳走上樓梯。

她站在三樓的窗戶邊上，與樓下已經發動汽車的佐伊揮手告別。

桑德拉11歲的兒子丹尼爾牽著他的大狗出門了。歡快的大狗領著男孩走向樹林深處。

天色發暗，丹尼爾回家。他赫然發現：父親塞缪爾，一動不動地躺在門前的雪地上，已經氣絕身亡。父親的腦袋上，被砸出了一個血肉模糊的深洞。

警方來了，詳細勘察了現場。法醫進行屍檢，給出了精確的報告。

檢察官對桑德拉和丹尼爾進行了詳細地詢問，對他們話語中的疑點死揪不放。

刑事專家對薩缪爾墜落的過程進行了逼真的模擬，試圖重現當時的場景。

總之，薩缪爾死得極其蹊跷。桑德拉作爲唯一的犯罪嫌疑人被送上了審判席。

薩缪爾墜樓死了，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可是，他是怎麽死的？這是一個謎團。

薩缪爾是怎麽來到三樓陽台的？又是怎麽翻過陽台護欄、墜樓身亡的？是自殺？還是他殺？

檢察官指控桑德拉殺害了丈夫。他憑借的是有限的證據，和猜測、推理和分析。

桑德拉認爲自己是無辜的。可是，薩缪爾墜樓身亡的時候，只有她在這座房子裏。她和律師都拿不出可以自證清白的證據，也拿不出薩缪爾死于自殺的證據。

電影裏，所有的當事人和非當事人，都在努力呈現薩缪爾死亡的真相，像麻雀一樣言說，像蜘蛛一樣編織。

真相已經成爲模糊的往事，每個人都在根據自身的價值觀和需要進行拼湊、還原。可是這還原的真相，總是夢幻空花。

電影揭示了一個普遍性的人的困境。

在現實生活中，當我們開始尋找過去發生的“事實”和“真相”時，煩惱便開始發芽，幸福開始遠離。

所謂的曆史，所謂真相，不過是人類大腦裏的一幅幅拼圖。

在親密或者婚姻關系裏更是如此。是美好點滴，還是狗雜碎？是滋潤還是消耗？是薄情還是大條？

都是自心取自心，自心原是妄。

關鍵證據缺乏。真相難以還原。

檢察官在法庭上開始誅心之旅。是的，我沒有你殺害丈夫的鐵證，但是我發現了你殺死丈夫的動機。

因此，除了桑德拉本人，桑德拉和塞缪爾的婚姻也赤條條地“走”上了審判席，在世人面前攤開，再攤開。

多好的談資。電視節目主持人說：“他（薩缪爾）是怎麽死的並不重要，事實上一個作家殺了自己的丈夫，遠比一個教師的自殺更加引人入勝。”

根據這起墜樓死亡事件，人們編織著一個又個離奇又曲折的故事。

不要責怪這些閑吃蘿蔔淡操心的人們，當事人桑德拉，在丈夫墜樓之前，自己就率先這麽幹了。

她出版了一部小說，呈現的就是一出婚姻悲劇。她把自己在真實婚姻中遭遇的種種不堪，自己陰郁糾結的內心，甚至恨不得丈夫去死的瘋狂想象，都“創造性”地裝進了這部小說。

更要命的的，小說中，丈夫真的被作家殺死了。比現實中丈夫死得還早。巫婆般的預言和設計。

在法庭上，檢察官朗讀桑德拉小說中作家殺死丈夫的情節，作爲呈堂證供。

妻子、作家和殺人犯，都是你。

不必責怪檢察官如此混淆虛擬與現實的界限，在嚴肅的法庭上如此誅心爲證。桑德拉自己在書中這麽寫：“我要做的是掩藏行蹤，以便讓虛擬摧毀現實。”

誅心是人性的弱點，是人類的通病。凡人，皆不能免俗，除非養成時時反觀自我的習慣。

親密關系中，不要總是看對方的過失，更不要去誅心。你爲什麽要這麽做？你爲什麽要這麽待我？這些問題除了讓自己煩惱之外，毫無意義。

人一開始誅心，便自動成爲“受害者”。愛意瞬間凝固，恩情轉眼消逝。

但自見己過，莫見他人非。

法庭上，最後那段狂風暴雨般的錄音，披露了黑暗婚姻的冰山一角。

我們終于看見，妻子桑德拉和丈夫薩缪爾那婚姻中的風暴。他們互相攻讦，毫不手軟。

薩缪爾抱怨妻子只忙于自己的寫作、社交、享樂、出軌，不事家務，不管孩子，還剽竊別人的創作成果。

他控訴桑德拉：“這麽多年來我都在聽從你的安排，我沒有辦法用我的時間做任何事，你明白嗎？那些時間不是我的，而是你的！”

好像我們身邊的某位“怨婦”，或者幹脆就是觀衆席上的我們自己。我們就是這麽說人家的。

桑德拉予以堅決的駁斥：“是你自己選擇的不繼續寫作，因爲你害怕，在你哪怕想出一個稍微好一點兒的點子之前，你那可憐的自尊心就已經讓你失去了理智。

現在你四十歲了，突然醒悟過來要找個人來怪罪。你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被你自己該死的標准，和對失敗的恐懼嚇壞了。這才是事實。”

在桑德拉的伶牙俐齒面前，薩缪爾越來越無招架之力，但情緒越來越激烈：

“你是一個怪物。”“你真冷血。”“你毫無同情心。”

這樣的言語和態度，桑德拉可受不了，接下來她句句如刀，刀刀見血：

“你在抱怨你自己選擇的生活，你不是受害者，完全不是。你用你自以爲是的慷慨，掩蓋你內心更肮髒卑鄙的東西。你沒有辦法面對自己的野心，還因此怨恨我。但並不是我把你變成現在這樣的，我跟這些一點兒關系都沒有。”

兩個怨家終于大幹起來。耳光。東西碎裂的聲音。撕打的聲音。倒地的聲音。牢籠中兩頭困獸。

他倆的婚姻走上了絕路。薩缪爾的生命也快走到了盡頭。

即便是呆在同一屋檐下，睡在同一張床，婚姻中另一半的作派並不總是我們以爲的那樣。當初看中他（她），日日相思、夜夜纏綿的是這個人，現在討厭他（她），常常橫眉冷對、惡語相向的也是這個人。

不是你過去把他想得太好了，就是現在你把他想得太差了。過去你只看到他A面，現在你只看到他B面。

不要去猜測對方的用心，那裏是虛妄的世界。對方沒這麽用心啦，是我自己這麽用心了，那不過是我們自己編織的牢籠。

更不要去審判對方的用心，否則妄上加妄。

我們只能對自己的用心負責。

反之，當對方開始無理指責甚至情緒失控時，我們是上前迎戰？還是輕輕轉身走開？還是上前給一個愛的擁抱？

有耐心的讀者，讓我祝福你:祝你有足夠的智慧，從生活中如此這般的尴尬和困境中輕盈地出離，從自我的牢籠中出離。

電影結束。我走在通往洗手間的狹窄通道上。前面是一對情侶，男生高大，女生小巧，男生拎著一個女式小包包。偶然聽到了他們的一段閑話：

女生：……你看見電影結尾那條狗了嗎？它乖乖地爬上了沙發，和桑德拉偎依在一起。好乖啊！

男生：桑德拉太冷漠，和誰都處不來，最後只能和狗睡在一起。

女生：你不懂。雞同鴨講！

看電影的人不多。男洗手間很空。我很快就出來了。那位小巧的女生還站在女洗手間門口。那位高大的男生也出來了。又聽見小兩口一段對話：

男生：“你在幹什麽？”

女生：“排隊。”

男生：“爲什麽要排隊？”

女生：“在等坑位。懂嗎？”

想起電影的最後，那位孤獨又早熟的11歲孩子。

他是最了解父母、最愛父母的人。他在父母的沖突中保持著天然的中立。在法庭上，他帶著非凡的勇氣聽完所有的證人證言、控罪和辯護。最後他仍然不知道，父親墜樓死亡的真相。

但他已經比所有人都清楚：如果要繼續窮盡真相，去審視個是非對錯出來，自己就要繼續受苦。

最後，他遵從自己的內心，做出了一個能讓自己不再受苦的決定。在法庭上，他主動成爲一個關鍵證人。與事實和真相無關。

正是這個決定，影響了法官的最終判決。

這個判決是否公正，只有天知道。也許，世上本就沒有公正可言。

202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