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面對人民幣彙率波動加劇，央行已經多次表明態度。而在貨幣政策委員會2024年一季度會議上，與會者同樣討論了這個問題。會議公告指出：要“深化彙率市場化改革，引導企業和金融機構堅持‘風險中性’理念，綜合施策、校正背離、穩定預期，堅決對順周期行爲予以糾偏，堅決防範彙率超調風險，防止形成單邊一致性預期並自我強化，保持人民幣彙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這樣的表態當然重要，但我們一直希望以央行爲首的國家金融結構能夠有更多擔當，以自身專業的技術能力、政策措施、市場機制盡可能穩定人民幣彙率，爲手段和能力均很有限的實體産業撐起一把保護傘，而不是一味強調企業自己管理彙率風險。曆史證明，一國貨幣既非一味升值好、也非一味貶值好，而是穩定好。尤其是實體經濟爲本的國家，只有彙率穩定，企業家才會有穩定的收益預期，才能更好地安排企業未來的産量和産能。

曆史上，在産業資本主導經濟的時代，各國都希望彙率穩定，反對爲自身國際貿易利益而不斷貶值本幣的國家。正因如此，二戰結束之際，各國訂立國際貨幣條約，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它實際就是固定彙率制。盡管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霸權，讓美國獲取了巨大的國際利益，但客觀地說，這一固定彙率制度爲他國之間的貿易發展還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對戰後歐洲經濟的快速恢複。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世界進入了金融資本主導經濟的時代，正所謂金融資本主義時代。與之相伴的是，各國貨幣彙率也開始了所謂“自由浮動的彙率制度”，主流理論開始批判政府對彙率的幹預，認爲彙率可以自動調節國家經濟的內外均衡。爲什麽金融資本主義時代主張彙率自由浮動？其實，這恰恰是爲了金融資本控制彙率更加便利。而曆史事實反複告誡我們，在各國貨幣的國際市場地位差異懸殊的前提下，簡單遵從“自由競爭的外彙市場”原則，則無異于讓“重量級拳王”在自由競技場上和“業余拳手”對打，結果可想而知。迄今爲止，對貨幣彙率的操縱，依然是霸權國家，尤其是金融大鳄掠奪“弱勢貨幣國家”財富的有效工具。

在國際爭奪越發趨于白熱化的背景下，人民幣彙率形成機制應當更加突出“有管理的浮動”，避免大起大落對中國經濟構成嚴重影響，避免國際金融大鳄操控市場，掠奪國家財富。

就當下情況看，人民幣貶值壓力大，關鍵在于中國取消“對外貿易強行結售彙”制度並實現“人民幣經常賬戶自由兌換”之後，大量貨物貿易順差留存境外，尤其是美國加息、中國降息使雙邊利差加大之後。

以2023年爲例，中國全年實現經常賬戶順差2642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外彙儲備總額相對穩定，並未因經常賬戶順差而出現相應增長。經常賬戶形成的外彙收入去哪了？

我們應當意識到一個重要問題：經常賬戶自由兌換的前提是自由貿易。但現實是，盡管中國還在努力維護自由貿易原則，但隨著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大征關稅，制裁中國高科技企業，以及限制、甚至拒絕科技産品對華出口，貿易自由化客觀上已經大打折扣。

這意味著什麽？經常賬戶自由兌換的前提條件已經受到挑戰。在此背景下，人民幣彙率市場化改革是不是也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所以這裏建議：未來人民幣彙率形成機制應當植入更多的“管理手段”，開發更多的“管理工具”。

需要怎樣的管理工具？這類工具至少應當具備“相對直接、有效、低成本”特征。爲此這裏建議：以否定之否定的方法，設立“浮動結售彙制度”。

早期中國爲破解外彙短缺問題而實行“強行結售彙制度”，而且讓人民幣彙率單一盯住美元，同時央行管制了人民幣彙率浮動幅度。之後，隨著外彙增多，中國逐漸放寬浮動區間，從而讓人民幣彙率逐漸走向“市場化”，之後“強制結售彙制度”退出曆史舞台。

從現實看，目前中國已經基本實現了貿易企業意願結售彙，這勢必加劇貿易企業跨境套利的沖動，而這樣的行爲也勢必導致人民幣彙率波動幅度加大，尤其是在境外利率遠遠高于國內利率的時期，外彙流出套利會加大人民幣貶值壓力。

所以，中國應當對企業結售彙實施“彈性管理”，當人民幣貶值壓力加大之時，提高“結彙系數”或降低“購彙系數”，迫使企業“多結彙或少購彙”，增加外彙市場的外幣供給，抑制人民幣貶值壓力；反之亦然。

總之，我們需要更多一些彙率管理工具，而不能單靠提高或降低利率去控制人民幣彙率變化。靠利率管理彙率，經濟成本很高。比如，當經濟走弱，需要較低的利率去扶持經濟的時候，人民幣貶值卻逼迫我們提升利率。這是兩難之選，有人認爲可以“平衡”，其意思無非是：不太影響經濟的情況下，提高一點利率去平衡彙率。但這樣做效果未必好，它可能影響公衆的經濟預期，而且對彙率也不能形成有效的幫助。

責編：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