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張發奎便數次向蔣介石提出抗日的請求，奈何始終不被蔣允許。

心灰意冷之余，張發奎于1932年10月赴歐美考察，宣傳抗日之余，受到了當地華僑的熱烈歡迎，據說在美國時，有一名醫生雅倫，手持一家傳酒杯向張發奎敬酒，並許諾，如果將來他擊敗了日本侵略者，就把這一傳家寶送給他，張發奎毫不猶豫的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時隔多年後，直至抗戰勝利，這名叫雅倫的醫生果然信守承諾，把家傳酒杯贈給了張發奎。

不過在當時，張發奎正處于失意，過去他一直就以“反蔣”出名，始終被蔣排擠，就連麾下嫡系的第四軍也被蔣剝奪，因此從1932年10月赴歐美考察後，張發奎始終在歐美遊曆。

1933年6月，張發奎因患牙病在英國倫敦一家醫院治療。

也就是很偶然的一天，駐英公使郭泰祺領著一個年輕人來探望他，本來一進門，郭泰祺還想要替張發奎引薦，不料張發奎已經認出了眼前這個人。

“你不用介紹了，我倆早就認識了，當年在河南，就屬我們倆打的最凶。”

就在郭泰祺疑惑之際，張發奎與這名年輕人已經暢談起來。

事實上，來人不是別人，正是因熱河失守，迫于無奈宣布下野的張學良。

張發奎在見到張學良時，口中所提的“在河南相遇”，指的是1926年北伐戰爭第二階段（二期北伐）。

之所以要強調這個第二階段，主要是因爲當時的曆史背景。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産黨人與革命群衆，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是一個重要的曆史節點，在當時許多人都面臨很重要的選擇。

與此同時，在武漢的以汪精衛爲首的國民政府，也陷入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選擇時期。

要麽揮師北上，繼續實行北伐，推翻以張作霖爲首的北洋政府的統治，要麽東征，趁蔣介石立足未穩之際，先一步擊潰他的軍事力量，在集合力量，進行新的北伐。

出乎意料的是，盡管汪精衛政府已經流露出反動的面目，但在極度危險的情況下，中國共産黨人卻提出要先進行北伐，然後再東征討蔣。

這一決定，使得當時不少國民黨左派將領詫異。

張發奎顯然就是詫異的那群人中的一個，要知道當時國民黨內部派系可以說是泾渭分明，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屠殺中國共産黨人與革命群衆，可中國共産黨人卻肯先擱置仇恨。

隸屬于張發奎的第四軍（1927年1月張發奎升任第四軍軍長）中，有不少中共黨員，如葉挺、恽代英等人，他們從實際出發，都主張進行二期北伐。

事實上，當時共産黨人內部，也對繼續北伐還是東征討蔣有爭論，以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爲主的共産黨人主要觀點仍然是先東征討蔣，不過在共産國際指示下，這一觀點並未得到支持。

當時，河南軍閥靳雲鹗歸順武漢，等于說替北伐軍打通了進軍河南的通道，而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也將進軍潼關。如果說兩路大軍會師河南，兵鋒將直指奉系統治的直隸地區（1928年以後大部分歸河北省）。

在這樣一種情形下，原本主張東征討蔣的唐生智、張發奎也做了妥協，同意二期北伐。

“只要北伐能夠獲得成功，回頭再收拾蔣介石不難。”

1927年4月下旬，武漢國民政府誓師出征，唐生智任第一集團軍兼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任任第一縱隊司令，馮玉祥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後，也于同年5月1日發起三期北伐由鎮江攻揚

州，直趨淮海。這一路出發的部隊打至魯南後，因甯漢對立，所以爲了應對汪精衛武漢政府的東征，沒再前進一步，而是固守長江一線。

北伐軍總指揮唐生智率部沿平漢路北上，一路連戰連捷，兵鋒直指豫南。一敗再敗的奉軍先後從漯河及逍遙鎮兩個方向退到臨颍。

嚴格意義上講，奉軍的戰鬥力並不弱，甚至比北伐軍要強。

以張作霖爲首的奉系軍閥，在東北經營多年，擁有較爲完備的軍事工業，不僅僅是在當時國內位列第一，甚至就連日本人也側目，稱東三省兵工廠爲“東方第一”。

從1926年北伐軍誓師出征後，陸續擊垮孫傳芳、吳佩孚後，遠在北京的張作霖就已經察覺不對勁兒。

1927年1月26日，張作霖召開奉魯軍高級將領會議，決定以“支援吳佩孚、征討北伐軍”爲名，發兵十萬進擊河南。

吳佩孚當時已經被北伐軍揍的找不到北，也知道張作霖是計劃“假途滅虢”，但吳佩孚當時身邊已經幾乎沒有人可用，所以只好默許之前就秘投國民政府而公開反對自己的靳雲鹗組建“河南國民軍”。

不過，盡管吳佩孚苦心孤詣支撐殘局，卻也再無余力支撐。

當時，武漢國民政府二期北伐，靳雲鹗組建“河南國民軍”雖然聲勢浩大，卻也只是苟延殘喘，唱主角的始終是北伐軍以及奉軍。

吳佩孚在國民軍和北伐軍的夾擊下徹底失敗，率殘部逃往四川托庇于楊森。

至5月27日，奉軍退至臨颍後開始固守，張作霖也源源不斷的從後方調集重兵，當時在臨颍一線的奉軍，有榮臻第十七軍、汲金純第十五軍、李鎮亞第十九軍以及第八軍萬福麟一部、趙恩臻十一軍余部，以及從鄭州來援的第十軍王樹常部，外加兩個炮兵團，另外還有從法國購買的“雷諾”坦克助陣。

熟悉奉軍編制的應該都清楚，以上各軍基本上都是屬于張學良的第三，韓麟春第四軍團（即第三方面軍軍團、第四方面軍軍團）。

奉軍1925年5月整編過一次，形成了轄20個師另7個旅、2個騎兵旅、2個炮兵旅及工兵、辎重兵各1個團。後來又在當年10月編組爲六個軍團，按照軍團、軍、旅編制。

不過當年年底奉軍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郭松齡反奉。

郭松齡當時任第三軍團副軍團長，他反奉幾乎帶走了三軍團的大多數，差不多有7個師六萬多人。郭松齡反奉雖然消耗了奉軍絕大部分的軍事力量，但奉軍老底子仍然未損。

張學良平定郭松齡反奉後，奉軍仍然按照之前的計劃進行改編，至安國軍時期，逐步編制成七個方面軍軍團，除了第一、第二方面軍軍團（分別隸屬于孫傳芳，張宗昌）外，都是奉軍嫡系，這其中尤以張學良第三方面軍軍團實力最爲強勁。

不僅如此，在臨颍戰役前，張學良更是親自赴一線，並處決了作戰不利的旅長陳琛及其屬下團長甘宗遜，以激勵部下士氣。

本來張發奎的第一縱隊（即第四軍、第十一軍、賀龍獨立第十五師）是要攻開封的，但唐生智作爲北伐軍總指揮，見奉軍勢大，所以急調張發奎來助陣。

所以後來臨颍戰役，基本上是張發奎的部隊唱主角。

在之前北伐中，張發奎幾乎是連戰連捷，麾下第四軍又號稱鐵軍，是以在當時北伐軍諸部中，恐怕也只有第四軍有這個實力（唐生智未必沒有保存實力的想法，這裏權做記錄，以後有資料證實再做補充）。

1927年5月27日，北伐戰爭中最殘酷的臨颍戰役拉開了序幕。

根據戰前布置安排，劉興第36軍以及賀龍獨立第十五師，主攻城南小商橋北的邢莊和夾壕王之間。第四軍副軍長黃琪翔親自指揮第12師攻城東，張發奎親率第十一軍26師爲總預備隊。

從張發奎布置上不難看出，他其實是有些輕敵的。

果然戰鬥一開始，北伐軍便遭到了重大阻礙，因爲北伐軍本身是南方人比較多，習慣于山地作戰，在平原上作戰尚屬于首次，結果被本就占有火力優勢的奉軍炮擊，出現重大傷亡。

張發奎、黃琪翔作爲指揮親臨一線督戰，也未能奏效，吳奇偉作爲一線指揮官竟然被炸傷擡下戰場。

打到最後，張發奎不得不投入預備隊26師作戰。

至5月28日中午，張發奎緊急抽調鄢陵方向的蔡廷锴的第十軍投入作戰。

根據張發奎指示，時任26師77團團長兼黨代表的蔣先雲（共産黨人）派人去偵查奉軍炮兵陣地，終于發現了辛莊敵炮陣地，于是自告奮勇率領部隊抄後襲擊。

至5月29日拂曉，蔣先雲率部抵達辛莊後，對奉軍炮兵陣地展開猛攻，當時奉軍火力強勁，蔣先雲部被壓的擡不起頭，但那時蔣先雲已經抱定了必死之志，率部連續三次猛沖，直至傷重犧牲，犧牲時只有25歲。

時隔多年後，張發奎回憶起蔣先雲來，仍然忍不住感慨：

“這個年僅25歲的年輕人即便是躺在擔架上，還強烈要求要到第一線去，但因爲傷勢過重，他只是揮舞著雙臂，卻發不出一點聲音。”

總而言之，與奉軍這一戰，也讓張發奎認識到了自身火力上的不足。

整個臨颍戰役，持續時間只有兩三天，當時北伐軍並不是孤軍奮戰，還有馮玉祥兵進潼關配合，所以奉軍的潰敗，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的。

本來打到5月28日下午，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就已經主張撤退，但張發奎要求在堅持一下，晚上趁敵不備打一個反沖鋒，但奉軍當時已經准備好了要撤退。畢竟當時馮玉祥已經打到了鞏縣，如果奉軍不撤退，就要面臨兩路夾攻。

北伐軍拼盡全力打進臨颍，犧牲了蔣先雲在內的三四千余將士，不可謂不壯烈。

當然，此戰也讓強橫的奉軍從此失去了爭奪天下的資本，也讓張學良記憶深刻。

時隔多年，張學良、張發奎兩個對手在英國重逢，那時兩人已經是同一陣營。

張學良談起臨颍戰鬥，忍不住感慨：

“我打仗從來沒有碰上過這樣厲害的部隊。”

不過很明顯，張學良並沒有注意到他這句話有什麽問題。

當時，張發奎部隊中共産黨員占了絕大多數，對二期北伐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然而北伐軍回去以後不久，汪精衛在武漢發起“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也舉起了屠刀大肆殺害共産黨人。

盡管張發奎沒有把事情做絕，但也驅逐出了部隊中的共産黨人，從此以後，名震天下的第四軍一蹶不振，在蔣介石的分化打擊下逐漸銷聲匿迹。

張學良1934年回國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總副司令，發動對紅軍作戰，他發現東北軍雖然裝備精良，但面對弱小的紅軍卻始終屢戰屢敗，甚至比當年臨颍戰鬥還不如。

直至後來在陝北，張學良見到周恩來，才明白這一切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