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開國諸將南征北戰，把燕雲、漠南、河西、青海、遼東都納入版圖，唐亡之後500年，中原王朝再次完成大一統。

洪武朝中期，明軍進軍西南，消滅元梁王政權，明朝的疆域至此趕上了漢唐。相比之下，漢唐有西域、交趾，而明朝有雲貴。

交趾彼時叫“安南國”，從五代算起，離開中原統治已經有500年之久。

在此期間，當地人建立過幾個王朝，雖然長期用漢字，但本地人已有獨立的文化和民族認同。南漢、北宋都曾和安南政權開戰，難分勝負。

至明初，朱元璋衡量利弊，對大明隔壁的交趾以及高麗、日本等國都沒什麽興趣，後來一股腦將其列爲“不征之國”，寫進《皇明祖訓》。

洪武帝認爲這些國家只要稱臣納貢，相安無事就好。但他沒料到，短短十幾年後，兒子朱棣就南下征服安南，設爲“交趾承宣布政使司”。

永樂帝的馬上功業不輸給父親洪武，他北伐北元、南征安南，兩次行動都是大獲全勝。永樂四年，朱棣派朱能、張輔滅安南“胡朝”，本意吊民伐罪，幫助陳朝複國。

當時明軍20萬人南下，號稱80萬，從廣西、雲南夾擊胡朝。此戰是大將張輔的成名之作，他在朱能病逝後代替主將職位，和沐晟配合，大敗安南軍隊，生擒胡朝的兩位皇帝。

張輔的大勝鼓勵了朱棣，他決定收複這片“故土”，結果卻開啓了從長達20年的安南困境——由于安南人叛亂不斷，明朝前後投入幾十萬兵力鎮壓，但無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

宣宗時期，交趾呈糜爛之勢，“三楊”勸宣宗收兵，朱瞻基最終放棄安南，此後吸取教訓，再也不攻“不征之國”。

那麽，回到武德充沛的明初，朱元璋爲何要設“不征之國”？成祖時期，明朝又爲什麽出兵安南？20年的占領時間並不短，明朝爲什麽無法消化安南呢？

唐滅到明興，中間隔了600年，這期間經曆五代亂世、宋遼金夏、蒙元，連蒙元都沒有恢複唐朝的巅峰版圖。

至于宋朝，東北、西北、西南都被割據政權占走，稱其爲大一統王朝都有點勉強。

到朱元璋建立明朝，最初的目標就是恢複唐朝時期的基本版圖，至于其他部分，有能力則圖之，不必強求。

但在明初，中原的冤家在北方，元朝退入蒙古高原，實力還很強大，和雲南的殘余勢力遙相呼應。元廷一天不滅，那明朝就是“南朝”，這在法統上是個很要命的問題。

所以朱元璋派徐達、李文忠、馮勝、藍玉、朱棣等人連番北伐，明軍興師動衆，八次出關，深入蒙古掃蕩北元。

洪武二十一年，藍玉在捕魚兒海大破北元，“天元帝”逃亡中被殺，北元開始分裂，至此不再稱帝、立年號，明朝的威脅才變小。

回到國內，明朝派軍南征雲南，滅元梁王和大理段氏，威懾麓山王國，控制了這片自古以來的化外之地。明朝的版圖至此確定，此後200多年變化不大。

這時候的朱元璋很滿足，宋朝沒打下來的，自己打下來了；唐朝沒控制的（雲南），自己也打下來了。

至于西域問題，朱元璋一直在考慮，也讓大將宋晟在河西活動，震懾哈密。

朱元璋和太子朱標曾想遷都西安，如果遷都成功，那未來對西域的擴張是必然的，但這都是後話，朱元璋願意把這個工作交給兒孫。在基本打散了北元後，明朝主業就是休養生息。

原來，元末天下大亂，到明初基本穩定，中間有近30年的亂世。《太祖實錄》記載，明初天下僅有人口5900萬，居然比半壁江山的南宋都要少2000多萬。

華北、西北因爲長期戰爭人口凋敝，廣闊的中原只有300萬人，而西北地區更是淪爲無人區，陝、甘、甯、青加起來200萬人，8成人在陝西，隴上往西只有番人。

朱元璋本身也是苦出身，知道常年戰爭對民間的破壞，所以他壓低官俸，嚴格限制臣下的生活水平，制止鋪張浪費。

明朝還在戰亂初定的地區實行減稅，鼓勵墾殖、生育，爲了不浪費民力，朝廷的軍隊各分300多衛所，平時屯田，戰時抽調精銳配合京營出征，糧饷自給自足。

北元、西番、西南夷平定後，明朝無仗可打。對于周圍小國，朱元璋曾說：“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于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輙自興兵。”

也就是只要不搗亂，明朝不主動興兵。

到洪武末期，朱元璋在自己的《祖訓錄》裏列出十五個“不征之國”：朝鮮、日本、安南、暹羅、大琉球、小琉球、真臘、占城、蘇門答臘、爪哇、西洋、湓亨、白花、三佛齊、渤泥。

這些國家裏，只有朝、日、越、泰體積稍大，後面11個要麽是化外之地，要麽是彈丸小國，只是知道這個國家存在，有人來朝貢。

《祖訓錄》：“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總結朱元璋的意思就是：這些國家全部和中原隔著山、海，地狹民稀，打下來也賺不到好處。哪怕得到這些人口，因文化風俗相異，也無法行使中原制度，于國無益。

這句話，概括那些東南亞島國都沒錯，確實沒什麽價值。但朝、日、越三國不僅有土地有人口，且久沐華風。這就不是征與不征的問題，而是能否拿下並管好的問題了。

日本對明朝態度很差，殺使者，擾沿海，朱元璋將其列爲“不征”，是沒攻打能力——元朝兩次討伐日本，都是借高麗出兵，而且十幾萬大軍全軍覆沒，就是前車之鑒。

朝鮮和安南相似——曾是漢唐故土，但後來都獨立了。隋、唐、宋、元都對這些地區有軍事行動，結果很明顯：不僅難打，打下來還難守。

所以朱元璋放棄征伐高麗和安南，也是結合過往經驗的必然結果。高麗和安南也很識相，在明初入朝供奉，奉明爲正朔，朱元璋因此不征。

明初的安南政權，是南宋時期建立的“陳朝”，彼時已經在南方占城國的壓力下步入晚期。

公元1400年，也就是明建文二年，陳朝外戚胡季犛弑殺陳順宗，廢掉自己外孫陳少帝，自立爲君，自稱“大虞”，改元“聖元”。

因爲其國王姓胡，所以後世俗稱“胡朝”。胡季犛是篡位自立，期間殘酷屠殺陳朝皇親國戚數百人，讓陳氏皇族幾乎滅種。

彼時明朝發生“靖難之役”，國家內亂，無暇他顧，安南政權變更之事並未傳到北方，于是胡季犛開始整頓國內局勢。

但作爲謀朝篡位的亂臣賊子，胡季犛即使厚待群臣，設宗廟祭祀陳朝祖先，在國內也依然不得人心。

三年後，公元1403年，朱棣稱帝，改元永樂，昭告番邦。

胡朝趁機入朝，說國家宗廟變動的事——胡季犛說陳朝天子無福，居然絕嗣，自己身爲陳朝先王的外甥，被推舉登基。

明朝對這個奇怪的朝代變動很困惑，但朱棣剛得天下，對安南來朝貢很開心，也就沒有多過問。

直到次年，突然從南方的老撾鑽出來一個叫陳天平的人，自稱是陳朝皇帝陳日烜的孫子，來明朝請求皇帝主持公道。

陳朝大臣裴伯耆也來入朝，哭訴胡季犛篡位，希望明朝派兵幫他們複國。

《明史紀事本末》：“八月，老撾軍民宣慰使刀線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因叩頭流涕，上憐而納之。安南故臣裴伯耆亦來告急，請討黎季犛，願爲前驅效死，自比申包胥。”

這時候，朱棣發現自己被騙了，心情不悅，于是派遣禦史李琦下安南問罪。

胡季犛父子當即請罪，請陳天平回國繼位，朱棣于永樂四年初派五千明軍，由黃中、呂毅兩位將領護衛陳天平回國。

其實胡朝父子請陳天平回國是假，征兵備戰是真。明軍行到安南“芹站”，胡軍下山，恰逢天降大雨，明軍防禦不及被殺得大敗。陳天平被殺，明軍潰敗，黃中、呂毅帶殘兵回國。

明軍回報後，朱棣勃然大怒。

《明史紀事本末》：“奏聞，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曰：“蕞爾小醜，乃敢欺我。此而不誅，兵則何用！””

朱棣隨即派朱能爲主將，在永樂四年七月出征安南，又下令給雲南的沐王府，讓西平侯沐晟帶四川、雲南的部隊從西部接應。

朱能是朱棣手下最被信任的大將，但當時朱能身體不好，他南下到了廣西龍州時，因不適應嶺南的極端氣候，一病不起，很快去世。

朱能之後，他的副手——名將張玉的兒子張輔接替主將職位，和沐晟左右夾擊安南，又傳書給越南南方的占城國，讓他們准備策應。

張輔帶兵出憑祥，爲了師出有名，打起爲陳朝天子複仇的旗號，軍隊宣傳《討伐安南檄文》，列胡氏父子“篡逆弑君”等20條罪狀。

胡氏父子聽說明軍南下，雖然調兵備戰，但心裏沒有底氣，只好憑借北部山嶺的關隘死守。

明軍首戰“隘留關”，其位置在今天憑祥市油隘，呂毅戴罪立功，帶炮兵攻城。一日後，隘留關被破，明軍騎兵進入安南北部的深山。

骠騎將軍朱榮則進攻雞陵關，改處的安南軍潰敗，明軍連克芹站、昌江、新福等地，即將渡富良江（紅河）。

當時，張輔讓手下尋找陳氏王族，此舉引起一些陳朝遺老的注意。很快，對胡朝不滿的陳朝老臣們就團結到了明軍身邊，甚至一些軍隊都臨陣倒戈，幫助明軍征糧、帶路。

見東路進攻順利，西平侯沐晟的西線部隊也同時從雲南蒙自出發，攻下華關隘，在洮江邊的“白鶴”駐軍，正砍樹造船准備渡河。

《明史.張輔傳》：“進破隘留、雞陵二關，道芹站，走其伏兵，抵新福。晟軍亦自雲南至，營于白鶴。”

明軍摧枯拉朽，安南軍隊一觸即潰，胡氏父子趕緊逃亡，躲在安南“西都”，即比河內更南部的清化。

最終，安南40萬大軍在富良江岸邊豎起籬笆，幾百條戰船排在河上，並加固山嶺之間的關隘，想死守拖延時間，等明軍糧草不濟再反攻。

張輔早就料到安南軍的疲兵戰術，下令大軍轉移到東部三帶州，即今天的越南永福省，造大船、浮橋、箭樓、雲梯，並派遣朱榮率軍進攻嘉林江，和西平侯沐晟會師。

胡朝父子則以多邦城爲防禦核心，布置重兵，加固城牆，挖掘壕溝，並從南部調來象兵准備反攻。

永樂四年十二月末，隨著沐晟和張輔兵合一處，明軍猛攻多邦城，同樣戴罪立功的黃中帶勇士攻城，雙方在夜晚混戰，明軍用火炮轟開城門後進行巷戰。

見安南軍釋放戰象沖陣，明軍放火铳射大象，並在布匹上畫獅子頭，套在馬頭上，縱馬在象群中沖撞。

安南軍的戰象大驚，象陣亂作一團，自相踐踏，多邦城隨即告破。

《明史.張輔傳》：“都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城下兵鼓噪繼進，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沖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

破多邦城後，安南“東都”升龍城，即河內被一鼓而下，胡朝的滅亡板上釘釘，安南北方大批官員和將領反正，光投降後跟隨明軍南下的安南軍隊就有數萬人。

永樂五年正月，明軍渡注江南下，拔安南軍籌江、困枚等“柵營”，擊潰敵軍十萬，斬首三萬七千。

之後的盤灘江、木丸江戰役，明軍均大破安南軍水師，胡季犛父子逃入大海，在奇羅海口被明軍擊潰。

最後，明軍在降兵和山中蠻族的帶領下，于山中搜捕胡季犛父子，最終俘虜胡季犛父子三人及後宮、大臣數百人，安南胡朝至此滅亡，國祚7年。

永樂六年3月，張輔整頓安南殘局完畢，還師北上，將胡氏父子獻于南京。

彼時，陳朝王族全部被殺，安南人群龍無首，一些舊臣和鄉紳、名士曾找到張輔，申請“內附”。

張輔將“民意”告知朱棣，朱棣順水推舟，在安南設“交趾承宣布政使司”，離開中國五百年的安南重新回到版圖。

設了“交趾布政使司”後，朱棣下令把安南地方的能工巧匠帶回北方，補充到工部和兵部。

其中，參與修建北京城和紫禁城的阮安，就被明朝封爲“火器之神”；把“交槍”帶入明朝的王子胡元澄，也都是這一時期來到北方。

見南方安穩，朱棣把眼光重新放在北元，但沒想到張輔和沐晟的大軍撤走沒多久，安南就發生叛亂。

原來在安南的南部，很多陳朝遺老遺少對明朝不恢複陳氏江山不滿，他們在暗地裏尋找陳氏遠親，勾結南方蠻族，以“恢複陳朝”爲名義造反。

永樂五年末，安南首發“簡定起義”，簡定找來所謂的陳朝後裔陳季擴爲皇帝，起兵北上。

該次起義雖然擊敗了交趾明軍，但很快就被張輔南下平定。

彼時，朱棣正准備禦駕親征北元，所以召張輔北上同行，結果就在這一年，陳季擴再次造反，沐晟平叛收效甚微，被朱棣責罵。

沐晟和張輔都是永樂朝大將，但沐晟被後世評價“不知兵”，和張輔差距很大。沐晟的劣迹就是平安南多次戰敗，每次出兵基本都是失敗，逼得張輔勞師遠征。

但這裏要給沐晟喊一聲冤枉，其實沐晟打安南失敗，不是能力問題，也不是雲南明軍弱，而是安南的地形問題。

安南，即現在的越南，地形上是個長條，而且北部山巒重疊，和中國隔著“十萬大山”，直到今天都交通不暢。

在古代，從陸地上進攻安南是噩夢難度，如果碰上夏天雨季，一些地區幾乎無法通行，別說沐晟打不下來，北宋、元朝都打不下來。

打安南這樣的長條、沿海政權，只能水陸並進，這也是張輔每次必用的戰術。

張輔第三次進入安南，是永樂九年正月，當時明軍南方六省的2萬兵馬進入安南，和沐晟一道追剿陳季擴。

此戰耗時兩年，直到永樂十二年才剿滅陳季擴，陳季擴最終逃入老撾，被明軍生擒後斬殺。

永樂十三年，張輔第三次北歸，結果次年安南又發生“陳月湖之亂”，張輔再次南下平叛，這是他最後一次征戰安南，依然大勝而歸。

四次安南平叛，仰賴張輔一人之功，張輔的軍事能力可見一斑。

縱觀明初，能在明朝境外滅一國，並犁庭掃穴，將其納入版圖的，除了洪武朝的開國諸公外，也就是永樂的愛將張輔了。

《明史.張輔傳》：“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驿傳遞運，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

安南平定後，天下向南京上表稱賀，朱棣也安心北伐，並准備遷都北京。

在那之後，朝廷指派官員南下，和當地親明人士共同管理交趾布政使司，朝廷下令輕徭薄役，可讓人費解的是，南部、西部山中的叛亂還是接連不斷。

而叛亂的原因，根據越南人的史書記載，居然是明廷的地方統治者太殘暴，導致民不聊生。

可事實真的如此嗎？

對于明朝人，尤其是明朝的官僚階層來說，安南這個地方算是“故土新歸”，大家心裏都感到鼓舞振奮。

但振奮歸振奮，朝廷真的要派誰去安南當官，是個人都會搖頭。不說安南，彼時雲南、兩廣、海南都被視爲荒蠻之地，是朝廷發配犯人的地方。

這些地區比較貧瘠，而且氣候濕熱，疫疾流行，每年夏天都有不少人死于流行病。所以明朝官員、將領是抱著被發配的心情來安南的，都希望早點做出成績，回到北方去。

在這種思想下，讓安南慢慢休養生息，花個十年八載深耕當地，不是明朝官員或將領能接受的。

他們要趕緊做出業績，文官就要推行“新朝雅政”，無論是文化、服飾、制度，還是對當地資源的利用，都要快，都要多。

而武官則需要嚴格遏制土人叛亂，無論是前朝貴族，還是山中蠻族，凡是起兵造反，往往不問緣由，一屠到底。

這兩種政策結合在一起，就是越南史籍中記載的“暴政”。

《越南通史》：“凡有金銀礦藏之地，設官督民淘采，山林之地，強百姓前去尋找象牙、犀角。在海濱，則令民下海采珍珠。若胡椒、香料等土特産，亦令貢納之。他如鹿、象、龜、雀、猿、蛇等珍禽異獸，無不大肆搜刮帶回中國。”

《大越通史.後陳記》：“（明軍）多行殺戮，或積屍爲山，或抽腸系樹，或煎肉取膏，或炮烙爲戲，至有剖胎爲二馘以應令者。京路以次受降，其遺民盡掠爲奴隸，以轉賣去而四散者矣”

當然，這些曆史記載都有很大的誇張成分，例如抽腸、炮烙什麽的，都是文人的幻想，就如同安南人說明朝發動百萬大軍征討安南一樣。

但不可否認，明軍確實殺伐果斷，屠戮不少。明朝的官吏，尤其是內廷來的太監也在當地巧取豪奪，是板上釘釘的事實，明朝自己也承認。

明朝統禦安南時，這裏面有正、反兩個教材，正面教材是至今被越南人立廟祭祀的黃福，反面教材是太監馬骐。

黃福本是工部尚書，後擔任明朝第一位交趾布政使、按察使。

黃福來到交趾時，當地剛剛經曆戰爭，百姓困苦，黃福用廣東運來的糧草赈濟災民，上書朝廷減少交趾的賦稅，往當地輸送鹽、布等物資，當地人民感恩戴德。

和黃福的勵精圖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交趾監軍太監馬骐，他是內廷欽差，仗著受皇帝信賴，彈劾張輔養寇自重，使得張輔被召回。

隨後他在當地橫征暴斂，開礦石、搜羅金銀、下海撈珍珠，甚至進入西部的老撾殺大象，拔象牙。

交趾核心地區紅河平原是農業地區，黃福想讓當地休養生息，減免賦稅，想著數年就能富強。

而馬骐卻和手下貪汙，設苛捐雜稅，讓交趾的田賦超過了胡朝，這讓當地的地主和鄉紳階層不滿。

馬骐還養了一批安南宵小當官，這群人倒行逆施，魚肉鄉裏，黃福多次上書參奏。在貪官的敲骨吸髓下，交趾人民窮困潦倒，很多人被迫逃入深山。

《明史》：“（降官）恃強作勢，威脅小民，毒擾貧弱。”

在明朝控制交趾的20年裏，當地史書明文記載的叛亂多達60多次。而明軍頻繁征戰，軍中疾病流行。

當初從北方帶來的精銳大軍，最終因爲疾病死傷慘重，交趾明軍不得不從兩廣召衛所軍和犯人充軍，此舉又導致軍心渙散，軍紀散漫，士兵只會掠奪地方，而戰鬥力不值一提。

在內外多重壓力之下，永樂末期，交趾舊貴族黎利發動叛亂。

永樂十六年，黎利在藍山起兵，鏖戰馬骐率領的明軍，擊敗馬骐領導的三萬大軍。

隨後他長期在越南南部活動，勾結西部的哀牢國和山區蠻族，並豎起“陳朝”的大旗，黎利細數明朝建立統治後對交趾的盤剝，吸引難民和對明朝不滿的地主。

雖然明朝多次派兵征剿，但倒黴的西平侯沐晟從雲南進兵，他發揮依然穩定，被黎利打敗。

在公元1426年，即明仁宗洪熙元年，黎利已經控制紅河平原以南的地區，安南百姓們大量逃亡南方。隨後，黎利舉10萬大軍北上，在崒洞戰役伏擊打敗大明征夷將軍王通10萬大軍。

不久後，仁宗重病去世，宣德皇帝繼位。宣德二年，他下令曾和張輔平定安南的柳升從廣西進軍，讓西平侯沐晟從雲南配合。

結果這一仗打得一敗塗地，柳升的大軍起初一切順利，但他本人太過輕敵，帶騎兵爲先鋒，居然遭到埋伏被毒镖射殺。

柳升死後，7萬明軍在支棱之戰大敗，傷亡5萬，隨後撤退。

另一路的沐晟也發揮正常，在進軍中進退無據，剿撫不定，趕到安南時柳升已經敗亡。隨後他決定撤軍，又被黎利埋伏，大敗而歸。

征夷將軍王通見大軍戰敗，敵人兵臨城下，他把交趾人恨之入骨的馬骐送往敵營當人質，自己和黎利商談退軍。

黎利借坡下驢，讓明軍撤走，最後王通帶殘軍離開交趾，黎利釋放戰俘近10萬隨之而去。

交趾大敗的消息傳回北京後，宣宗夜不能寐，畢竟這位戰死的柳升可不是路人甲，他是永樂皇帝的愛將，曾跟隨出關5次，戰功赫赫。

隨後，宣德皇帝的朝堂吵作一團，張輔再次請戰，但皇帝不從，他和楊士奇、楊榮決定放棄交趾。

交趾布政使司設立20年，幾乎年年叛亂，派了十幾萬大軍都無法穩定，每年吃掉百萬兩軍費，朝廷不堪重負。這一舉動被武將和部分文官反對，但“三楊”和皇帝心意已決。

宣德二年末，明朝放棄交趾，黎利派使者進京城“謝罪”，雙方互下台階。之後，明朝冊封所謂的陳氏後人陳皓爲王，次年黎利登基稱帝，國號大越。

從永樂四年開始，明朝統治安南22年，這個時間不可謂不長，但最終還是吐出了這片土地，而且吐得非常徹底，連北部邊境的一些關隘都沒留下。

明朝在安南的失敗，直接原因是貪官汙吏、驕兵悍將的倒行逆施，但根本原因，是沒有像雲南一樣建立一個“世鎮邊疆”的小朝廷。

交趾脫離中原數百年，人民離心離德，上層階級尤其難以歸化，非長期武力鎮壓不可。可是，當地人口衆多，有民300萬，蠻族200萬，比兩廣加起來都多。

這麽大的一片土地，這麽多人口，加上心懷叵測的上層，要徹底轉化起來不是十年八年的工作，起碼要幾代人，上百年才能完成。

如果明朝都城在江南，輻射嶺南還不是太困難，但問題是明朝的首都已經搬到了大北方。遷都後，明朝重心北移，軍政資源都在北方，天下錢糧順運河向北。

嶺南本就薄弱，財、糧、兵靠江南支援，江南資源北去後，整個南方的能量都不足以填充一個幾百萬人口的、不穩定的新土地。

唯有像雲南一樣，選能靠得住的大將當個“節度使”，在當地自給自足，政令朝發夕至，長官明察秋毫，殺伐果斷，才能保一方太平。

當然，明朝也不缺人，這個安南節度使的人選，本該是張輔。

可惜永樂皇帝在位時太看重北方，輕視安南；而且因他本人是造反起家，永樂對封王之事非常抵觸，所以張輔沒能當上“安南王”。

沒有走分封的路，明朝對安南的控制就是“銀樣镴槍頭”，看著齊整，實則不堪一擊，加上馬骐這樣的惡人危害，大大加速了失敗的進程。

宣宗和“三楊”明白，安南問題要重新整頓，等于從頭開始，還要放權給地方，惹得後患無窮。與其如此，不如放棄這裏，還有《皇明祖訓》爲依據，宣宗借坡下驢也是可以理解的。

參考資料：

1.《明史》

2.《明史紀事本末》

3.《明朝征安南將軍張輔——兼論1406-1416年中越關系》，仝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