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文明的神秘面紗下，隱藏著一種劃分國土的古老智慧——九州與五服制度。

《禹貢》是最早的一篇全面而系統記錄我國上古時期地理的專著，書名中所謂的“禹”，實則指的就是夏禹，是爲了塑造他在治水過程中的一系列功績而著。

禹在治水過程中曆遍大河山川之後奠定了我國的疆土範圍，並依據地理特質將這片範圍劃分成了兖、冀、徐、青、揚、豫、梁、荊、雍九個大州。

這不僅僅是一張地理版圖，它是權力、文化與秩序的象征，如同一幅密碼圖，等待著我們去解讀。而且，隨著曆史發展的進程，九州的稱謂、範圍也是不斷變化的。

這些概念如何塑造了古代中國的思想格局，又如何影響了千年的國家治理？

五服，始見于《尚書·禹貢》一篇之末，據《禹貢》所載，五服是按照相距王畿的遠近和受王畿的統治力度而按順序劃分的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五個服地。其受統治的力度由甸服向荒服遞減。

早在九州出現之前，也就是黃帝、颛顼這一時段，就已經出現了四門、四方、四嶽和十二牧。據《尚書·堯典》一篇第二段所載，帝堯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別到東、南、西、北四地的旸谷、交、昧谷、幽都四個地方居住，觀察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並依此指導當地農業生産，其最終目的在于對四方之地實行教化。

之後根據一年有三百六十天，讓他們以設置閏月的辦法來確定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個季節，作爲規定百官職責的依據——“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厘百工，庶績鹹熙。”這一點可以在《尚書·舜典》一篇之初所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以及《史記》所載“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等相關記錄中得到印證。

所謂“四門”，即明堂四方之門。舜在堯帝指示下，掌管各部落聯盟各種政務，而舜開四門正是出于迎接四方部落首領前來觐見的需要。舜在接受堯的禅位之後，挑選了良辰吉日，舉行了儀式，天地四方、名山大川之神皆是其對象，且每到活動之時四方諸侯均要紛紛來朝見。等到舜巡視到東方泰山之時，舉行了東方各族的朝見儀式。

最重要的是此時舜確定了時間月日，統一了一系列音律以及度、量和衡，規定了各諸侯首領前來朝見時所要遵循的五種禮儀。此後，依次到了華山和帝堯太廟舉行了相同的活動，形成了五年到各地巡視一次的傳統，每值巡視之際，諸侯須來朝見並彙報政績，通過考察政績考察來進行獎賞。

也就是說在這個階段，四嶽已經作爲朝拜的標志物，通過其所承載的禮儀、職責規定等制度，已經成了當時的政治交流中心。堯帝在禅位二十八年後就逝世了，三年之後一個正月的吉日，舜到堯的太廟大開四門宣布政教，與各諸侯國共同謀劃政事。據《舜典》所述的“‘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迩；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可見，在天子之下，天下分爲十二州，各州均有一位政務首領，即十二牧。各州牧主要負責朝見、參與儀式、商討國事等事務，換言之，這個時期天子與諸侯的權責和義務已初成體系了。

五服的政治內涵與夭折

前已述及，縱觀《尚書·禹貢》篇末關于五服的記載，不難看出五服與九州的敘述顯得尤其突兀，從文中找不到由九州過渡到五服的理論依據，因此可知五服只是後人對未來社會政治的一種構想。它只是作爲一種依據與帝都遠近而采取不同貢賦和政治影響力強弱的地域觀念，其與九州的顯著區別在于九州的劃分尚且處于對國土疆域的一種區域性分類，而五服只能是出現在當部落聯盟之上存在著一個上級行政中心的基礎之上，它更加明確地表明王政的教化意圖和對邊疆的征服規劃。

五服的出現與考古學的農山文化、夏朝晚期這一階段相對應。也就是說，相對于九州、五服具有國家概念，有著一個明確的政治體系。其核心是王室與諸侯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因此九州的賦稅交給的不是九州內部的邦國首領而是更上層的政治組織。

在周武王滅商剛奪取政權之際，社會尚不穩定，政治、軍事和文化仍處于上升階段這一背景之下，周王室並沒有絕對的實力對各諸侯國進行全面的統治，因而五服這種政治理念剛好作爲緩和周王室與諸侯國之間矛盾的理想手段，便在這一時期對于穩定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五服嚴格規定了各諸侯國對于周王室的權利和義務，各諸侯國必須承認周王室天下共主的絕對地位，而各諸侯國對周王室均有著不同的義務，各諸侯國國君在其範圍內仍有最高行政權。

在周王朝前三代的經營之下，周朝在昭王時期發展到巅峰。因此五服的政治理念在成王、康王、昭王時期便主要體現在分封制的實施之上。周王朝對各大宗親、貴族實行分封，以鞏固其統治地位，這種以血緣關系爲紐帶的政治體系，確實體現了五服思想中王權與各諸侯之間政治地位的懸殊，也表明了分封制是經由前期的五服觀念的實施而來。

分封制的出現，既是周王室得以穩定發展的倚仗所在，也是周王室衰落和諸侯戰亂的禍端。之所以說五服理念只是一個未落地而中途夭折的規劃，是因爲到了戰國時期，由于各諸侯國自身的不斷發展與壯大，嚴重威脅了周王室的統治地位，直至天下共主名存實亡之時，五服的發展也就是分封制的政治體系，走到了末端，但其關于王室與諸侯間權利和義務關系的這一核心，還仍然存在。

前已述及，《禹貢》篇名中的“禹”字作何含義，而“貢”字又該作何解？在對每一州的系統記錄之後，該篇對每一州描述都有一句敘述該州輸送貢賦的貢道作爲總結，如荊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等等，這便是以“貢”爲篇名的意義所在。

縱觀《禹貢·九州》這一整篇，不難發現可以將其按記載順序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各州水文土質特征；第二部分系統講述全境山系和水系的分布與走向；第三部分講述了五服的劃分及各服的貢賦條件。而其中以第三部分顯得最爲突兀，與前兩部分的自然地理的敘述極爲不協調。顯然，五服這一章節是後人加上去的，它實則是“略有點古史事實背景而大抵出于虛構的有關政治地理的一個空想性規劃”。

據邵望平先生所述《禹貢·九州》篇成書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文字的出現，二是淩駕于諸系文化之上的中央王朝的出現。因此，《禹貢》只可能是文明時代的産物。”在這篇文章中，他系統論述了黃河、長江流域的燕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荊楚文化等各文化區系與周朝大系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發展，得出了春秋、戰國時期周文化影響所及已經大大超出了《禹貢》九州的範圍。

因此他認爲《禹貢》作者的地理知識還僅限于西周早期之前，約在公元前第2000年間。這一點在顧颉剛和劉起訏兩位先生所著的《尚書校釋譯論》一書中也有相同論述。

二位先生認爲，《尚書·禹貢》所載“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陽，至于大伾”，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尚書·禹貢》的作者不知道黃河流向早已改變，仍將黃河古河道的走向記錄爲自大伾向北行，而黃河在我國曆史上有八次大改道，第一次改道便是在春秋戰國時期。所以這一點可以說是《禹貢·九州》篇的成書時間最遲不晚于春秋中期的鐵證。

由此可見，《尚書·九州》篇的成形，並不是在某個特定時期一次性成書的，根據其作者對九州全境的山系水系的記錄來看，大抵可以斷定，其成書時間一定不晚于春秋時期，因爲其作者的對地理知識的認知水平遠遠達不到戰國時期的認知。

天下觀念的形成

九州的劃分是中華意識産生的萌芽。九州的劃分爲夏商周的發展奠定了秩序基礎，尤其是在九州基礎之上産生的五服思想，使得中國社會出現了封建社會國家萌芽。在以王畿爲權力核心的疆域範圍內，以宗族、血緣爲紐帶爲核心的分封制這一政治關系對社會穩定的穩定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換言之，“就是根據天子與夷吾的距離遠近和親疏關系，對夷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得權利和義務予以不同規定，以此表明其向天子守“王臣”的本分，盡“王臣”的責任”。

尤其是到了秦漢時期，經曆大一統之後，天下觀念更是曆代王朝的政治追求。任何王朝都興衰史，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分與合的不斷循環的過程。在天下觀念的影響下，每一個王朝都把疆域與天下觀念，看做是“權力正統”的標志，這種“權力正統”，就是曆史邏輯的合理性與政治權力的合法性的統一體。

爲早期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提供理論來源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五服制度客觀反映了夏朝的社會制度以及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主要包含兩個要素，即：權利與義務（王室與諸侯的關系）——服，不同政治層次的甸、侯、綏、要、荒服；距離與控制——裏數，不同地域地理層次，以五百裏爲單位進行劃分。在這種社會結構中，嚴格標准化的區域劃分只能是一種理想狀態，一種對于政治體系規劃的臆想罷了，它不可能落地實施。

但這並不妨礙其成爲後來社會政治秩序建立的理論來源。孔子在《論語·爲政》表明“周因于殷，商因于夏”，也就是說商雖然奪取政權取代了夏，但其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仍然承于夏。這一點也是有史料可證的，據《尚書·康诰》中記載道“侯甸男邦，采衛百工”，以及《尚書·酒诰》中記道“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裏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可見，商代仍然有侯服、甸服等區域稱謂，並且有內服與外服之分，按照內外服的政治地位懸殊，內服在王室供職，外服在王畿之外供職。由此可見商代的內外服與夏代的五服制度有一定程度上的繼承關系，或者可以說，夏代的五服制度就是商代內外服制度的理論來源。

劃分九州之前，權利中心尚處于部落聯盟或邦國階段，此時的政治權利中心主要集中在部落聯盟，而九州的劃分，決定了國家從初期的古國階段，發展到九州制度的産生之後，必須還有一個淩駕在部落聯盟之上的政治組織。

自夏朝建立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國家之後，帝位的繼承爭執以及國家的更替，由此變得激烈起來。先有太康失國，後有武王伐纣，由最初的“天下爲公”的禅讓制，到夏啓開端“家天下”制度，再到周朝“嫡長子繼承制”。從領土範圍的紛爭，到國家的政權的鬥爭，在夏商周時期愈演愈烈，在春秋戰國時期發展到高潮。

在劃分九州後，不同民族的界限變得逐漸清晰起來——“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再加上中原地區，“五方之民”的概念便出現了。最早到黃帝、炎帝、蚩尤三個部落首領的戰爭開始，各民族之間的戰爭便接踵而來，而這一過程，無疑催化了夷夏政治秩序。各民族在不斷的交流和聯系中逐漸出現了共同心理素質，民族認同感也不斷的加強。九州的出現，是之後的行政區域劃分的重要前提。

總的來說，九州與五服的最大區別在于九州只是以各州地理特征爲標志，對不同區域進行的橫向劃分，而五服則是源于九州而發展成的具有等級分化和政權組織從而有著縱向聯系的政治産物。

五服是縱向上級權利中心對下屬執行機構的統治體系，也是封建社會國家政權的必然産物，其特點是每一不同等級對應的職責範圍並不相同，且王畿對五服的統治力度跟隨距離的遞增而不斷削弱。無論是九州思想還是五服制度，把這兩種思想兼收並用，建立起廣博宏大、氣象萬千的天下觀理論體系，九州和五服思想依然會體現出強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