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載:“是以百裏不同風,千裏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

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逐漸造就各地人們不同的性格禀賦、生活方式、行爲習慣,最終孕育不同的地域文化與風俗。

而隨著這種風俗文化影響，社會也會隨之産生一系列的變化。

在當時，人們眼中的俠義不同于現在的正義，他們竟然用的是“以暴制暴”的方式。

那麽，風俗對于社會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呢？

在東周秦漢時期,洛陽一直是全國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其地位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河洛”從字面上看,即指黃河和洛河的並稱。如《史記·鄭世家》:“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後來逐漸“引申”指代黃河與洛河兩河交彙流經的地區。如《史記·封禅書》:“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關于河洛地區範圍的界定,由于認識上的不同,近些年來學者們爭議不斷,大致經曆了由“模糊說”到“四至說”兩個階段，“模糊說”主要由趙芝荃、韓忠厚、陳昌遠等學者提出,他們基本上認爲河洛地區包括今天豫西地區至晉南一帶,但未明確指出其地理界限。

“四至說”主要由王新年、朱紹侯、薛瑞澤等學者提出,他們基本上認爲河洛地區的東西南北四至有一個相對明確的地理界限。目前學界經過充分討論,基本上認爲:河洛地區是指以洛陽爲中心、河洛交彙處的廣袤區域包括西至潼關、華陰,東至鄭州、開封,南至汝州、禹州,北跨黃河至濟源、晉南一帶。據此並結合《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史籍可知,東周秦漢時期的河洛地區包括東周時期的周、韓(鄭)魏(梁)衛等地,秦時的三川郡、河內郡、河東郡以及兩漢的河南郡(尹)、河內郡、弘農郡、河東郡以及颍川郡的部分地區。

“風俗”一詞早在先秦文獻中已有所見,如《管子·法法》:“錯儀畫制,變易風俗。”那麽,何爲“風俗”?劉晝曰:

綜上,風俗大抵與地理環境、風土習性等有關,即所謂“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在東周秦漢時期,洛陽不爲都畿,亦爲重地,故而以洛陽爲中心的河洛地區,其濃郁地域特色和豐厚積澱的河洛風俗對東周泰漢的社會産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河洛地區地勢平坦,地表徑流豐富,氣候溫潤土壤肥沃,非常適宜農作物的種植,史載“畜宜六擾,其谷宜五種。”因此,造就了河洛地區“重農尚儉”的風俗。這在三河之地(河東、河內、河南)魏地表現得尤爲突出,如司馬遷稱“三河……其俗纖儉習事。”

“(魏地)昔堯作于成陽,舜于雷澤,湯止于毫。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穑。”長期的農業文明,使得河洛人民“好農而重民”,出現珍惜五谷,崇尚節儉的社會心態,這對“以農爲本”政策的推行産生了重要影響。戰國初期,魏相李悝輔佐魏文侯治國“作盡地力之教”,要求老百姓治田勤謹,並按照土地的貧瘠標准給農民分配土地,鼓勵農民積極生産。

創立“平籴法”以“取有余以補不足”之策平衡糧價,穩定小農經濟,極大地促進了魏國農業生産的發展,使魏國“富國強兵”,一躍成爲戰國初期首屈一指的強國。其後,衛人吳起在楚國進行變法“禁遊客之民,精耕戰之士”,禁止丁民遊手婦閑,注意耕戰並重,亦兵亦農,使得楚國“兵震天下威服諸侯。”

戰國中期,衛人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頒布《墾草令》,實“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之政,使秦“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逐漸成爲戰國時期實力最強的國家,爲後來秦王朝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一如王充所言:“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西漢初期,洛陽人賈誼的《論積貯疏》,建議“毆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主張重視發展農業生産,加強糧食貯備,以預防饑荒。颍川人晁錯的《論貴粟疏》,主張“務民于農桑”,強調“貴五谷而賤金玉”的重農抑商思想。

史載河內郡“俗剛強”,衛地“其俗剛武,上氣力”,野王縣“好氣任俠”。加之,春秋戰國時期“民乍失侯王之主而無歸,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俠遂橫于天下”的社會狀況,這就爲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刺客、遊俠群體提供了生存與發展的土壤。如刺客聶政,是轵縣人;荊轲,是衛國人。

漢代遊俠代表人物中,劇孟是河南郡洛陽人;薛兄是颍川郡陽翟人;韓孺是颍川郡陝(郏)縣人;郭解是河內郡轵縣人。司馬遷稱他們“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陀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在這些刺客、遊俠身上,既有重義輕生、重諾尚信偏向正義的一面,同時因其放縱天性,崇尚以暴制暴,又有著行劍攻殺的暴力性和對公共秩序的破壞性。如郭解：

即使年長,仍然“陰賊著于心,卒發于睚眦如故雲。”稍不合己意,便行凶殺人,這種無視法律的行爲,使得刺客、遊俠成爲社會的不安定因素,這在大一統的秦漢時期是爲統治階層所不能容忍的。如禦史大夫公孫弘認爲:“(郭)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班固也稱:

此外,勇猛尚氣之俗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好爭訟分異”“藏匿難制禦”“休則掘冢作巧奸冶”等社會亂象,致使河洛各郡違法作惡事件頻出。如颍川“郡大姓原、禇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在這種狀況下,統治者任用酷吏采取以暴制暴的血腥方式懲治這些不遵守國家秩序和法律的人,簡單快捷收效甚大：“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

因此,河洛地區出現了許多善于“治劇”的酷吏。如號稱“蒼鷹”的酷吏郅都是河東郡大陽人:酷吏義縱是河東郡人:酷吏鹹宣是河東郡大陽人;酷吏李章是河內郡懷縣人。另外,還有一些本籍雖非河洛地區,但在這片地區以嚴刑洲殺,建立善于“治劇”聲威的酷吏。如“酷吏王溫舒遷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裏。”酷更田延年：

酷更嚴延年出任河南太守後,爲實現當地“豪強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之象,在當年“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裏,河南號曰'屠伯’。”酷吏趙廣漢任颍川太守時,“數月,誅原、禇首惡,郡中震栗。”

以洛陽爲核心的河洛地區地處中原,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發達的水陸交通網,東西南北的貿易都經過這裏,因此,造就了河洛人民經商求利的風俗。對此,史籍多有記載:《史記·蘇秦列傳》:周人之俗,治産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遊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是方四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于農夫,虛僞遊手什于末業。

河洛地區便利的交通條件,以及善于經商的風俗,逐漸使其成爲東周乃至秦漢時期全國的經濟重心。如《鹽鐵論》曾載西漢時期全國商業發達的城市中的溫轵、荥陽、陽翟、二周均屬于河洛地區,它們皆是當時冠富海內的一流城市。在這種商品經濟活躍的氛圍中,造就了縱橫家、法家的崛起。縱橫家如公孫衍、張儀、範雎是魏人:蘇秦、蘇代、蘇厲三兄弟是洛陽人。法家如李悝是魏人,具有法家傾向的吳起是衛人,西門豹是魏人,晁錯是颍川人,桑弘羊是洛陽人。由此說明,河洛商業文化的土壤適宜縱橫家、法家人物的成長。

縱橫家信奉“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的理念,他們藐視道德,擅權弄術,將有利可圖作爲自己的行動准則,也用作遊說他人的武器。這些縱橫家遊說諸侯國,取得政治和外交成功,目的是從君王那裏獵取富貴利祿,以實現他們的人生價值。法家同縱橫家一樣,重視實際效益,推崇功利主義。他們認爲君臣之間是“主賣官爵,臣賣智力。”君臣關系的實質就是以利結合、因利而存的“互市”關系。

除了君臣之外,法家認爲即使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間也是“挾自爲心”,“用計算之心以相待”由此可知,縱橫家這種重利輕義,重實輕名的思維特點,正是源于商賈趁時逐利的特殊心態:精于言辭能言善辯,擅長利害分析的遊說方式,也脫胎于商賈析利入微的專業技能。

孝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我國傳統文化之根、立國之本,是中華民族得以生存延續的基石。早在龍山文化時期,隨著一夫一妻制和個體家庭的出現,以家庭倫理、人類延續爲主要內容的尊親敬長的孝思想便在河洛地區萌芽。隨著文明的發展,河地區的中央王權對周邊諸侯國的統治加強,逐漸形成了以河洛地區爲核心,以黃河中下遊地區爲基幹的“重孝尊親”風俗。

在這種風俗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以墨子、韓非、董仲舒爲代表的思想家,他們所閘釋的孝道思想理論獨特而豐富,對東周秦漢時期的社會産生了重大影響。墨子的孝道觀念是從“兼相愛,交相利”的角度出發,認爲君王以兼愛治天下,這樣就能臣忠子孝,從而實現家庭和睦“萬民之大利”的和諧社會。韓非提倡的忠和孝主要是爲君主服務,通過《韓非子·五蠹》記載的兩個事例可以看出:其一是有個楚國名叫直躬的人,“其父竊羊而谒之吏”最終令尹以“直于君而曲于父"將其治罪。韓非認爲這是“君之直臣,父之暴子。"

韓非子

其二是魯國有一人跟隨魯君征戰“三戰三北”。孔子問其緣故,魯人稱家中尚有老父,自己身死則無人照顧。“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韓非則認爲這是“父之孝子,君之背臣。”董仲舒則用陰陽五行來解釋孝道,認爲父子倫理之道來自五行,源于天道。董仲舒的冬道思想除具有很強的服從性和強制性外,還具有“父授子受”“父陽子陰”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這些孝道思想,一方面影響著統治者的治國方針。

如秦漢時期將“不孝人律”,對不孝行爲的處罰相當嚴厲,那些不聽父教、居喪違禮、毆打殘害父母的可處黥城旦春、斷足、終身流放甚至是死刑。《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載:“子牧殺父母,毆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後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棄市。其子有罪當城旦春、鬼薪白粲以上,爲人奴婢者,父母告不孝。子不孝,必三環之。三環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聽之。教人不孝,黥爲城曰春。”

另一方面,這些孝道思想影響著河洛人民的言行舉止。如有著“萬石君”之稱的石奮、石建父子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祖籍雖然在趙,但是在河洛地區長大的石奮,深受河洛孝道文化的熏陶。'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其長子石建,雖然已七十余,高年老,但是事父一如往日,甚至居父喪期間因傷心過度而病逝。

風俗作爲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相較于法令的強制和嚴苛,它所帶來的影響往往是潛移默化與深遠持久的。在東周秦漢時期,洛陽不爲都畿,亦爲重地,一直是全國的政治、軍事、經濟重地,可謂天下安危的樞紐所在。

因此，以洛陽爲中心的河洛地區所産生的重農尚儉、勇猛尚氣、經商求利、重孝尊親等風俗,不僅極大地促進了當時社會“以農爲本”政策的推行,還推動了刺客、遊俠、酷吏群體的産生,縱橫家、法家的崛起，孝道文化的興盛，這些均對當時的社會，乃至如今的河洛地區産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