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明朝相關話題時，“江南士紳”是個高頻出現的名詞。在不少人眼裏他們不僅把持社會經濟、遙控朝廷，甚至在幕後決定著皇帝生死，是明亡的主因。那麽江南士紳到底是個什麽群體，真的有這麽大的能力呢？
很長一段時間裏華夏是以中原爲核心，把持政權的中原士大夫們不僅瞧不上南方（如稱南方爲荊蠻、淮夷、楊越等等），更不接納南方族群進入皇朝的政權系統。
自秦漢中原政權開始持續向南擴張，中原的文化、制度、生産生活模式也規模性地進入並改造南方。這才讓代表南方各族群的大家族、地主們開始被中原政權和士大夫所認可，江南士大夫這個群體也才算是正式誕生。
此後他們在皇朝權力系統裏的參與度雖然呈現上升趨勢，但遠遠不能和中原的同僚們相抗衡。例如西晉“衣冠南渡”，雖然中原士大夫們把地盤都丟了，但搬到南方他們還是在當“老大”。
南北朝時期雖然呈現割據狀態，但是時代的“主角”一直在北方。操控隋唐兩朝的，也仍然是北方的世家大族。即便到了北宋門閥退出了政治舞台，皇朝對南方人士的歧視和排擠仍然存在 --“朝廷取士，多用北人”。
比如名相寇准就公開表示過南方人都是“下國人”，不宜從中選取過多進士。在朝廷眼裏，江南和南方人更多的是爲獲取錢糧而設置的牧場和飼養的“牛羊”。
不過北方蠻族又來“幫助”江南士大夫提升地位了。
“靖康之變”導致北方淪陷夷手，皇朝也再次向南遷徙。這次和“衣冠南渡”有了很大的區別，由于朝廷的組成早已由“世家門閥”變成科舉進士，這就讓南方人得以規模性地進入新生的政權系統。
整個北宋科舉取士近兩萬人，其中大部分是北方人。而南宋取士兩萬三千余人，其中八成是土生土長的南方人。除此之外由于南宋地域更小、取士更多，這不但導致冗官更爲嚴重，也讓很多科舉進士難以獲取實缺。
雖然當不了官，但是功名的特權依然存在（賦稅減免），這些進士們就轉向利用這些權利去收購土地、經商獲取利益，從而開始和地方固化（即鄉紳化），江南士紳這個群體也由此逐漸形成。
南宋末期由于財政拮據，朝廷開始在稅賦之外，直接向江南士紳伸手“掏錢”。例如賈似道推行的名爲查貪，實爲抄家斂財的“打算法”；名爲重新分配土地，實爲強搶士紳資産的“公田法”……
這類舉措直接損害了江南士紳的利益以及他們對皇朝的信心，所以當蒙元伸出橄榄枝後，江南士紳就集體倒戈了，南宋也就此滅亡了。
注：公田法大致爲朝廷收購私人土地，然後轉租于無地貧民。這樣既可以緩解社會矛盾，又可以增加朝廷稅賦。只是朝廷收購土地的資金來源是“無本”方式印刷的紙幣。
元朝的大部分時期，江南士紳這個群體過的非常快樂。因爲元廷對他們的要求不多，只要你承認元廷的統治並按規定交稅，朝廷就不管你們幹什麽，也不幹涉你們的生活習俗（類似羅馬帝國的行省自治）。所以元末時有很多士大夫爲蒙元死節，所以朱元璋說“元以寬失天下”。
注：元朝不僅是幾個大一統皇朝唯一沒搞文字獄的，而且也不在乎南宋遺民發表懷戀大宋、嘲諷蒙元的詩詞文章。比如現存的文天祥作品，絕大部分都是在大都坐牢期間創作的。
不過這在給江南士紳“自由”的同時，也暗示著元廷拒絕接納儒家習俗制度，拒絕江南士紳大規模進入朝堂，只能在家鄉“修身齊家”別想“治國平天下”，也就是常說的“元朝漢化不徹底”。
曆史上的農民軍起義，把聲勢搞得浩大不難，但獲取最終勝利很難。原因在于他們缺乏將地盤、人口持續轉化爲有效資源的管理組織能力，而士紳這個階層就擁有這種能力。朱元璋能在元末大亂中逐步成長爲最終的勝利者，就得益于他積極主動地和江南士紳們合作。
但這種合作並不是江南士紳期望的那種“君與臣共天下”，朱元璋對江南士紳的真實定位是安心做奴仆，老老實實爲朱明皇朝幹活。
所以得天下後，朱元璋就換了副嘴臉。先是發動各種大獄，從物理和肉體去消滅士紳，例如郭恒案。
郭恒案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貪腐案。明初是實物稅，農戶除了按比例拿出糧食外，還需要承擔將糧食運到朝廷倉庫的運費，例如南直隸地區農戶都需將糧食運至南京繳納。爲了節約運費，各地農戶大多會統一委托當地糧長來運輸。
絕大多數糧長們不會白幹活，他們也會索要額外的運費獲利。原本這是你情我願的事情（當然也有部分糧長會憑借壟斷運輸資源而敲詐農戶），跟貪腐沾不上邊，但朱元璋卻這個視爲打擊江南士紳、富戶的良機。
這才是郭恒案能波及幾萬人的真正原因，“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鑒于皇朝要實現集權統治又離不開士紳這個階層，朱元璋以及後任皇帝們又從思想去奴役殘存以及新生的江南士紳，手段則是科舉。
朱元璋將科舉和官辦學校進行了綁定，規定學子們若想獲取功名，必須先進官辦學校接受教育。只有考核合格的人，才有資格參加科舉。學校教授的內容以及科舉試題，必須出自朝廷修訂的“四書五經”（永樂朝正式彙編出版了《四書五經大全》）。考生對四書五經裏字句的解讀，不能超出朝廷規定的範圍。
這種思想的束縛達到了什麽效果，舉三個例子。
明朝之前，不論是江南士紳還是中原士大夫或門閥，不是什麽情況下見皇帝都要跪拜的（一般朝會、正式觐見、祭祀時才需跪拜）。宋朝時隨便跪拜皇帝，還會被禦史彈劾“谀上”。
而明朝士紳官員別說見皇帝，路過宗室藩地就算無事，也必須主動去給王爺們磕頭。而且未獲皇帝、藩王許可，奏事時不能擡頭直視君王。
古往今來無論爲何打一個成年男子的屁股都是羞辱，而大庭廣衆之下扒光褲子打屁股更是羞辱中的羞辱。這事兒如果落在魏晉門閥身上，他們能把皇帝的灰都給揚了。然而對于明朝的士紳們來說這不僅是常態，還常出現一兩百人同時被扒光的壯觀場面。
更厲害的是，明朝士紳官員們還動不動就以被皇帝打過屁股爲榮！這是被奴化，還是這些官紳把皇權玩弄于鼓掌，大家就各抒己見吧。
不少人總是認爲江南地區由于富裕、讀書氛圍好，所以科舉上榜率高，進而大量占據朝廷官職 …… 江南學子上榜率確實高，甚至能達到百分之百，但原因是明朝科舉從地域上分南北兩大考區，各自錄取和出榜。
整個明季江南士紳的科舉上榜率遠不如南宋時期，所謂江南士紳的代表們掌控朝堂就不存在其對應的物理條件。
明朝宦官只要獲得皇帝倚重，包括江南士紳在內的官紳要麽主動臣服，要麽被宦官驅逐出朝廷、甚至處死。這是士紳們能耍皇權，但不能耍宦官麽？
最後，一些人在說江南士紳通過東林操縱朝廷時，似乎忘了東林有個對手叫“浙黨”，似乎也把浙黨從江南士紳這個集團中給除名了。
綜上可以看出，“江南士紳集團”所謂的強大能力，更多的只是一種意淫和爲滿足獵奇心的陰謀論。就如同西方各國政權，早已成爲羅斯柴爾德或者蜥蜴人的提線木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