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覺得，現在應該搞國企改革，才能解決問題。

其實是沒有搞清楚當年搞國企改革的邏輯。

當年搞國企改革，不是因爲想改革，而是因爲國企和財政不分家，財政負擔太重了。

當時國企承擔的很多社會功能，比如辦教育，管工人的生老病死，是承擔了一部分國家的功能。

這當然也意味著，國企替國家分擔了一部分財政壓力，所以國企負擔重，包袱重，競爭不過民企。

最後改革，是因爲國企和財政切斷了聯系，企業是企業，財政是財政，分家了。

然後國家把一部分原本由企業承擔的功能甩給了社會，給自己減輕了負擔。

比如養老，教育，醫療等等，以前是國企承擔，後面都社會化了。

社會化養老，社會化撫養，社會化醫療，社會化教育，社會化就業，都是社會的。

國家不是完全不承擔責任，但相比之前來說，變成有限責任了，比以前負擔輕多了。

養老金就是這樣，本應該是國家完全負擔，就變成了現在上班的人交錢，給退休了的人發錢。

而且還形成了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的矛盾，年輕人抱怨老年人退休金太高，自己的未來沒有保障。

其實退休的老年人拿到的是該自己該拿的，只不過本該出錢的國家不承擔了，變成了年輕人交養老金去給他們發錢。

年輕人在這個問題上怪老年人，其實是找錯的對象了。

這之後，國企因爲和財政之間的聯動機制消失了，負擔又重，加上市場環境變化，就大批量被甩給社會了。

所以大量的國企那段時間被迫關停並轉，工人下崗。

當然，那段時間國家財政也沒錢，都很難，農民尤其難，不打工，光種地連維持基本生活都做不到。

而在那一輪國企改革結束之後，也就是2004年之後，高潮就結束了，剩下的國企日子都還算好過。

而在新的經濟和政治體制之下，新的國企也承擔了很多新的功能，目前和財政之間還是良性互動。

比如說要搞土地開發，可以先搞個城投、城開之類的平台性國企，代表政府去融資和開發，同時承擔債務。

這個局面一直到前幾年，其實都還是可以的，不少地方就是靠這個機制完成了基礎設施升級換代和城市更新。

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大家都默認一個規則，這些城投開發平台國企的債務，當地政府會兜底。

現在看來，其實可能是做不到的，而是會變成誰的孩子誰抱，沒人兜底。

尤其是有些債務負擔比較重，連按揭的利息都還不起的地方，情況更糟糕一些。

至于還在賺錢的國企，很多人希望能有新一輪的改革，那就更不可能了。

怎麽可能把賺錢的企業交給社會呢？要交也是和上一輪一樣，把包袱甩出去，而不是把優質資産甩出去。

就像有人說，貴州債務不是問題嚴重了嗎，爲什麽不把茅台賣了還債？

還有人說應該把一些壟斷性國企賣一部分，錢拿來補充社保基金。

這很顯然都是異想天開，根本不可能的。

要賣，也是賣已經不賺錢的，而是完全看不到扭虧希望的，不可能把在賺錢的賣掉。

而且，即使要搞一輪國企改革，也不會和大家想的一樣，結果也會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