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曆來被人們視爲先秦儒家中的集大成者，在其思想體系的確立過程中，與諸子思想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與荀子本人身處戰國晚期——先秦諸子思想發展的末端有關，荀子有足夠的條件對各家思想進行評估、反思與借鑒（《荀子·非十二子》便是集中表現），進而用以應對君臣沖突加劇、天下混亂失序的時代困境。

故宮南薰殿舊藏《曆代聖賢名人像冊》中的荀子畫像

從《荀子》文本來看，確實與孔孟思想關聯度比較高，對此前儒家（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郭店簡相關內容）所論及的概念、命題及思想多有關注與闡發，同時又對道家、墨家、名家和法家等學派的思想有著不同程度的吸收與改造。爲了確保問題討論的集中性，我們將以荀子對老子思想的認同與改造爲研究對象，借此考察儒道關系在戰國時期的發展狀況及荀子在助推周秦之變的社會轉型上所作出的理論貢獻。如果我們借助文獻比較的方法加以考察，就會發現荀子在天人論、人性論、認識論、禮論、氣論等方面都與老子的思想理論有一定關聯。

01

天人論的啓發

老子爲了認知和把握眼前的世界，解決王侯多欲妄爲、百姓紛爭盲從的社會弊病，特意拈出了“道”這一哲學概念。他認爲“道”先天地而生，世界萬物皆從之出，世界秩序的確立與運轉皆離不開由“道”所呈現的自然法則。是故《老子》第二十五章有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受此啓發，荀子對天也作了自然主義式的理解，認爲萬物由天而生，是陰陽二氣交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禦，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荀子·天論》）“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荀子·禮論》）

由此可見，荀子在探索天生萬物的過程中，已經完全排除了龜蔔、筮占這一類溝通天人的技術手段和宗教神學神秘色彩的影響，天生萬物的過程更多地被理解爲自然的、非人格化的。雖然老子之道多少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神秘性，但從老子所述來看，其對道化生萬物的過程主要作了自然主義式的理解，具有顯著的自然法則意蘊。這就可以看出，在對天人論的理解上，荀子顯然是受到了老子理論的啓發，人的主體性也在天人關系架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彰顯。

02

人性論的改造

老子以道觀物的思維理路和視角往往被學人概括爲“推天道以明人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並深爲學界認同。受此思維理路的影響，荀子在探討人性問題的時候，也常常與自然之天相聯系，認爲自然之天是人性形成的源頭與依據。依此理路，荀子認爲“天之就”的性不可學、不可事（《荀子·性惡》），是自然的，但這樣的性在其看來並非人的本質內容。荀子並不滿足于對人性本身的探究與認知，而是要進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人性，以便在充分把握人的本質基礎上成功實現對周秦之變曆史進程的有效助推。

就人性論而言，老子認爲由道化生的性是和諧的、完滿的，但會隨著人的多欲、強爲和妄爲而有失真、扭曲的可能。故而，他告誡人們要“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老子》第十九章），要反向複道，進而致力于建構一種弱欲望、低成本支配下的社會治理模型。

與老子不同，盡管在荀子的眼中人性是由自然之天所生而同樣頗具自然意蘊，但他並不認爲未加教化、改造的人性就是完滿的，因爲人性“生而有好利”的特點，如果“順是”就會導致種種不良社會現象的出現：“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荀子·性惡》）

基于對人性特點與趨向的理論分析，荀子反省與警惕人的自然與不爲，這正與老子的思維理論針鋒相對。所以他否定人的“順是”，在提出“化性起僞”主張、強調聖王教化的同時，又以君上之勢、禮義之化、法正之治與刑罰之禁種種“逆性”的方式與手段來矯正社會秩序中人的多欲之失，試圖將不可盡的欲望納入合理、可控的範圍內，以建造一個物欲平衡、和諧有序的理想社會。

03

認識論的相似

荀子與老子除了在天人論、人性論方面有著顯著的思想關聯之外，在認識論上同樣也存在相似性。老子拈出“道”概念的目的，即在于通過對道的自然法則的探討與體認，運用類比的方式審視和矯正治世理則，以最節省的治理成本實現最佳的政治治理效果。

在這一過程中，如何體認道便成爲重要環節，這必然就會涉及老子的認識論。那麽如何體認道及其自然法則意蘊呢？關于這個問題，《老子》文本多次給予了回應，並將聖人視爲體道的典範，如“滌除玄覽”“致虛極，守靜笃”“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等。在所征引文獻中，“虛”“靜”是出現頻次較高的語詞。從《老子》文本對道的認識方法與修養工夫的論述來看，這種否定性、反向性思維方式顯然對荀子認識論的形成不無啓發性意義。

荀子在談論人爲何要解蔽時認爲，心是形之君和神明之主，是知道的關鍵，而又常常處于被遮蔽的狀態。是故，他展開論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壹；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從其論述來看，荀子對于心的認知能力的培養，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反向思維的特點。無論是對“虛”的言說，還是對“壹”和“靜”的闡述，以及由此修養工夫所達至的“大清明”認知境界，都與老子所言的認識論思想及特征有著較強的聯系性。至于上文所提及的禮論和氣論，老子對荀子也産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因受文章篇幅所限，此處不再展開。

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文明發展早期階段儒道之間的碰撞、交流與融合情況。這對于當今時代東西方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以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主體性建構都有著不容忽視的理論價值與現實啓示意義。

◎本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網”（作者李友廣），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