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戰役前志司開會,王近山信心百倍,鄧華委婉提醒:美軍不好打

漫步史書 2024-04-26 10:03:50

1951年6月10日,隨著中朝人民軍隊陸續將部隊展開在臨津江、漢灘川以北、芝浦裏、華川、楊口、杆城地區進行防禦,並積極主動的出擊敵人,以美軍爲首的“聯合國軍”見占不到什麽便宜,于是停止進攻。

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至此落下了帷幕。

經過五十多天激戰,志願軍總計殲敵8.2萬人,雖然取得了勝利,但自身傷亡也在7.5萬,也因爲這個緣故,我軍此戰取得的勝利不夠圓滿。

當然,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事情是,志願軍第三兵團60軍180師被敵人包圍,險些全軍覆沒。

同年7月,志願軍180師上報給志司《突圍戰鬥減員統計表》:

“該師負傷1616人,陣亡456人,情況不明5572人,目前全部實力有4000余人。”

一個師被敵人全建制的包圍,這自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以來,還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彭老總後來也把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列爲平生四大敗仗。

志願軍60軍180師怎麽會被敵人包圍,這其實從志願軍總結第五次戰役就能看出來。

“這次戰役由于發起時間提前,准備比較倉促,戰役殲敵目標企圖過大,進攻縱深過遠,志願軍傷亡較大,因而取得的勝利不夠圓滿。”

毫無疑問,180師後來被敵包圍,就是因爲挺進縱深過遠導致的。

爲什麽會出現部隊過分挺進的問題,這也主要是和開戰之前,指揮人員盲目樂觀因素所致。

1951年1月25日,爲了制止以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攻勢,爭取國內援軍抵達戰場,志願軍聯合朝鮮人民軍發動第四次戰役。

第四次戰役我軍雖然有較大損失,但卻實現了戰前的目標。

不過,隨著幾戰落幕,我軍後勤不足的問題逐漸凸顯出來,可在當時情況下,我軍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解決這一難題,因而造成了後來發起第五次戰役過于倉促。

隨著第四次戰役結束後,志願軍第三、第十九以及第九兵團來到一線,陸續替換了首批入朝的六個軍,我軍整體實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複,加上當時以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計劃發動新一輪的攻勢,從中朝人民軍隊側後方向登陸,配合正面進攻,將戰線推進到平壤、元山一線。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軍 不得不制定新的戰役計劃,以打擊即將進攻的敵人。

只是在當時,志願軍卻忽略了另外一個致命的因素——敵人的成長。

1951年4月11日,因因麥克阿瑟在朝鮮戰爭中的策略與杜魯門不符被撤職後,李奇微接替其出任“聯合國軍”總司令。

毫無疑問,李奇微是一個非常難纏的對手。

從第四次戰役的時候,李奇微就發現,志願軍的攻勢只能維持一個禮拜左右,後來他意識到,這是我軍後勤上的問題,即部隊作戰所攜帶的物資只夠維持一個禮拜,于是在施行空中“絞殺戰”的同時,對地面戰術也做出了改進,即願軍進攻中夜間穿插時采取節節撤退的戰法,然後等我軍後繼無力時,在發動反撲,即“磁性戰術”。

不僅如此,李奇微還注意到,我軍夜間穿插最多只走20公裏,所以他命令前沿部隊,也只是撤退至20公裏之外,等到第二天白天,我軍所在的位置恰好是敵預設陣地所在地。

更爲關鍵的是,李奇微發現志願軍火力差,攻堅能力薄弱,即使達成穿插突破,也會因補給困難而難以深遠前進。所以堅決命令前沿部隊固守,以等候援兵。

李奇微的這套戰術,在第五次戰役時給我軍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當然,至少是在開戰前,志願軍全軍上下對敵人這套戰術認識不足。

這其中甚至包括彭老總。

早在1951年3月上旬,彭老總便有意在三個兵團抵達一線後,迅速發起第五次戰役,給敵以沉重的打擊,加上當時志司通過情報關系得知,美軍爲了配合正面進攻,很可能要重演仁川登陸,對第五次戰役的推動就更加熱衷。

幾乎是在很短時間裏,志司就形成了第五次戰役的計劃方案,盡管後來根據實際情況,戰役計劃略有調整,但並沒有影響大的局面。

本來在原定計劃中,是在4月25日以後發動作戰,以給我新入朝的作戰部隊熟悉戰場的時間。

不過,因情報消息傳來,美軍計劃重演“仁川登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也促使彭老總下定決心提前幾天發起第五次戰役,最好提前至4月20日。

1951年4月6日,志司召開黨委會,會上除了傳達中央指示外,還對進行第五次戰役進行了討論,最後形成一致建議:

“如果正面進攻之敵進展快,我則于4月20日左右實施戰役反擊,如界我軍防禦部隊能繼續頂住敵人的進攻,拖延時間,使敵進攻速度減慢,我軍即予5月上旬實施戰役反擊。”

彭老總的提議也引起了各方面的爭論,至少是志司作戰處認爲,4月20日部隊只能趕至預定地區,距離進攻陣地尚有距離,要求仍然按照原計劃的4月25日。

彭老總也沒辦法,只好召集各兵團開會討論。

時任志願軍司令部作戰處副處長的楊迪時隔多年後,曾就此次會議時的場景做了忠實記錄。

頗爲耐人尋味的是,整個會議中,只有時任三兵團副司令員的王近山鬥志高昂,當時三兵團司令員原本是陳赓,但陳赓因爲傷病原因,並沒有在一線,王近山暫代兵團司令員一致,

奇怪的是,其他幾位兵團司令員,諸如宋時輪、楊得志均一言不發。

王近山在會議上甚至拍著胸脯表示:

“我們一個兵團消滅美軍一個師不成問題,我保證還有活捉5000個美軍俘虜兵。”

時任志願軍副司令員的鄧華只是委婉的提了一句“美軍不好打”正准備就前四次戰役做一次總結時,就被彭老總打斷,鄧華也就沒有再勸。

“當時的氛圍太過樂觀。前四次戰役總共也就抓了5300個俘虜,而且是全部聯合國軍,韓軍占大多數,你一口氣就要抓5000!怎麽可能嘛。”

楊迪多年後回憶起那場會議,認爲開的有些過于樂觀,當然與會的幾位兵團司令之間默契的沒有開口,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舉動。

楊得志一言不發或許可以理解,畢竟他也才是上朝鮮戰場,但宋時輪也一言不發就很奇怪,畢竟他已經打過兩次戰役,有著很豐厚的經驗,至少是心裏清楚美軍不好打,但他也沒有多說什麽。

楊迪後來分析:

“志願軍的副司令員們與新來的兵團司令們,他們在國內解放戰爭後期都是兵團司令或副司令,彼此都是在一個等級上,都是身經百戰的戰將,在當時情況下,志司幾位副司令員想要說服他們,是說服不了的,因此,也就不便多說什麽,以免他們誤認爲是對他們的傲慢。”

當時在會上,楊迪就拉著解方(時任志願軍參謀長)說:

“現在各兵團所轄的各軍、師,4月20日還只能到達進攻出發地,距離沖擊出發陣地還有二三十公裏,炮兵還沒有進入發射陣地,各軍、師與炮兵的步炮協同的具體實施計劃還沒有擬制好,這怎麽能發起進攻呢?”

解方悄悄對他說:

“你看會上的氣氛,連鄧副司令說的話,他們都沒有聽進去,洪、韓副司令都不便說話,我怎麽說,等等看看情況再說。”

楊迪多年後談起這件往事時曾稱,楊得志其實也不贊同如此倉促的發起第五次戰役,十九兵團64軍軍長曾思玉在戰前就憂慮的反映過,部隊還沒有全部進入攻擊位置,炮兵沒有跟上來,要求多准備一天時間,楊得志接到報告,也只是無奈的說了一句:

“你不要再說了,按我的命令執行。”

果不其然,從第五次戰役一開始,以美軍爲首的“聯合國軍”就在不住的後撤,當時志願軍在東西兩線作戰一路平推,都很順利。

然而順利的背後也有一絲詭異,就是我軍一路進攻,繳獲與俘虜都很少。

三兵團的情況就更糟糕一些,因爲一路打的都很順利,三兵團沖的很猛,完全沒有預料到,敵人是在用戰術。

打仗損耗多、戰果少,三兵團在第一階段作戰中,受到了志司批評。

1951年5月20日,中朝人民軍隊結束第一階段作戰,全軍主力轉移至三八線南北地區休整,爲了給全軍休整爭取時間,志司下令,要求每個兵團至少留一個師或者一個軍的兵力進行運動防禦作戰。

5月22日黃昏,39軍、15軍後撤。沒想到第二天,美軍就集中了4個軍13個師的兵力實施全線反撲。

因對敵人的反撲估計不足,以至于我軍根本未能阻止起有效的運動防禦。

60軍180師深陷敵人重圍也是在此時期。

三兵團整體在第五次戰役期間損失也很大,60軍第180師損失了7000余人,戰後僅剩4000人,12軍也損失了一萬余人。

1951年6月25日,志願軍黨委在駐地召開第五次戰役總結會議,彭老總主動承擔了責任:

“第5次戰役一是打得急了一些,二是口張得大了一些,三是打得遠了一些。”

當然,針對三兵團的問題,彭老總先是表揚,三兵團的第12軍第31師第91團打得最遠,但同時又批評60軍丟掉一個師的戰況。

王近山在整個會議間隙一言不發,心情很是沉重,特別是彭老總宣布,要把180師師長撤職查辦,並取消番號的時候。

據說時任三兵團司令員的陳赓一聽說消息後,也急的不等痊愈就到了朝鮮戰場。

王誠漢後來也回憶:陳赓那次是動了真火。

可即便如此,陳赓到了朝鮮戰場後,也並沒有一味的狠批王近山,他還要安撫整個志司的悲怆的情緒,並且還要親自赴三兵團去整頓部隊。

在陳赓努力下,60軍180師並沒有被撤銷番號,對180師師長鄭其貴只是撤職,並沒有送交軍法處置,而是將鄭送回國內,還分配到東北某軍分區或某單位任副職。

韋傑被調回國後,老軍長張祖諒(因爲胃病原因沒有入朝參戰)被重新請出山,後來指揮60軍打了次翻身仗,不過這就都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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