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後再看《奧本海默》：反思冷戰的開啓與左翼的衰落
克裏斯托弗·諾蘭自編自導的力作《奧本海默》，近日獲得第96屆奧斯卡7項大獎（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讓這位全世界影迷心目中久負盛名，一向被視爲兼顧藝術與商業的導演，終于登上影壇的巅峰。
這時候回顧《奧本海默》，並非想對影片再進行一通技術性誇贊，而是希望揣摩諾蘭講述這個人物的視角和立意，以及影片的曆史表達可能存有怎樣的一些寓意。
自《蝙蝠俠》系列以來，諾蘭已經蛻變爲一個極善包裝個人思想的大導演，多年的英倫藝術積澱，通過一長串作品，公認具有深厚的文藝內涵。但除了幾年前的《敦刻爾克》，諾蘭並不怎樣涉足真實背景的故事。即便《敦刻爾克》涉及二戰，總體也可算一個虛構故事。
通過《敦刻爾克》和《奧本海默》兩部作品，多少可以看到，導演對待曆史的態度總體傾向抽離和旁觀。他與理查德·阿滕伯勒、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奧利弗·斯通等距離“曆史”更近的前輩，在作品中喜歡流露主觀情感的方式迥然不同。
比如《敦刻爾克》的全片台詞不多，在較短小的篇幅下還蘊含不同立場的視角。按今天的說法，好像要讓觀衆“沉浸”于曆史現場，讓觀衆或伴隨大兵們疲于奔命，或作爲友好鄰邦緊急救援……我們能夠隨著畫面感受各自的情緒，可作爲影片導演，他反而“隱于幕後”，完全是沉默無語的曆史的看客。
《奧本海默》與《敦刻爾克》看起來有一些相反，但實際在此方式上還更進一步。不僅篇幅達到三小時，充滿大量密集的台詞對白，出現衆多的曆史人物，不說攝影、剪輯等技術多麽鬼斧神工，就內容揭示而言，有點當年奧利弗·斯通自編自導《刺殺肯尼迪》時的驚豔，而且這兩部電影涉及的曆史還能巧妙的“互動”，頗有參照價值。
對距離我們還並不那麽遙遠的“美國往事”，片中有大量針鋒相對、立場相反的人物對奧本海默的生平進行挖掘和評判，以小羅伯特·唐尼飾演的劉易斯·施特勞斯最典型，被設計成對抗角色。
原本最具噱頭感的原子彈爆炸重頭戲，全程就幾分鍾，甚至全片也沒有什麽戰爭鏡頭，當然更沒有表現在日本造成的災難，僅作爲台詞烘托，如此演繹奧本海默的用意何在？
很多影評都指，諾蘭帶著強烈的矛盾心態挖掘真實的奧本海默生平，他就是一個充滿悖論的人物，包含帶領團隊完成原子彈研發的過程，也包括從複雜紛纭的曆史中揭露他經曆的特殊時代，這些都算“題中之意”。
但筆者覺得，本片之所以讓人感到震撼，確實主要目的並不在于奧本海默研發原子彈這一被“工具化”的事件，更重要的是揭示奧本海默以及諸多科學家知識分子在大時代洪流下被吞噬的命運。爲此，影片才最後強調奧本海默的矛盾性，他何以被美國當局“過河拆橋”。
衆所周知，按說原子彈的初衷是爲了結束戰爭，試圖締造長久和平，這是奧本海默等科學精英和馬特·達蒙飾演的理查德·格羅夫斯等大部分軍人的正面願望。何以擁有原子彈之後的老美卻刺激著全世界開啓冷戰，完全走向負面的結果？
這應該不是一個杜魯門狂妄自大的問題，隨後的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如此多的頂尖巨頭也並沒有什麽改變。片中有一個極其浪漫化的形容——“神一般的破壞力”，這後果自然是雙重性的：一方面確實多數人被震懾了；另一方面顯然也釋放了一些人心底的不安和敵意！老美，在我們的教科書中滿世界找茬，“武裝到牙齒”的形象就是這樣來的。
不無湊巧，當年奧利弗·斯通在《刺殺肯尼迪》一片也有鮮明表達，二戰結束後美蘇對世界進行分管，隨後的亞洲之爭，老美失去了中國，于是主導了朝鮮和越南的悲劇。導演通過唐納德·薩瑟蘭飾演的軍方人物x先生有大段經典台詞，其中有一句指：“一個國家的威望建立在軍事力量的強大上。”正是指軍備競賽的背景。
凱文科斯特納與唐納德薩瑟蘭見面這場戲堪稱全片曆史觀點的精華
到60年代初，肯尼迪與赫魯曉夫通過談判緩和兩邦關系，不僅較好解決了豬灣危機，進一步達成雙方對核武器的管制和停止核試驗，並簽署條約（1963年7月，還有英國參與，實際條約要求部分禁止），甚至該片抛出了打算就此終止冷戰的意圖，顯得肯尼迪太過“左傾”，反而造成自己的不幸結局（其實是導演被指“左傾”，觀衆顯然不太能接受肯尼迪“左傾”的表達，事實上也並不是）。事情當然沒有那麽單純，但就涉及軍備競賽背景，完全可與諾蘭《奧本海默》的一些內容遙相呼應。
作爲傑出藝術家，導演對影片呈現的曆史肯定有所取舍。《奧本海默》精准的三個大幕，確實超出曼哈頓計劃和原子彈出爐，這只是最爲直觀表面的情節。可諾蘭絕不是要拍《橫空出世》，他的反思直擊曆史的深處，原子彈的出現怎樣改變了世界？世界危機確實一步步加劇，大批東西方精英的人生都被曆史的浪潮吞沒。
看看奧本海默在勸說許多夥伴加入曼哈頓計劃時，顯然抱著極爲理想的正義色彩，比如拯救歐洲猶太同胞，對抗納粹惡魔……他以超凡的項目組織能力，聚集數千人付出心力，通過原子彈結束了世界大戰，可當世界改變時，不僅個人付出巨大代價，甚至一步步轉變成爲反對核武器擴大化的堅定一員，很巧妙地帶出影片所鋪墊的悖論現象。
諾蘭也認爲這個人物故事最吸引他的就是——“這個故事充滿了悖論和倫理困境，這正是我一直感興趣的素材，影片試圖幫助觀衆理解人們做出這些行爲的原因，同時也詢問他們是否應該做出這些行爲。”
奧本海默在片中提出想以開明和真誠，運用協商機制來取得制約，再次體現作爲科學家知識分子的理想色彩。而客觀現實卻是冷戰大幕之下，各大國無不出于自保，一個個加速升級武裝力量，位于遙遠東方的我們也加入其中。
我們指責老美插手整個太平洋地區，對待各國野蠻霸道，可換做其他任何一個先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無論話語說得再溫良恭儉讓，也如奧本海默的說法：當人們親眼看到這“神一般的破壞力”，旁人再也難以相信這個東西對世界是沒有威脅的！
老美造原子彈本來是爲了對付納粹法西斯，同時又遮遮掩掩防著老蘇；蘇聯緊追步伐是爲了對付老美；而我們壓上全副身家甚至不怕開罪老大哥，更是對他們兩家都要提防……無奈之下的裹挾趨勢猶如滾滾洪流，這是奧本海默再如何精明的頭腦，再如何超凡的能力也無法化解的。
電影中的舍瓦裏埃要求奧本海默脫去可笑的軍服，他們認爲轟轟烈烈展開的曼哈頓計劃，就是確立作爲精英分子的英雄本色。我們作爲觀衆非常清楚，他們的事情根本就不是單純的科學事業，甚至都不是單純的武器制造。
奧本海默否認洛斯阿拉莫斯基地有混入諜報人員，他願意相信這些人才都是出于正義感而彙聚到一起。可到後面電影也透露了一筆，在基地的確出現了蘇方的情報人員，裏裏外外都有，泄露了不少機密情報，比如工程進度信息，比如關鍵的引爆技術。幾年後的1949年夏天，蘇聯成功造出了原子彈，要說絲毫沒有美方情報輸入助力，恐怕很難讓人信服。但誰肯在這樣的項目上標注曾得到對手助力的“合作産物”？
從《奧本海默》還可以發現，作爲西方左翼的重要力量，同樣因爲冷戰的開啓以失敗告終。並非單純一個麥卡錫能夠這樣能量巨大，影片對麥卡錫根本不屑一顧，劉易斯·施特勞斯形容他就是個小醜。
老美作爲工業化較早的大國，代表勞工階層的左翼組織和蘇聯不相上下，甚至比我們還早成立，李大钊、蔡和森等很早就介紹過他們與共産國際的關系。
《烽火赤焰萬裏情》也是一部反映美蘇早期淵源的力作
更早的1981年，由沃倫·比蒂自導自演，同樣得到奧斯卡肯定的《烽火赤焰萬裏情》，形象演繹過美共重要創立者約翰·裏德的生平。與諸多先鋒相似，約翰·裏德也是一個知識分子，曾親曆十月風雲，寫出一本暢銷書，與後來到中國的史沫特萊、斯諾等左翼人物相媲美。
約翰·裏德在片中的夥伴朋友有露易絲·布萊恩特、尤金·奧尼爾、艾瑪·戈德曼等，也算文藝界、思想界響當當的人物，與奧本海默的親友團不算遜色太多。
伴隨兩次大戰，一方面，老美的左翼卷入國際風潮太過，東風的對抗力量形成坐大，所以本土頑固勢力要對左翼徹底瓦解。
另一方面，奧本海默帶來改變世界的趨勢，不僅出人意料，甚至事與願違！對于已經雄心勃勃的美國，奧本海默不但沒有長時間熄滅世界上的戰火，結果反而成了火上澆油的人。真是曆史給了人們一個無比巨大響亮的耳光，人生再也沒有這樣充滿黑暗的諷刺。
爲此，作爲一個知識分子，奧本海默後期帶有強烈負罪感。在聲討原子彈的集會上，他在一片人聲嘈雜中出現宛如核爆炸的畫面，先看到升騰炫目的火光，等過上一陣才感受到爆炸的震懾和威力，這種“後怕”的表現——形象傳達出原子彈的象征！
奧本海默積極呈現救贖的一面，爲核武器帶給世界的不安感，爲軍備競賽的擔憂而焦慮，不僅是他一個人，這也是當時不少科學家的正常反映。
1949年蘇聯爆炸原子彈，美國又加快氫彈制造。這時候奧本海默以自己在原子能界和國會的影響力每每試圖阻止氫彈出爐。與此前在洛斯阿拉莫斯挽留泰勒時說會支持他繼續研發氫彈大爲矛盾。所以，泰勒在聽證會上表明，他感覺有些不理解奧本海默的言行。
過去造出原子彈的奧本海默贏得無比的榮譽，這一切本來泰勒可以通過氫彈得到。如今蘇聯擁有了原子彈，美國唯有加緊造出氫彈才能更勝一籌，這是官方自然而然的意圖，也是劉易斯·施特勞斯等人的共識。
反而奧本海默出于良心焦慮不安站在了對立面，如泰勒所言，他信任奧本海默對國家的忠誠，他認爲奧本海默與蘇方人員、美共等無涉，但在立場這樣一百八十度轉變，實在感到不理解。從私人角度，可以推斷是某種妒忌心理作祟。
諾蘭處理《奧本海默》的深刻性，在于形象地貫穿奧本海默一直處在被盤問和針對的緊張陰影下。小羅伯特·唐尼飾演的劉易斯·施特勞斯絕大多數是黑白畫面，暗示他不僅是出身被奧本海默揶揄爲“低等鞋販子”，制造摩擦和矛盾，而且這種灰暗的背景就好像躲在背後隨時施放暗箭的小人。
和當年的奧利弗·斯通一樣，諾蘭也善于精心設計藝術化表達。而且諾蘭刻意淡化奧本海默與美國官方戰略抉擇的對抗色彩，施特勞斯和泰勒當時是積極力挺國家策略的支持者，反而奧本海默充當不合作的對象。這在已經拉開冷戰大幕後，在50年代的世界局勢下，很難再有回旋余地。要換一個地方，奧本海默恐怕就不是一場聽證會和取消安全許可的性質了，不是嗎？
最後奧本海默承受了代價，更有蛻變爲致力于和平的科學精英色彩，人物形象得到升華。如前所述，放眼當時美國和世界，絕不僅僅是一個奧本海默的命運坎坷，整個世界都在原子彈出現導致的冷戰開啓後集體轉向。
奧本海默、愛因斯坦、史沫特萊等知識分子在50年代初的遭遇，錢學森、鄧稼先、朱光亞等傑出人物都先後回歸祖國，同樣投身類似奧本海默的事業。這樣閃光的名字太多，還有梁思禮、華羅庚、童第周、饒毓泰、董鐵寶、姚桐斌、陳紹澧等等許多許多……
我們認爲大洋那邊充滿敵意，他們對科學人才、知識分子就是利用，然後抛棄或坑害，而我們絕不一樣。這樣容易忽視的是，我們同樣處在冷戰的漩渦中心。
我們的知識分子也同樣帶著理想的情懷，而我們的現實很多事情也同樣未必那麽理想。確實有一部分在特殊時期仍然受到格外照顧和保護，他們成就了國防事業的一個個閃光豐碑。可更多沒有得到理想待遇的各行各業精英（包括科學界在內）後來怎樣了？太多太多的人根本沒有僥幸。
曆史猶如滔天巨浪，不論什麽陣營派別是左還是右，整個東西方的勞工大衆，知識精英，包括許許多多的軍人，爲之奮鬥的理想世界是一天天的達成還是距離越來越遠了呢？
諾蘭影片中的奧本海默，與奧利弗·斯通影片中的肯尼迪大案一樣，盡管大量背景都有真實的曆史依據，也不能等同全部的曆史真實。可這樣真誠面對曆史的電影確實能給全世界觀衆帶來震撼和冷靜，提供思索的角度，非常的敏銳和犀利。尤其結合今時今日的局勢，更能發現克裏斯托弗·諾蘭選擇《奧本海默》這一題材發揮的自省意義。不論東方還是西方，我們都該清醒地正視被改變的人類命運，時刻保持警惕，曆史從來沒有真正遠去。而我們的未來，又會向何處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