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14日，備受期待的三峽工程正式開工，然而當時批准建設的同意書上，卻少了9位專家的，同意簽名。

作爲中國乃至世界工程史上，最宏偉的建設項目之一，三峽工程從構想到立項再到開工，其中間的爭議始終不斷、民間評說更是紛纭。

那9位專家當年拒簽同意書，究竟是出于何種考量？

而34年後的今天，他們當初的顧慮，又是否真的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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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三峽工程，不僅是那代人的心願，更是中國人民近百年來的夙願。

早在1919年，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就曾提出：

“改良(長江宜昌段)上遊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

這段極富預見性的話語，很敏銳的捕捉到了，三峽的兩大價值。

也就是，改善長江航運，並充分利用，三峽豐富的水能資源。

要知道，在整個三峽地區，長江水道縱橫交錯，不時的出現激流險灘，輪船航行起來頗爲艱難。

與此同時，這裏還水流湍急，地勢落差極大，蘊藏著豐富的水能資源。

然而，讓三峽工程從構想，化爲現實的道路，並不平坦。

孫先生雖然早早的提出了構想，可卻是民國時期的國力，遠不能支撐如此宏大的工程。

到1925年先生去世，其實這件事也只存在于，構想之中。

真正付諸具體的行動，那已經是1932年的事了。

要說國民政府，突然重提修築水壩這事，實在是因爲1931年的特大洪水，造成的損失和影響過于巨大。

爲了根除水患，這才派了專業勘測隊，對于三峽沿岸，做了長達兩個多月的，實地測量。

而這也是中國第一次，開展三峽水利工程的實地勘測。

完事後，勘測者們撰寫了《揚子江上遊水力發電測勘報告》，並初步提出了粗略設想，那就是在黃陵廟及葛洲壩一帶，進行水庫蓄洪建設。

爲了實現這個構想，國民政府還專門公派了，多名技術人員，前往美國學習深造。

只是沒想到，深造的人才還沒歸國，日寇對于我們的全面侵華，就已經展開了。

此後就是長達八年的抗戰，到了44年的時候，美國專家薩梵奇才來到中國，幫忙考察了一番三峽，並于46年促成了，國民政府和美國的合作，打算共建三峽工程。

但沒多久，國共內戰的爆發，又讓這個項目無限期擱置了。

而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也是對于三峽工程，多有關切。

不過當時的技術能力和國力水平，確實實施起來困難。

因而毛主席在聽取專家意見後，選擇了從長計議。

而這一等就是幾十年，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三峽工程的構想，才被重拾上議程。

1986年，國務院要求水利部，組織400余名各領域的專家，對三峽工程進行全面論證。

所有專家，統共分成15個小組，將從泥沙沉積、防洪能力、生態環境、移民安置等多個角度，對三峽工程的可行性，進行全面分析。

只不過，最終論證彙總完後，領導層發現，對于這項工程是否應該開工，竟然出現了，幾乎兩極分化的意見。

其中，9位來自各領域的權威專家，赫然拒絕，在三峽工程論證同意書上簽字。

他們分別是，郭來喜、李玉光、廖文權、侯學煜、何格高、伍宏中、覃修典、方宗岱、黃元鎮。

這9位專家在拒簽時，詳細的提出了，他們拒簽的兩大顧慮。

其一是，三峽工程可能造成，嚴重的泥沙淤積，時間一長必會影響，航運和發電。

其二就是，在未來出現動蕩的國際形勢時，三峽大壩極可能淪爲戰爭目標，一旦遭受攻擊，而導致潰壩的話，那將會造成巨大人員傷亡。

這個後者的原因，甚至也是，毛澤東當年否決三峽工程的，關鍵原因。

另據當時基建總參謀長張愛萍回憶，毛主席在詢問他時，他個人也認爲，三峽大壩很可能成爲，明顯的軍事打擊目標。

但與此同時，也有專家對泥沙問題，持相反觀點。

他們認爲，可以采取“蓄清排渾”的方式，將淤積物排出庫區。

更爲關鍵的是，這些支持者經反複研究論證，得出三峽工程不建，是沒有與其等效，或接近等效的，其他替代方案的結論。

最終，中央在面對支持和反對的聲音時，並未采納反對意見，而是拍板決定，開工建設三峽工程。

但那9位，拒絕在同意書上簽字的專家，著實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勇于表達不同觀點、對國家負責任的精神。

這些人的擔憂，也間接推動了，工程決策的審慎、建設的周全。

30年過去了，就讓我們看看三峽工程建成後，專家們當初的那些擔憂，是否真的應驗了？

首先是，泥沙淤積問題。

實際上，水土流失才是淤積的根源，隨著中國近些年大力實施水土保護、植被覆蓋，三峽來沙量，已大幅減少。

經過2003-2012年近10年觀測，年均沙量爲2.03億噸，比1990年前的均值低了42%。

其次，在防洪能力方面，三峽大壩按“萬年一遇”，再加10%的洪水標准設計。

而長江有史以來，最高洪峰流量，也只有10.5萬立方米/秒，三峽工程完全能夠承受住，12萬立方米/秒的防洪壓力。

2020年8月，三峽迎來了建庫以來，最大的入庫洪峰，流量爲7.5萬立方米/秒。

通過三峽庫區，與上下遊30多個庫區、蓄洪區的聯動調控，入庫流量和出庫流量，相差達2.6萬立方米/秒，有效緩解了，下遊防洪壓力。

這些數據也應驗了，當年支持建設三峽工程，專家們的判斷。

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遠大于弊端。

事實上，三峽工程除了利用水能發電外，最重要的作用正是防洪，從而避免像1998年那樣的，重大洪水災難再次發生。

至于三峽工程可能會引發地震，或者成爲戰爭打擊目標的擔憂，更是被駁斥了。

通過一系列勘探論證，專家們認爲三峽地區的地質構造條件下，庫區水向斷裂的最大影響深度，不會超過10千米，遠遠不及地震的發生深度。

所以，說三峽庫區蓄水，會引發地震等災難，也是無稽之談。

再者，三峽大壩高185米，相當于66層樓那麽高。

但大壩底部寬達幾千米，並采用當今世界上，最堅固的三角形切面重力壩結構。

即便遭到彈道導彈襲擊，大壩也只會炸出一個洞口，所泄漏的流量相當于，打開數個放水閘門。

而三峽工程對防空防禦設計，也同樣重視，不僅配備防空軍事設施，大壩工程本身底座加深，防護能力上，更是能承受小型核彈的襲擊。

如此高水平的戰備防護，加之三峽大壩是中國的底線紅線問題，故而沒有那個“腦抽”的國家，剛把三峽大壩列爲“打擊目標”。

所以說，專家們當年對三峽工程可能遭受襲擊，導致泄洪傷亡的擔心，只能算是未雨綢缪，參考意味更重。

那麽，三峽工程建成後，是否真的就無虞無險了呢？恐怕也不盡然。

長江流域向來是，我國重要的水生物基因庫。據不完全統計，長江流域有11科近1000種魚類。

然而，三峽工程修建後，海水倒灌成爲了不可能，某些地方的河面，下降超過百米，人爲性的割斷了，一些洄遊性魚類洄遊通道。

以中華鲟爲例，這種底層棲息魚類的生存規律，就是在長江口外淺海域越冬，之後遊回上遊的金沙江一帶，産卵繁衍後代。

修建三峽大壩後，中華鲟等洄遊性魚類，便陷入兩難。

或是上不了洄遊路徑，影響繁衍；或是被大壩攔阻，難以到達越冬地點。

再比如，長江白鲟就在2003-2005年間，宣告物種絕迹。

生存環境遭到破壞，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直至今日，一些重要商業魚種的資源量，仍在大量減少，而這些嚴重影響了，沿江經濟。

事實上，泥沙淤積不僅會影響，洄遊性魚類。

像是庫區水源汙染加重、港口航道阻塞等，所有人們擔心的一切，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

比如，三峽庫區周圍，分布有不少化工企業，汙水長期無法排出庫區，導致庫區水質嚴重汙染。

還有，一些極爲珍貴的文物古迹，在蓄水過程中，也不得不被淹沒無疾而終。

當然，三峽工程建設方，也在努力進行應對。

比如劃定自然保護區、植物園保種、人工繁育等，已使不少受影響物種，有了延續種群的基本保障。

但不可否認，作爲一項規模超大、工期漫長的工程建設，三峽工程肯定存在，一些難以完全規避的弊端。

最根本的還是，人類無法與自然形成，絕對的和諧共生，而只能在保護與發展之間，尋求微妙的平衡。

也正因如此，步入新時代，我們在追求發展的同時，更應該汲取曆史經驗教訓，時刻把保護自然生態、維護人民利益，放在重要位置。

在三峽工程建設之初，9位專家拒絕在同意書上簽字，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事務高度負責的精神。

30年後，他們當年的種種疑慮，都應該成爲我們反思的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