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有關中國消費新三座大山的問題，似乎一直令人困擾，很多人也在議論，如何解決中國消費力度不振的問題。

不少人認爲，醫療、教育、住房這三座大山的費用，在中國人民收入的占比過高，以至于人們沒有足夠或多余的金錢進行消費。再加上這兩年又有人說，中國面臨經濟通縮，使得一些人不敢消費，不願意消費，以至于中國經濟難以增長。

此外，美國財長耶倫于四月訪華的時候指稱中國産能過剩，耶倫認爲中國應該提振國內的消費，不要老是依靠出口來提振經濟增長。

似乎，一些人慣于把問題推向中國的消費，老美也說中國不能夠只是依靠出口，而且還塞給中方一帖“藥方”：希望中國人的儲蓄率低一點，消費大方一點，商品生産少一點。

有關人民消費力度問題，有什麽解決的辦法沒有？中國消費問題是不是真的如一些人所說的，外國人對中國消費力度的批評對不對？

1 消費呈現微幅上升趨勢

看看數據，2021年，中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爲54.3%，其中政府和居民消費分別爲15.9%和38.4%。這個數據的確遠低于OECD經濟體77.3%的平均值，其政府和居民消費分別爲18.3%和59.0%；也遠低于72.0%的世界平均水平，其政府和居民消費分別爲17.1%和54.9%。

我們也不需要援引太多的數據，平實地說，跟世界平均相比，中國消費占GDP的比重的確偏低。而所謂的三座大山對人民消費力的影響，也的確是個問題。

再參考另一組數據， 中國消費占GDP的比重，從1960年代超過60%的高位一路下滑，這一點也爲一些人所诟病。不過，楊風認爲應該要參考改革開放之後的數據，因爲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經濟較爲封閉。最好是參照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數據。

可以看到，從2010年後，中國個人消費占GDP的比重保持微幅上升。其中在2020到2022年期間。消費占比有所下降，這是因爲新冠疫情的緣故。整體來說，中國消費在GDP的占比是保持上升的趨勢，雖然上升的態勢緩慢。

就以2022年來說，消費占比上升到39.4%，比前一年上升了一個百分點。

這表示，政府和各界都注意到了消費對經濟貢獻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不是沒有做，但“可能”需要慢慢來，因爲人們的消費習慣，社會的經濟結構需要時間來改變，不是一蹴可及的。

2 增進消費力度不需要急

就以消費習慣來說，除非是個人財富有重大轉變，或是人生際遇遇到轉折，個人消費習慣通常難以改變。不過，不同世代的人會有不同的消費觀和習慣，例如，我這一代的人通常比父母親那一代的人願意多消費一些。

而我的下一代，也可能比我這一代的人願意多花一些比例的錢消費。這是世代間的差異。

舉個例子，1991年12月蘇聯宣布解體。之後，有許多工程、科技人員離開俄羅斯，移民到歐洲和美國。

當時我遇到一位從俄羅斯出來的計算機軟件開發人員，他跟我說了一個故事。他把媽媽從俄羅斯接出來，過了一段日子後，他發覺媽媽常常把面包和一些食物藏在床底下。因爲他媽媽經曆過蘇聯時代末期，那種物資缺乏的日子。

有時候，我們不需要急于解決一些問題，一來急也沒有用，二來，時間往往能夠解決棘手問題。每個世代的消費觀念都會有一些改變。

我們這一代的消費占比如果是39.4%，20～30年後，我們下一代的消費占比可能沖上了50%，和世界平均的差距就拉近了。

3 政府增加對外合作項目

再看看這個曲線圖。黃色部分代表政府支出，幾十年來也是穩定、微幅增長。以政府支出而言，還可以再增加兩三個百分點。

過去，政府花了相當的資金比例在基礎建設上，舉凡鐵路、公路、橋梁、機場、港口、通訊設施、電力設施等。

2020年5月，由于美國特朗普政府對華爲實施零技術的芯片封鎖，中國政府和民間大力投資半導體産業。于是就産生了新基礎建設，政府把一部分資金或支出投入于科技建設。

但是這可能還不夠，還有另一種做法。政府可以強化把一些資源釋放給民間企業。例如，增加向民營企業的采購，服務項目外包等。

這方面是屬于政府合同，由政府對外發包采購和服務工程。如此，政府可以“主導”計劃的推行，而民間私人企業可以獲得政府的采購或服務合約，這是真正的“藏富于民”，讓民間私人企業負責項目的執行，增加雇員，也就增加了就業率和消費。

有些人可能批評說，把政府合約外包，會造成政府工程、研究經費，或是單位運作被私人企業“坑”的情形，例如虛報經費 ，或是謊報研發成果等。

說實在的，不需要因爲一些害群之馬，過去不好的案例，就把整個良好的立意打翻，不讓政府做。

只要運作得好，政府合約可以主導計劃的進行，對社會經濟秩序也可以發揮引導作用。舉凡政府的采購資金，聘雇人員的薪資等級，網絡與安全，對社會的物價、薪資調賬等都能夠發揮影響。

舉個例子，美國聯邦政府對外發包很多的工程，甚至聯邦政府計算機部門的運作，有很大的比例是外包。

2008年，美國闖出金融危機的大禍，聯邦政府的量化寬松政策是讓美國脫困的一大主因。

然而美國聯邦政府透過對外采購，增加聘雇人員，以吸收社會失業人群等，也幫助了美國脫出困境。

4 中國出口産品價格太便宜？

還有一個議題，有些人認爲，社會薪資水平難以增加。例如，通貨膨脹上漲，但受薪人員的薪水不漲，或是漲得少，漲得不夠快，跟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

又有一些人批評，中國的出口産品價格太便宜了，這是苦了中國的生産工人，便宜了國外的消費者。

這方面的說法有道理啊！

我們就以前面那位俄羅斯軟件開發人員的故事來說，中國之前窮，國家、社會缺乏資金。所以希望外資來華投資。需要海外大量的資金，也需要生産技術和管理技術。

那時候中國經濟著重出口，希望多出口一些産品，來創彙。從而慢慢累積資金，民間也累積財富。

因此生産的東西一定是便宜賣，不便宜賣怎能夠搶到訂單，搶得市場？

問題來了， 這兩年中國出現所謂的出口新三樣：電動汽車、電動汽車電池和太陽能電池。

這些是屬于中高端産業，尤其是電動汽車和電動汽車電池方面。

然而，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産品出口價格還是過于便宜，以至于對中國生産工人薪資的提升，也就有限。

之前楊風說過，中國電動汽車和電池不能夠以白菜價賣出。但事實就是，中國廠商的電動汽車價格，幾乎只有外國同級廠商的一半。

這方面就難辦了。一方面廠商習慣于過去的“壓價”，壓低成本，不壓低成本就難以搶得采購合約。而員工薪資當然是成本之一，因此也就自然成爲成本控制的項目之一。

5 政府出面征收附加費

這方面的問題還真不好解決，中國電動汽車的成本夠低了，難道不能適當提價嗎？難道非得要等待另一個世代？

這時候可以有一些參考做法，雖然不能全然解決問題，但可以減緩一些問題的副作用，降低社會矛盾。

一，確保員工該有的福利，例如五險一金的貫徹執行。

二，對于一些有競爭力的産業。政府可以征收一些特定項目的費用，例如環境保護費。

比方說，稀土元素的開采和提煉，鋼鐵，镓和鍺金屬元素等。

又，2021年中國政府針對一些鋼鐵産品取消出口退稅，增加出口關稅，就是一個例子。

沒辦法，由于廠商，不管是國營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往往會爲了搶訂單，因而壓低價格。

針對中國廠商“殺價”的特性，國外大廠和大零售商往往會利用自身大量采購的優勢，對中國廠商“砍價”。中國廠商在這方面吃的虧可多了。

例如美國的沃爾瑪，對中國廠商的砍價是砍得一塌糊塗。一個在美國沃爾瑪店內銷售$12.95美元的商品，打折的時候是$9.95美元，然而從中國廠商的采購價格可能只有$0.5美元，或不到$1.0美元。

沃爾瑪超市是美國的大零售商，以計算機、手機硬件廠商而言，蘋果公司是全球砍價最狠的，一台千元美元的手機，蘋果付出的采購成本大約只有一半的價格多一點。

這時候，就只好由政府出面了，征收一些附加費。

政府征收的附加費可以靈活運用，可以考慮時機、時間長度、産業對象等。

征收的附加費可以應用在其他的基礎建設項目，改善投資環境等。

就以電動汽車産業來說，由于中國廠商的競爭力太強，美國又有話說，那就如美國的意，征收一些附加費，借以擡高整體的出口價格，不會因爲嘗試慣于競爭、殺價格的緣故，讓出口價格停留在白菜價。

由于之前，政府爲電動汽車産業提供一些補助經費，例如充電樁的建設、消費者的補貼。當産業成熟，有競爭力，占據全球一定比例的市場份額後，政府征收一些出口附加費用也是合理的，同時也符合WTO的公平價格精神。

6 政府扮演市場調節者

這時候又得提另一個觀點。

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中國政府投資4萬億人民幣，當時稱之爲“四萬億投資計劃”。

當時有一些知名經濟學家批評說，政府投資導致浪費，還說，瞧瞧，政府蓋的馬路/高速公路沒有什麽汽車在上面開。

怎麽看待這樣的批評呢？

其實，這樣的批評過早了。馬路剛建好的時候當然沒有什麽車在上面開，這是肯定的。

但過了一兩年，兩三年之後，在其上的車輛就會增加。楊風看到一些例子是，在初期的時候沒什麽車輛，但兩三年後幾乎出現塞車的情形。

再換一個角度想，這些基礎建設由政府來做有什麽不好？就是應該由政府來做。不要學美國，讓私人企業把持基礎建設。

私人企業把持基礎建設的結果就是，沒有利益，缺乏利益的地方或項目，私人企業就不做。

看看美國的通訊設備、電力基礎設施方面落後于中國，就是因爲如此。

就連一些美國大城市，十幾、二十年的時光過去了，其光纖網絡也未必是全然覆蓋。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以後再來談論。

如果2008年，中國政府聽從這些經濟學者的批評，那中國的基礎建設就沒有今天的規模，也會從而影響一些中國生産商的成本。

總結來說，中美國情不同，中國政府可以扮演一個有效率的市場調節者的角色。

7 中國需學習定價

最後，中國廠商需要學習如何爲其産品做適當的定價，而不是一味地競價、殺價，不能夠什麽事都依靠政府來做。

這方面尤其重要，中國業者要學習西方掌控市場，掌控市場定價機制。

當然，在這方面我們也不需要過于悲觀。目前中國電動汽車廠商制定的價格偏低，那是因爲現在處于“戰國”時期，大家拼價格拼得激烈。

等到電動汽車價格的戰國時代過去，可以再瞧瞧定價機制是否會改變？

舉個例子，多年前美國資本的Uber（優步），和中國的嘀嘀打車（滴滴出行）在中國“火並”價格，搶市場。雙方力拼之後，Uber和滴滴達成協議，將Uber在中國的業務出售給滴滴，交換一定比例的滴滴股權，然後Uber退出中國市場。

Uber退出中國市場後，沒多久，滴滴就調整了價格。大家對這一段應該還記憶猶新。

雖然這並非是絕佳的例子，但可以解釋目前中國電動汽車廠商還在力拼市場份額的戰國時代。等到塵埃落定後，自然不需要把價格定得這麽低。

因此，回給美國財長耶倫的話，不用擔心中國産品價格過低，未來某一天，總有一天會調漲價格，中國廠商會一定賺到美國人的頭上。現在美國人民可以享受中國低廉，又好的産品，就盡量享受吧！未來就不見得能夠有這麽好的價格。

8 結論

增加消費在經濟的比重，需要一些時間。此外，可別說政府沒有重視三座大山的問題。這幾年中國整頓房地産業，教育補習産業，醫療反腐等，不就是重視這些問題嗎？

如今房地産價格不再瘋漲，教培行業也經過整頓，雖說不完美，但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一些負擔。

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廠商和政府要想辦法掌控定價權，這包括稀土元素、大宗商品，以及一些商品的定價權。唯有掌控定價權才能夠保障利潤，而不是微利、薄利。

當然，除了定價權的掌控外，還需要掌握科技的標准。這兩方面都是漫長之路。

需要澄清的是，商品價格不單單是對産品定價，即便廠商占據相當的市場份額，也未必保證對産品的定價權。

美國之前就是掌控了定價權、科技標准和規格、金融標准等，因此對全球商品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也因此享有高消費能力。

是以，我們不能只探討增加消費力度這一項，而是需要全方面地探討，全方位地爭取定價權。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這裏，我們下期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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