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誅九族”，一個聽了讓人不禁膽寒的名詞，作爲曆史上特有的一種殘酷刑罰而廣爲人知。所謂的“九族”，涵蓋了犯罪者的父系、母系和配偶系家族，具體包括父族四代、母族三代和妻族兩代，統稱爲九族。然而這又引發了另一個問題，面對如此廣泛的懲罰範圍，那些被牽連的族人爲什麽不設法逃走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從“誅九族”制度的形成講起了。其實株連制度在中國出現時間較早。夏商時期就開始出現了這種制度的雛形，《尚書·甘誓》中記載了夏啓討有扈氏的軍令狀，其中寫道，發生戰事而不遵號令者，或私逃叛敵者，一旦被拿獲就需連同其父其子一並受刑處死。

夏啓像。來源/中國曆史博物館保管部編《中國曆代名人畫像譜》，海峽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戰國時期，商鞅在秦國的變法中提出了“夷三族”的刑罰，這一制度在《史記·秦本紀》中有所記載：“（文公）二十年，法初有夷三族之罪”。關于“三族”具體指的是哪些親屬，史學界存在不同的觀點。在漢代，張晏對《史記·秦本紀》的注解中提出，“三族”指的是“父、兄弟及妻子”。而東漢的鄭玄在對《周禮》的注解中則認爲“三族”是指“父、子、孫”。三國時期的如淳在《史記·秦本紀》的注解中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爲“三族”是指“父族、母族及妻族”。曆史上就有名人因犯下重罪而遭受“夷三族”的極刑。

例如，秦末時期被處決的丞相李斯“具斯五刑，論腰斬鹹陽市……夷三族”，很明顯就成了這一制度的受害者。漢朝初期，劉邦爲了穩定人心，一度廢除了“夷三族”的刑罰，但不久之後又重新恢複。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株連制度逐漸變得更加系統和完善。比如曹魏時期，按照《晉書》記載：

“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于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以嚴絕惡迹也。”

這一條算是正式規定了“夷三族”的規模，對這一刑罰的具體對象進行了明確。特別是，已婚婦女被排除在“夷三族”的範圍內，她們僅因夫家的罪行而受株連，不再因父母的罪行而受牽連。這一改變有效地限制了“夷三族”刑罰中被處決的人數。到了西晉時期，“夷三族”的適用範圍進一步縮小。那時，被判“夷三族”的罪犯中，父子同族的男性成員無論年齡大小仍會被處死，但女性無論婚否都不再被處死，而是被降爲奴婢。但在後來的曆史中，“夷三族”的規模又有所擴大。南北朝時期，北魏發生了“國史之獄”事件，導致出身清河崔氏的重臣崔浩遭受了“夷五族”的嚴懲。根據《資治通鑒》的記載：

“帝命允爲诏，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

隋唐時期，法律體系正式確立了“十惡”罪行的標准，其中只有犯下“大逆”罪者才會遭受族刑。這一標准也成爲後世施加株連族人罪名的基本依據。比如曆史上的楊玄感就被誅了九族。《隋書·刑法志》的記載：“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不過這件事也導致楊廣的聲望受到重大打擊。唐代繼承隋朝之後，李唐王朝吸取了隋炀帝的教訓，制定了更爲嚴格的法律。按照《唐律疏議》規定：

“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

也就是說，家中15歲以下的男孩會被免除死刑，以保留家族的血脈。

唐律疏議。來源/中國法院博物館

宋元時期，這一制度基本上得到了沿襲，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到了明清時期，盡管口頭上強調“嚴刑峻法”，但在成文法律中並未明確出現“誅九族”的條款。

而這一時期最爲著名的就是方孝孺的“誅十族”。不過此事也有爭議，《明史》中只記載 “以祖宗之怒......四肢城令殺孝友弟孝儒，章奏而死”，並未提及所謂“誅十族”。這個說法更多來自民間和一些非官方的記載，這可能是因爲方孝孺案中被牽連處死之人衆多，使得人們相信確有其事。

然而，其實不論是明代還是清代的法律條文中，都找不到“誅九族”或“誅十族”的正式法律依據。可見，所謂的“誅九族”更多情況下是來自最高統治者的直接命令，而並非成文法律的一部分。

方孝孺“誅十族”劇照。來源/電視劇《洪武三十二大》截圖

動辄打擊面如此之大，自然會引發人們的疑問：那些即將遭受處罰的人就不能在被殺之前跑路嗎？然而事實就是，不能。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三個。

首先，古代社會的通訊手段遠不如現代發達。在那個沒有廣播、手機、電視和互聯網的時代，消息的傳播非常有限。因此，當家族中有成員被判處株連之罪時，遠離家鄉的親屬很難及時得知這一噩耗。相比之下，朝廷命令的下達速度可是快得很。早在秦代，中國就有了較爲成熟的“驿傳”或“郵驿”來爲朝廷傳遞文書、轉運物資，而且官辦官用。到了漢代，“驿傳”制度進一步完善，設立了“郵、亭、驿、傳”四個級別，五裏設郵，十裏設亭，三十裏設驿或傳。爲了保證消息傳遞的速度，郵傳人員必須以最快速度傳遞消息，否則將受到嚴厲的懲罰。比如《唐律疏議》規定：

“諸文書應遣驿而不遣驿，凡不應遣驿而遣驿者，杖一百。”

“驿使圖”壁畫磚。來源/甘肅省博物館

由于朝廷對消息傳遞的嚴格掌控，一旦有人要被“誅九族”，那麽京城中的親屬肯定首先會被控制，隨後，朝廷的命令會通過高效的郵政系統迅速傳遍全國。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京城中有人想要提前通知遠方的親戚逃跑，也很難在時間上搶得先機。往往等到消息傳到遠方時，那些遠房親戚們已經無法逃脫。以李善長爲例，他在被抄家之前，就沒有任何消息流露出來。李善長是當時的重臣，文官集團的領袖之一，且以精明能幹著稱。即便如此，他也無法提前得知消息，提前做出應對。

此外，即使有人在搜捕中僥幸逃脫，他們也很難找到願意幫忙傳遞消息的人。因爲在株連制度下，任何幫助傳遞消息的人都可能成爲被誅殺的對象。對于這點，《唐律疏議》中規定：

“諸漏泄大事應密者，絞；非大事應密者徒一年半。”

從這裏就可以看出來，別說給犯人通風報信了，就是傳遞重要消息時不小心泄密都可能面臨死刑，輕者也可能被判處長達一年半的徒刑。因此，很少有人願意冒險傳遞消息，以免招致殺身之禍。

即便有人曆經重重困難，成功躲避追捕逃出京城，並設法通知了其他親戚，他們也必須在官府的逮捕令到達之前逃離。更重要的是，在古代實行的“保甲法”制度下，如果一個人犯罪，而周圍的鄰居知情不報，他們也會遭受與罪犯相同的懲罰。牽連的鄰居數量可能多達十戶。在這種連坐制度的威懾下，很少有人敢于對抗官府，包庇或掩護犯人。

此外，即使這些“親屬”能夠僥幸逃脫，他們也會面臨另一個問題——難以逃遠。明朝就規定了“離家百裏者”必須有當地政府授予的“路引”。沒有這個通行證，無論逃到何處，都會被攔截並接受仔細盤查。而且，假借路引並非易事，以明萬曆年間刑部侍郎呂坤設計的路引爲例：

“要求若州縣爲遠行，照得本州縣某百戶某人，年若幹歲，身長幾尺，無須有須，方面亦或瓜子臉，面白或黑或紫等色，有無麻疤……”

可見路引對持有人的照相式文字描述非常詳盡，假借路引的難度很大。

明緞地刺繡“路引”袋。來源/南京博物院

就算真有哪些“親屬”神通廣大，能夠巧妙地規避追捕，准備周全，他們也仍然面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逃往何處？

在古代，人們通常按照族群聚居，一個外來者的突然出現很容易引起當地裏長或宗族的懷疑，甚至官府也會派遣人員進行調查。一旦被攔截並確認身份爲逃犯，他們將被立即拘捕並送回京城。在某些情況下，爲了確保安全，逃犯甚至可能被當場處決。當然，也可以選擇逃往荒郊野外，但在古代尚不健全的治安環境下，不被盜匪殺掉就已經燒高香了，更別提外面的野獸會不會把他給“生吞活剝”了。

不過，也並非完全逃脫不了，特別是那些擁有功名和名爵的人，在面臨此類重罪時，他們的社會地位往往能夠爲他們帶來生機。西漢時期就規定這類死罪可以拿爵位和錢豁免。到了魏晉時期也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比如《晉書·文帝紀》記載：“成濟弑君，大逆不道，千刀萬剮，誅滅三族！”然而《晉書·荀勖傳》卻又記載：“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

錢镠鐵券，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可見有很多人就算是被判了“夷三族”之罪，也有獲得豁免的機會。最典型的就是上面提到過的北魏 “國史之獄”事件，清河崔氏崔浩既然受到了“夷五族”之災，那麽到了唐朝時期怎麽又冒出來那麽多清河崔氏名人，如崔群，崔颢，崔元綜，崔國輔……可見雖然是導致滅頂之災的“夷五族”之罪，依然還有很多人可以得到豁免。這麽想來，“誅九族”應該也是同理。

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對于株連罪的反對聲音不斷增強。到了清末新政時期，中國法學界開始著手修訂傳統法律，以期與現代法制接軌。在沈家本、伍廷芳等人的推動下，1911年修訂的《大清新刑律》正式宣布廢除連坐制度，至此，這項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年之久的殘酷刑罰，正式被廢止了。

參考文章：

【1】《史記》 司馬遷 中華書局。

【2】《晉書》 房玄齡 中華書局。

【3】《資治通鑒》 司馬光 中華書局。

【4】《唐律疏議》 長孫無忌、褚遂良等 中華書局。

【5】《明史》 張廷玉等 中華書局。

（本文系“國家人文曆史”獨家稿件，作者：郭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