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獲特赦後，晚年曾撰寫過不少回憶錄，詳細記錄了自己從參軍、北伐、抗戰以及解放戰爭時期的經過。

對于研究那段特別的曆史，杜聿明回憶錄顯然是不錯的資料。

不過，杜聿明在回憶錄中，對于幾乎所有人，都進行了客觀公允的評價，即便是蔣介石，可唯獨對一個人橫加指責，甚至幾乎達到了苛刻的地步。

這個讓杜聿明很不滿的人，就是孫立人。

杜聿明、孫立人兩人都是國民黨軍中少有的才能出衆的人物，立下過不少赫赫戰功，然而兩人共事時間雖然長，卻始終不服彼此，以至于矛盾重重。

兩人矛盾重重的背後，究竟有什麽深層次的原因，兩人對彼此的指責，是否是有真實依據？

孫立人在國民黨軍之中，絕對是要數異類中的異類。

按照蔣介石的用人原則（浙江人、黃埔系、個人絕對忠誠），注定了孫立人軍旅生涯的不暢。

孫立人是安徽人，求學時期曾考入清華大學，不僅如此，上大學期間還是個體育健將，爲國家捧回了第五屆遠東運動會籃球冠軍的寶座，1924年公費留學考入普渡大學學習土木工程，並且還取得學士學位。

以孫立人的家世、能力，即便是不參軍，他也會有很好的前程。

可也就是在留學期間，孫立人卻突然萌生了想法——學習軍事，于是他考入了 “南方西點”之稱的美國弗吉尼亞軍校學習。

1927年，孫立人從軍校畢業後，又赴歐美留學，參觀學習軍事。

孫立人學軍事，據說還是源于小時候一次經曆。

一次，孫立人隨父親到青島去，當時青島還是殖民地，被德國人占據著，孫立人在海邊玩耍的時候，被幾個德國小孩兒打了耳光推倒在地，還搶走了他撿到的石頭。

孫立人後來才意識到，自己的國家積貧積弱，只有學習軍事，才有使國家變得強盛，人民才能活得有尊嚴。

1928年，孫立人回國，在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任中尉軍訓隊長。

如果排除派系幹擾的因素下，孫立人在軍中的起點與其他黃埔系差不多。

當然，孫立人從一開始就不可能得到重用，畢竟蔣介石在用人上，看重親信嫡系重于有才幹，孫立人晉升速度雖然不慢，但仍然要遜色于黃埔系出身的將領。

1932年，孫立人調財政部稅警總團任第二支隊上校司令兼第四團團長。稅警總團本質上並不是軍隊，只是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宋子文的緝私隊伍，然而宋子文仰仗手中金錢權力，把這支部隊打造的不弱于軍隊實力。

宋子文和蔣介石關系鬧僵後，稅警總團也被蔣介石抽調走，改編進入國民革命軍戰鬥序列。

1941年12月，財政部被迫交出稅警總團一半以上的兵力給蔣介石，改編爲新編38師，作爲交換，時任稅警總團總團長的孫立人出任新編38師師長。

也正因爲這個因素，才使得孫立人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孫立人留學英美，參照歐美體系，結合中國傳統的方式訓練部隊，後來被譽爲“孫氏操典”。

可這麽一來也出現了問題，孫立人的軍事思維與國內絕大多數將領都不一樣，難免與各級將領沖突。

1942年2月，國民政府下令籌建遠征軍，抽調第五軍、第六軍以及66軍爲遠征軍部隊，開赴緬甸作戰，孫立人的新編38師當時隸屬66軍，所以一同前往。

孫立人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與黃埔系出身的杜聿明、鄭洞國合作。

當然，從一開始孫立人沒有與杜聿明叫板的資格，當時孫立人只是一個師長，而杜聿明已經是第五軍軍長，第一路副司令長官。

不過，當時遠征軍出國作戰，要服從時任中、緬、印戰區美國陸軍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的指揮，史迪威不喜歡杜聿明，卻很喜歡孫立人，蓋因兩人所受的教育相似，雙方在某些軍事理念上的認識比較一致。

仁安羌一戰，孫立人僅以113團千余人的兵力，擊退了數倍于己的敵人，救出了近七倍余己的友軍，從此名聲大噪。

誠然，孫立人才能出衆，但無疑他當時尚不能再戰略上影響遠征軍，杜聿明當時反對毫無准備的曼德勒會戰，史迪威沒有選擇聽從，以至于遭到失敗。

也就是在撤退中，孫立人與杜聿明産生了第一次矛盾沖突。

杜聿明堅持按照蔣介石的命令，經野人山向國境線撤退，並要求孫立人率領新38師掩護，然而孫立人卻並沒有選擇聽從杜聿明的命令，而是選擇撤入印度。

最終的結果就是，新38師成爲第一次滇緬會戰後唯一保全建制的部隊，而杜聿明率領的第五軍軍部以及新22師則是在野人山損失慘重，經盟國美軍投擲電台、補給走出野人山，但因中緬邊境被日軍封鎖，最後還是改道去了印度。

杜聿明晚年談到兵敗野人山，對孫立人的不滿尤甚：

“孫立人爲什麽敢于違抗命令呢?因爲他是留美學生，他以美命國主義爲第一靠山，蔣介石爲第二靠山。遠在一九四二年中國遠征軍在緬句時，孫立人任新三十八師師長，在彥南陽(仁安羌)解英軍之圍曾立過功，當遠征軍在緬甸失敗時，他不服從蔣介石和我的命令，而聽美軍史迪威的命令，隨英軍之後，退入印度。因此，深得史迪威的稱譽。”

杜聿明始終認爲，仁安羌一戰孫立人甯肯冒著巨大風險去救英軍，卻不救自己的同胞，實在是過于無情。

甚至于杜聿明認爲，孫立人是與史迪威勾結，意欲成爲美國在中國的代理人。

盡管以上都是杜聿明個人揣測，但從此以後他對孫立人的態度愈加惡劣。

杜聿明後來在回憶錄中提到一件往事，抗戰勝利後，孫立人受艾森豪威爾之邀赴歐洲考察，並受英皇頒發勳，然而當時國內戰爭陰雲四起，蔣介石從報紙上看到報導，電召孫立人回國，孫立人竟然毫不理會，轉頭赴美，被杜聿明認爲是別有用心。

當然，也有說法稱，這個事情爲謠傳，當年孫立人受邀到歐洲考察軍事，是1945年5月17日，當時中日之間尚有戰爭，孫立人出行計劃應該屬于機密，蔣介石根本不可能從報紙報導上看到類似的消息。

不過，從客觀上來講，杜聿明對孫立人的無端踹度，也不能算是毫無道理，兩人畢竟所思所想完全不同。

孫立人自己就很傲氣，行事難免無所顧忌，這也幾乎成爲他後來悲劇的源頭之一。

孫立人在和杜聿明相遇，就到了東北了。

解放戰爭爆發初期，孫立人率領新一軍抵達東北，憑借優良裝備以及過硬軍事素養，一路所向披靡。

當年，新一軍、新六軍在國民黨軍中無疑是精銳，雖然我們在 談時通常以五大主力來形容，但實際上當時國民黨軍中，真正能夠稱得上是“全美械裝備”的，就只有這兩個軍（嚴格意義上這兩個軍也不算，但仍然要超過其他各美械軍）。

在孫立人在東北的這段日子，與杜聿明的關系更加緊張，在杜聿明晚年回憶錄中，多次稱孫立人“驕橫跋扈，不聽指揮”。

1946年5月19日，國民黨軍在占領四平以後，主力繼續向長春、永吉深入，東北民主聯軍爲了遲滯敵人向北滿進攻，決心以遼東軍區一部分兵力進軍鞍山、海城，並相機殲敵一部。

遼東軍區司令員程世才、政委蕭華命令四縱副司令員韓先楚指揮該縱隊第10、第11旅和縱隊炮兵團及遼南保安第1、第2團發起鞍海戰役，並迫使駐海城60軍184師潘朔端率部起義。

據說當年，鞍海戰役期間，潘朔端曾一連叠電請求增援，但因所部是滇軍，周圍其余各路國民黨軍都持觀望姿態，只有曾澤生率領的60軍一部分馳援，潘朔端對國民黨軍絕望之余，決心實施戰場起義。

然而在杜聿明回憶錄中，他把鞍海戰役潘朔端起義一時歸咎于孫立人。

稱孫立人當時在長春，曾借口部隊連日作戰十分疲勞，請求休整三日，然而當時鞍海戰役甚急，杜聿明嚴令之下，孫立人竟然不聽從，還趁蔣介石在長春之際，致電稱要求休整三日，蔣介石批准同意。

杜聿明回憶錄中稱孫立人：

“對海城之危不救，致使一八四師起義。”

盡管杜聿明回憶錄言之鑿鑿稱確有其事，可從孫立人回憶錄記載卻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兒。

在孫立人的回憶錄中，並沒有所謂“休整三日”的說法，新一軍始終在一線並未撤下，按照實際情況分析，像新一軍、新六軍這樣的部隊，在戰事尚未結束時，確實不太可能撤下一線，即便是孫立人告到蔣介石那裏，蔣介石也不可能聽（畢竟他對孫立人也無好感）。

根據孫立人回憶，新一軍在鞍海戰役時，承擔的是總預備隊的任務，除了下轄的50師劃歸新六軍暫時指揮外，其余兩個師則遵令到四平集結待命。

顯然在孫立人口中，所謂對海城之危不救，也是杜聿明一家之言。

當然，我們這裏取孤證不立的說法，就算是孫立人、杜聿明在各自回憶錄中，記載偏向于自己。可從各方面資料記載來看，杜聿明作爲當時國民黨軍東北軍事最高負責人，他是偏向于新六軍的，而不是偏向新一軍。

當時的新一軍，整體已經形成了圍繞新38師爲主，這是孫立人的發家部隊，而不是鄭洞國還在時候的樣子，而新六軍則是以原來新22師爲主發展起來的部隊，而新22師原本就是杜聿明第五軍的一個師，而當時新六軍軍長廖耀湘原來也是杜聿明的老部下。

從1947年1月至6月長達半年多時間，新一軍累戰不利，孫立人更是飽受苛責。

不過，這裏得解釋一句，除了我東北民主聯軍英勇奮戰外，孫立人的新一軍之所以累戰不利，更多的是因爲他們是作爲守備部隊安排在地方了，像這樣一直機動靈活的強大部隊，一旦失去了靈活性，作戰的效果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1947年4月，孫立人被調回沈陽，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長官，至8月調離東北。

有意思的是，杜聿明與孫立人幾乎是前後腳離開的東北，當時杜聿明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不得已之下只好離開一線。

總的來看，杜聿明與孫立人之間的分歧，歸咎原因有幾個方面：

一、孫立人本人的問題，孫立人不是黃埔出身，作爲非嫡系自然飽受排擠，而他作爲一個純粹軍人（從回憶錄不難看出），又不熟谙政治手段，特別是不會討國民黨當局最高統治者蔣介石歡心（這一點孫立人還不如黃百韬），所以即便再有能力，也難于發揮。

二、杜聿明的問題，杜聿明本身是黃埔出身，蔣介石的親信，他統兵打仗雖然也有能力方面因素，但更多的還要囿于國民黨軍傳統習慣的影響，比如他不得不聽從蔣介石的命令，扶持親信部將排斥異己，無論是他在東北時對曾澤生60軍的態度，還是後來對郭汝瑰的態度，就很說明這一問題（郭汝瑰雖然是潛伏的地下黨，但表面上還是陳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