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農村適齡生源數量驟減，各地不斷加大教育資源整合力度，鄉村小規模學校的命運再次來到十字路口。記者近日在河南多地走訪，除了快速崛起的“鄉校模式”，未被合並的“村小”也在逆境中堅守。在“辦好必要的鄉村小規模學校”的政策背景下，農村學生將何去何從？隨著“教育城鎮化”不斷深入，鄉村教育是否還有其他可能？請看——

濮陽市清豐縣陽韶鎮三合村教學點的學生們正埋頭做題，這間教室也是老師們的辦公室。

2024年元宵節過後沒幾天，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鎮王上小學又到了開學日。但能容納500人的學校只迎來83個學生，稀稀拉拉的吵鬧聲在校園裏回響。

這很可能是這所“百年村小”最後一次開學了。

五年級班主任顧俊紅翻開全班19個人的花名冊，“李一彤父母智力有問題，奶奶管孩子不是打就是罵”“戴眼鏡的小姑娘叫張麗麗，媽媽說是外出打工，其實就再也沒回來”“王天恒他爸得病去世了，到現在還瞞著他……”算上“重組或離異，父母重病或去世，家庭貧困或有巨額負債”等情況，顧俊紅連續在花名冊上打了十幾個對勾。

“學校要是被撤掉，這80多個孩兒咋弄？”最近半年，一想起“撤點並校”的事她就發愁。雖然5公裏外“大金店鎮中心小學”已傳來各種消息，但孩子們合過去後“住校能不能習慣、學習跟不上咋辦、村裏人會不會有情緒”等一系列顧慮，在顧俊紅腦海裏揮之不去。

像王上小學這樣，規模不足100人的村小學和教學點被稱爲鄉村小規模學校。從2002年開始，針對這類學校的“撤點並校”已成爲我國教育發展曆程中的重要事件。2012年前後中央叫停了大規模的撤並行爲，並多次要求辦好“必要的鄉村小規模學校”，但在適齡生源急劇減少、教育城鎮化席卷、各地統籌教育資源等複雜因素作用下，農村小學的命運再次來到十字路口……

由于近兩年生源減少，登封市大金店鎮王上小學的校園裏空空蕩蕩。

近日，記者在河南省鄭州市登封市、濮陽市清豐縣、安陽市安陽縣等地走訪，發現一些資源高度集中的“鄉鎮中心校”開始崛起，未被合並的小規模學校也在逆境中堅守。問題隨之而來：當留在村裏的孩子越來越少，農村小學是否還有辦下去的必要？“鄉鎮學校”能否成爲農村孩子的歸宿？在鄉村振興的宏大敘事中，鄉村教育又該如何定位？

生源驟減之後

王上村位于河南省登封市西南18公裏處，村內古城牆、古祭壇遺址依稀可循，小學的曆史也可追溯至百年以前，但如今3000多人的戶籍人口中只有不到一半還留在村裏。

“三年前村裏每年還有二十六七個新生兒，最近兩年只有十六七個了。”村黨支部書記王學洪滿是無奈，“學校要是再沒了，村裏更沒（年輕）人了。”2015年在他努力下，村裏向上級爭取400多萬元資金對學校進行了重建，嶄新的三層教學樓配備了音樂、美術、計算機等功能教室，操場、食堂、公廁等全部翻新，學生人數在2017年一度達到近300人。

只是最近幾年生源的減少速度遠超預期。2023年8月臨近開學時，有兩件事讓校長崔海洪吃驚：一是全校一下少了50多個學生，除六年級畢業外其他年級還轉走了20多個；另一個就是村裏的適齡新生只有3個，經請示上級後，一年級就不再招生了。

“一些家長聽說周圍村裏的學校都撤了，覺得本村也是遲早的事，幹脆趁早另謀出路。”崔海洪說，“教職工也只剩下7人。”

如今，學校裏連同實驗室、計算機室、心理輔導室等十幾間教室，以及大量的多媒體設備閑置下來，一些企業、工廠開始觊觎這片校園。雖然學校“師生比”超過1∶19的國家標准，但7位老師幾乎都是全科教師，“班師比”嚴重不足，音、體、美等副課都開不起來。

但從全鎮來看，王上小學能保留至今已屬不易。過去五年，附近顧家河、文村、雷村、段村、安廟、陳樓等六所小學相繼撤並，全鎮由最多時的二十多所小學變爲只剩5所，改擴建後的鎮中心小學成爲絕大多數學生的去處。

有研究認爲，中國大部分省份義務教育學齡人口規模在2023-2024年達到峰值，之後逐步下滑；而當前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多由于農村人口尤其是適齡生源數量的驟減。據首都經貿大學張立龍團隊預測，2021-2035年期間中國學齡人口總規模將從3.28億人減少至約2.50億人；而鄉村小學在校生規模預計由2501萬人減少到829萬人，降幅近70%。

記者從登封市教育局基礎教育科了解到，2021到2023年間該市幼兒園入園人數由8131減少至5472人，小學入學人數從10080人減少到8853人，未來幾年小學入學人數仍將不斷減少。該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不少農村家庭在登封、鄭州市區買了房子，留在村裏的多是家庭條件不好或不太重視教育的，現在全市農村學生數量共有41260人，比2021年減少了超過20%。”

在濮陽市清豐縣陽邵鎮三合村的教學點，記者看到其外觀和普通農家小院並無二致。全校共有3個年級、每年級4個學生。其中，六年級和教師辦公室共用一間房，一年級和四年級共用一間房。校長兼老師陳立波告訴記者，這就是所謂的“複式教學”。

“一年級上課的時候，四年級就坐在後面寫作業，學生們抗幹擾能力很強。”陳立波很無奈，“前兩年最多5個複式班，3個老師啥都管，進了班就是一整天工作。”

在六年級數學測試時，一個孩子半天不動筆，不是咬指頭就是發呆。“怎麽教就是學不會，要是在大校老師更顧不上他。”陳立波說，“現在村裏就300來人，2023年就倆新生兒，一年級也只招了4個學生，還有一個身體殘疾的，到學校就是爲了看護。”

2023年，武漢大學社會學博士周新成作爲該校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調研團隊一員，在河南、湖南、江西三省的幾十個縣市走訪，發現除了生源大幅減少外，很多村小學生或來自特殊、貧困家庭，家庭教育缺失，或存在精神、身體問題，留守情況普遍；加之學校規模很小，難以形成合理的教學秩序，學生間更沒有正常的交往與互動結構。

“以信陽光山縣北向店鄉的12所村小爲例，僅1所學校有114名學生，其余11所學校人數皆不足15人。在一個5人教學點，只剩下一年級2人和三年級3人，其中一位患有精神殘障，兩位來自脫貧戶，另一位父母在離異後均外出務工，極少回家。”周新成說。

這次調研讓他覺得，不少鄉村小規模學校已成爲服務少數農民家庭的、具有兜底與福利性質的“托育機構”。

“鄉校模式”崛起

爲改善農村基礎教育水平，應對不斷減少的生源形勢，不少地區都開始了重新規劃布局和結構調整的腳步，曾經“一村一校”的格局成爲曆史。從教育部公開數據來看，2012-2021年間鎮區小學總數減少4754所，鄉村小學總數減少73461所，減少數量是鎮區小學的15倍之多。

據了解，2023年河南省的城鎮化率達到曆史最高的57.07%，也是過去5年撤並鄉村小學最多的省份，僅去年就撤並鄉村小學教學點952個；與此同時，一大批集中了優勢資源的“鄉鎮中心學校”快速崛起，這些學校普遍曆經多次合並，師資力量完備，教學和生活管理嚴謹。

與登封市大金店鎮相鄰的石道鄉東區小學就是一個典型。最近5年，石道鄉將最後所剩的郭溝、張溝、闫坡、術村等幾所村小全部撤並，只剩下石道鄉中心小學和2019年新落成的東區小學。其中，後者籌集資金7000萬元在原郭溝小學基礎上重新規劃地塊，新建了近五十畝的校區；學校還以“養石成玉”爲線索，對校內建築進行命名，如“琢玉、養玉、冠玉”等，當地特色的嵩山文化、任長霞精神等元素也融入其中。

據了解，從2005年開始，爲緬懷任長霞同志事迹，上海公益機構捐建並持續幫扶郭溝小學；如今全部並入東區小學後，外部資金上的支持變得更加集中、覆蓋學生範圍更大。

該校校長劉輝介紹，目前學校共有1084位在校生和60位在編老師，近兩年新招教進來的大學生就有十六七個，平均年齡在30多歲，音、體、美等副課都有專職老師；全校共20個班級、每班平均55人，招生範圍覆蓋全鄉13個行政村及社區，學校的明廚亮竈、“颍水春耕”勞動實踐、社團活動等已成爲全市教育工作的亮點。

登封市石道鄉東區小學的食堂內，學生們有序用餐。

同時，由于全體住校，學校在生活管理上也形成了嚴格制度。比如吃飯和自由活動都有老師監管，晚7點自習下課後，當值老師還會將學生們統一帶到宿舍，7點半就要熄燈、查寢；宿舍樓每兩層還有一位專職宿管老師全天在崗。

午餐時間，記者看到偌大的食堂裏學生們按固定區域就座，每班都有兩個老師共同用餐、維持秩序。當日主食有米飯和包子，菜品是菜花炒肉和炒豆腐。按登封市要求，學生飯菜每天按13元標准，包括一盒牛奶、一個雞蛋，午餐必須是一葷一素，每周還有兩次水果。

“吃得比家裏好，中午每頓都有肉。”三年級學生李明先一邊說話，一邊把沒吃完的飯菜倒入貼有本班標簽的塑料大桶裏，旁邊六年級的李浩宇和張境澤兩名同學，負責將全校20個班的剩菜桶一一上秤、記錄，以作爲評優的指標。

“今天一（2）班剩得最多，有2.78斤。”李浩宇說：“俺學校要求‘靜、淨、比’，就是吃飯要安靜、幹淨，吃完後還得看哪個班剩飯最多。”此時，記者才發現超千人吃飯的食堂竟幾乎聽不到說話、吵鬧聲，偶爾有同學“交頭接耳”也會立馬被老師制止。

用餐結束後，東區小學的學生將剩余飯菜進行稱重、記錄，以此作爲各班“評優”指標。

這種依托行政力量使義務教育資源向鄉鎮一級集中的模式，被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易卓稱爲“鄉校模式”，其特點主要有三個：一是實現基礎建設集中投入與高效利用，二是保證充足生源和穩定師資，三是仍保留了鄉土底色的學校功能圈；在提供較高教學質量的同時，避免了教育城鎮化爲農村家庭帶來的沉重負擔。

“鄉鎮作爲城鄉互動的過渡地帶，中心小學就是在擴大化的鄉土社區裏重塑教育和文化的功能組織；這些學校常位于周邊村莊‘半小時’交通圈的中心，學生和家長們基本都能接受。”幾年前，易卓和武漢大學的社會學調研團隊在吉林長春市九台區等地走訪，發現農村人口流失更多、更早的東北農村，2010前後就開始了鄉校模式的實踐，教育質量得到明顯提高。

安陽市安陽縣也從2022年開始了鄉鎮中心校試點，目前全縣16個鄉鎮的165所小學整合爲85所，分流學生6560名，縣裏還擴建餐廳、購置午休活動椅、整修宿舍120間，並投資525萬元新購校車15輛。以安陽縣韓陵鎮爲例，原來11所小學整合後集中建成3所小學，家長們除了可以自由擇校，還能選擇走讀、住校和坐校車等方式。

來到韓陵鎮第二實驗小學三年級教室時，剛吃完飯的王瑞奇饒有興致地將靠背“放平”，向記者展示他的“午休活動椅”。

吃完飯，安陽市安陽縣韓陵鎮第二實驗小學的學生在“午休活動椅”上休息。

“吃完飯就睡，不怕再長胖嗎？”記者的玩笑讓王瑞奇一個激靈坐起來：“俺媽說我太胖，就讓我在學校練武術，既能防身、又能減肥。”他告訴記者，“原來在獐豹上學全班就15個同學，老師上課經常‘放電影’，現在不僅音、體、美課都有，還能報武術、陶笛、足球這些社團課。”

校長崔愛鑫介紹：“像王瑞奇家在3公裏外的獐豹村，每天坐校車只需15分鍾，校車公司收費每人每天是11元，學校補7元，脫貧戶和困難戶免費。現在全校268個學生中有132個學生午休，132個學生坐校車，剩下都是附近的走讀生。”

“附近不太正規的午托班都沒了，學生從184人增加到269人，主要覆蓋周圍李家山村、獐豹村和東梁貢村，去年學校還獲得安陽市教育教學質量優秀獎。”崔愛鑫說。

三裏莊的探索

雖然“鄉校模式”日臻成熟，可一些小規模學校的師生並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在登封市大金店鎮另一個只有100多名學生的教學點，校長王慧玲覺得，去中心校不一定是最好選擇，除了老師們可能面臨大量行政、事務性等非教學工作，一些農村孩子也難以適應中心校的生活。

“學校雖小、學生雖少，但只要能保證基本運轉，合理配備師資，村小反而有更多空間探索好的教育。”王慧玲說。

2023年9月，三年級學生顧品超從附近顧家河小學轉過來，由于之前老師太過嚴肅、經常呵斥，生性內斂的顧品超産生了強烈厭學情緒。本來家長打算將他送到中心校試試，但一想到每班有六七十個學生、學習壓力又大，最終還是轉到了三裏莊小學。

下課後，登封市大金店鎮三裏莊小學的孩子們在課間玩耍。

“你想上課就上課，不想上課就在校園裏玩一玩”，爲了讓孩子放下戒備，一開始王慧玲給了他最大限度自由，“想幹啥就幹啥，找機會（跟他）多說話就中了。”

去年9月底的一天，看見顧品超在操場上晃悠，王慧玲就讓他“到圖書室幹點活”。由于學校和幾家公益教育組織合作，各類機構寄來圖書、繪本、教具等滿滿當當放了一屋子，從未見過這麽多書的顧俊傑眼裏放了光。

“你幫我把這堆書整理好，然後喜歡什麽就挑幾本拿回去看。”王慧玲告訴他，結果顧俊傑就坐在圖書室門口的台階上，腿上抱著幾本書看了一下午。

“最喜歡哪本？”

“《活了100萬次的貓》。”

“能給我講一下嗎？”

“一只虎斑貓死了100萬次，又活了100萬次，有100萬個人喜歡過它，也因爲它的死而傷心。但重複了太多回，這只貓對主人的喜歡和傷心沒感覺了……最後一次它成了野貓，不再屬于任何人，還找到了自己的白貓新娘，生了許多小貓……它才發現自己喜歡白貓和那些小貓，遠勝過喜歡自己……最後它徹底死了，但它找到了生活的意義。”

王慧玲開始“找話說”的時候，顧品超支支吾吾地“嘣”不出幾個字；但提起書中內容，這個黝黑瘦弱的三年級學生像變了一個人，內心的感知力讓這個從業三十多年的教育工作者心生敬畏。

“後來老師們就讓他加入‘蝸牛讀跑’計劃，把讀到的故事分享出來，並擔任一個‘學習小組’的組長；慢慢地他開始喜歡學校的生活，從一天只上一節課、兩節課，到逐漸正常上課、吃飯、住校了。”王慧玲說。

這種不經意間的“定制化”教育，包含的“自由、閱讀”元素，看似簡單，卻在很多“程式化”教育中難能可貴。王慧玲熟悉全校100多個學生每個人的家庭情況、學習能力、身體狀況，深知對于普遍留守、家庭情況多有特殊的農村孩子來說，成績只是學校生活極其有限的一部分，作爲鄉土社會中的“大家長”，她更要爲孩子們的健康成長承擔責任。

因此，在老師少、學生少、投入有限的情況下，王慧玲只得想盡辦法激發主觀能動性，挖掘小規模學校潛力。“根據學生能力或興趣特點編組，每組4-6人，大家共同完成互助性學習任務，還要走上講台表達、展示。”慢慢地，這套“分組方式”在三裏莊小學越來越純熟，並拓展到體育鍛煉、戶外勞動、生活管理等方面。

不光如此，王慧玲也一直在爭取“外部資源”，像“蝸牛讀跑”就是由北京“原點教育公益機構”設計支持的——通過將閱讀與運動結合起來以培養學生們的自主管理能力。

“學生們要靠自主活動來完成任務，需要在10周內由組長帶領閱讀並分享35本書，還要完成每天7000-8500步的運動目標。”機構創始人王麗偉介紹。

三裏莊小學的學生展示他們的“蝸牛讀跑”計劃。

記者看到三裏莊小學的每個教室都張貼了巨幅“蝸牛海報”，學生們每閱讀一本書或完成一天的運動計劃，就在“蝸牛殼”上塗上一種顔色，直到整只蝸牛被“填滿”，一個階段任務就完成了，新的書籍和教具也會繼續寄來。

據了解，該機構長期與“愛閱公益基金會”“澳門同濟慈善會北京辦事處”等合作並獲得資金支持，推進諸如設計教育幫扶內容、聯絡教育專家、組織線上線下活動等。2020年以來，“原點鄉村學校計劃”累計支持了湖北、湖南、河南和甘肅等地約40所鄉村小規模學校，長期開展“蝸牛讀跑、小喜鵲讀書節、原點家校運動會、遠程教研”等活動支持。

正是在內部和外部力量共同努力下，三裏莊小學從2019年王慧玲到學校時的166人，增長至最多時的215人，實現了近乎“奇迹般”的逆勢增長。

更多可能性

據教育部公開數據，從2002年前後我國開始實施“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政策起，到2010年共撤並農村小學22.94萬所，但學生辍學、接送困難、成本過高等問題也隨之而來。隨著2012年中央連續發文要求“嚴格規範撤點並校程序”和“堅決制止盲目撤並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大規模撤並才有所減緩。

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是改善民生、促進公平、深化教育改革發展的基礎性、先導性和戰略性工程。2018年中央對辦好“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作出部署，2021年和2024年中央1號文件中均明確要“辦好必要的鄉村小規模學校”。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認爲，如果只是因爲學校規模小、管理成本高就關閉（村小）是欠考慮的，教育氛圍缺失更會對鄉村生態造成深遠影響。“小規模學校和‘小班化’教學本來就是理想的教育形態，只是由于絕大多數村小仍沿用傳統辦學模式，才導致學校小而弱、質量低。”熊丙奇說。

顯然，在中央明確要求“辦好必要的鄉村小規模學校”的政策引領下，關于鄉村教育新的探索迫在眉睫。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名譽理事長楊東平表示：“未來鄉村學校應是當地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者，是鄉村文化的中心、鄉村振興的引擎，還應該是面向未來的教育改革的試驗田，要讓好的教育在鄉村生根。”

楊東平認爲，目前需要重新思考鄉村教育的目標，既要面向大多數農村兒童實際情況，又要促進社會和社區發展，要從達到一定標准的考試成績，轉變爲讓學生能夠對社區發展産生積極的影響，簡而言之，就是用“達標+成長”來取代單純的學業成就。

王麗偉起名爲“原點”的初衷也是如此：“希望人們能回到‘原點’思考鄉村教育問題，以‘鄉村兒童需要怎樣的教育’‘鄉村需要怎樣的學校’來設計解決方案。”如今，類似于王麗偉創辦的“原點”公益性組織已有不少，作爲公共教育資源的補充，在政府政策難以顧及的層面探索爲小規模學校低成本、易實現的整體改善方案。

在浙江缙雲縣，教育局副局長吳麗明表示目前僅縣級層面就與10多家教育基金會保持合作，近3年來各公益機構給缙雲鄉村學校帶來資源價值超800萬元。

在他看來，雖然缙雲縣地處浙西南、財政支撐困難，學生數量減少、師資力量薄弱等是不爭的事實，但“小班小校”也是鄉村教育的機遇所在。除了以開放心態擁抱社會力量辦教育，缙雲縣也在積極探索鄉村小學更多的可能性。

“‘從鄉村孩子的真實生活出發’就是我們給出的答案，一所學校就是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就是一所學校，所有有意義的場所都是課堂，所有能讓學習發生的事物都是課程，所有德者、能者都是老師。”吳麗明說。

以缙雲縣章村小學爲例，校長總是把“我們校園很小，只有12畝，但我們學校又很大，包括家園、菜園和校園”挂在嘴邊，學校還把村支書聘請爲副校長，帶領村民建設學校；校長也被任命爲村裏的副書記，帶領全校師生一起建設村莊。

除此之外，像貴州省正安縣格林鎮的田字格興隆實驗小學、四川廣元市範家小學等一些學校也開始了將鄉土文化同現代教育理念有機融合的探索，通過“主題教學”的方式打破學科間壁壘。

“每學期都會探究不同的鄉土、人文、自然主題，同語文、數學、科學、自然、曆史與文化等內容有機整合，最終形成個性化的學習成果。”田字格實驗學校創始人肖詩堅介紹，“比如我們的‘特色鄉土課’，就會從‘家鄉萬物’出發，不僅學習家庭、人口、家族、家鄉、家訓、家園等概念，還涉及自然、美術、音樂和語文等學科，教學形式上涵蓋戶外教學、小組學習、自然學習及體驗學習等多種形式。”

還有些村小則通過“結盟”的方式抱團取暖，在我國台灣地區，以及日本、韓國等曆經人口驟減的地區較爲常見。2015年前後，河南濮陽縣一些農村小規模學校就成立了“微型學校聯盟”，定期組織老師進行“一專多能培訓”，並通過聯席會議、輪值主席、每月研討、專題交流等方式實現教育資源共享，目前已有126個成員校。

這些探索都爲鄉村教育帶來了更多可能。

（文中所有學生均爲化名）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韓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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