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會談到凡控局者必有三張底牌。人都說，布局的是高人，入局的是棋子，出局的是棄子，破局的是王者。那麽，控局的是什麽人呢？

從管理學的角度講，布局的是宏觀調控，入局和出局不過是篩選人才，而破局的可能是叛徒，也可能是新晉的布局者。這四種人，說到底都是技術層面的，流動性大，取代性大，而控局者更像是一種擁有降維打擊視角的存在。前面四種人都不過是他棋盤裏的棋子。因此，控局者是淩駕于“布局”之外的“局”，不過是世間無數具象裏的一相，是世無定法，是夢幻泡影，而惟有突破這一層的人才能真正進入控局之境。

一，控局者深谙分利之道，是分利，而不是給利。所謂分利，是討價還價，利害權衡之後形成的利益格局，也就是說，這種格局的形成是經曆過實力與心智的全面博弈，具有極大的穩定性和公認度。

而給利，是單向性的，是其中一方自我滿足或者出于高度自我感覺良好的人格基礎做出的一種不明智的做法。之所以說給利是不明智的，其一，不符合人性，白來的東西都不會珍惜，甚至引起嫉恨；其二，給多了，人家懷疑你在炫耀，給少了，覺得你瞧不起誰呢；其三，如不是私人關系範疇的，那麽，這種做法實際上是爲養虎爲患，逐漸喪失威信。因此，懂得分利之道便一定懂得人性晦澀，這個“利”是怎麽給的就決定了這些獲利者對你的態度。稍稍了解曆史，就會發現整個人類曆史的推進實際上也不過是圍繞著“分利”這個核心展開的。

取得最高權力的皇帝往往就是懂得“分利”才能坐穩龍椅。就封建時代而言，因各種曆史原因，實際上演變爲皇權與臣權之間的“分利”博弈。只是，大多數時候，這種“分利”卻都演變成了對生産集團的集體剝奪。

二，控局者必懂懲戒之術。所謂懲戒之術不過是以喚起人性恐懼與敬畏的方式以約束局中人坐在該坐的位置上做該做的事。因此，是基于有效的分利格局夯實各方的權限範疇。一旦超出這個範疇，那麽就會有相應的懲戒方式。如果把控局看成是一種統治術或者說是一種管理術，那麽，這種懲戒系統其實就是法律、規章、規則的範疇。也就是說，要成爲一個有一定級別的控局者，就必須有真正能喚起人性恐懼和敬畏的懲戒系統的智慧。或者，有人會說懲戒和貪腐其實關系不大，就像有明一代從朱元璋始可謂是把懲戒達到了恐怖的程度，但是，明代卻是封建時代，貪腐無出其右的。實際上，對于封建時代的貪腐，其根源仍在制度。

是制度性缺陷，也就是說，“分利”模式不對了。那麽，在此之上的一切就都不對了。或者也可以說，這是制度性失靈的一種典型表現。因此，我們說，有效的懲戒體系一定是基于有效的分利模式之上的。而真正的控局者一定是深知其中利害的，也深知一種分利模式的形成一定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形成新的需求，新的格局。那些死守在既有格局之中以爲天下大吉的，往往最先出局，甚至都不知道是什麽時候出局的。因此，任何局在時間面前，啥都不是。

三，控局者定了然規訓之法。規訓，永遠與懲罰緊密相隨。只是，懲罰更傾向于具象化，而規訓，卻往往是藝術化的。所謂規，乃規勸，乃規矩，是要讓人清楚自己的位置。而訓，乃訓練，訓斥，是以教導的方式讓人明白這才是對的。那個是不對的。因此，規訓實際上是一種精神和思想的養成手段。于是，慢慢就形成了一些通行的准則、標准，一些共識，一些道德評判的依據，一些約定俗成的東西。不同時代的人實際上都是一個時代的産物。從曆史來看，儒家思想綿延兩千余年，經曆各種變異，最後終于在明清兩代成爲了最強悍的規訓方法。而封建時代的女性境遇也一樣是在不斷的各種規訓系統中一步步走進附屬的、被凝視的、被各種羞恥理論包裹的語境之中。當然，這種語境在現代，也仍然有存在。

因此，規訓之法之所以是“法”，要得法，就必須建立在能夠提升效率、促進生産力的角度。要從“分蛋糕”的狹隘中走出來，走向“做蛋糕”的價值視角。儒家思想到後面的面目全非，實際上是被一群狹隘之徒別有用心了。規訓之法，若心法不正，則必遭反噬。因此，真正的控局者始終在尋找能打開人性光芒之門的鑰匙。只有心存光明，分利博弈才不致那麽腥風血雨，而懲戒之術便也無用武之地了。只有見過紅塵紛擾，才能懂得入世之艱。深入世，方可出世。因此，也只有修煉了出世之心，才能真正置身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