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打倒“四人幫”，神州上下一片歡騰，全國人民都在慶祝大快人心事。不久，1976年11月，楊春霞莫名其妙地被關進了“學習班”，組織上要隔離審查她。社會上那些捕風捉影的謠言，也就在這個時候甚囂塵上，一下子興起來了，到處都在流傳。

有人戴有色眼鏡審視楊春霞，大有不挖出她與“四人幫”之間如何勾結的材料，絕不收兵的架勢。楊春霞成了政治運動不分青紅皂白的犧牲品。後來在所謂的反省中，她也想開了——誰叫她自己當初那麽紅呢？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出頭的椽子先爛。這些老生常談的道理，她應該早就明白了呀。那些不知究裏的局外人，對她作出種種假設和推測，好象也就順理成章自然而然了。

如果說，人們鋪天蓋地謾罵些難以入耳的髒話，甚至將唾沫當面吐到她臉上，楊春霞尚能承受的話，那麽眼看著無辜牽連到正上小學的寶貝兒子及耿直的丈夫，則使楊春霞忍無可忍欲罷不能了。

“那三年，精神被折磨得差點到了崩潰邊緣。”她對此記憶猶新，難以釋懷。

丈夫帶兒子在街邊小吃攤上買早點，就有認識他的人陰陽怪氣地哼唱道：“這個女人不尋常……”丈夫心中有數聽得出來，這分明是指桑罵槐，拐著彎惡意詛咒自己的愛妻；年幼的小兒子日子也不好過，在學校裏經常被不懂事的同學欺辱道：“你神氣什麽？你媽楊春霞她和王洪文……”

孩子純淨的心靈蒙上一層驅之不散的陰影，當母親的楊春霞惟一能做到的是，只有把他緊緊摟抱在懷裏，用流不盡的淚水來化解委屈、舒緩心中郁悶，期冀能早日洗刷不白之冤。

“我從未單獨見過王洪文，與他說過一句話，更沒被他召見過。他媽的，全是無中生有的捏造！”談起這檔事，楊春霞在平靜中仍然對當年別有用心人的無端傷害，表示切齒痛恨。由唱“國粹”的文雅口中崩出“國罵”，我十分理解她此時此刻之忿懑，那也是一種痛快淋漓的情緒渲泄。

我們的交談相當融洽，並不因初次相見而顯得些許生分，所以，我也就毫無顧忌地求證道：“當時都傳瘋了，說您愛人是扮演叛徒溫其久的演員，這是真的嗎？”“不是不是”，楊春霞一口否決，“我丈夫林鑫濤是劇團裏的琴師。”喝了幾口茶水，潤了潤嗓子，她繼續聊起被我打斷的話題。

“其實，每一次接見，都是幾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大場面。記得在一次演出結束後，我們演職人員謝了幕，在台上站成數排，包括王洪文在內的當時中央領導從右側走上台來，按照約定俗成的慣例，他們只與前排的主要演員從右到左 一個個握手致意。

王洪文是黨的副主席，在這種場合並不多言語。輪到我，也習以爲常禮節性地握個手、過下場，最後頂多合個影照個相什麽的就算完事大吉。就這麽點事兒，傳到社會上怎麽竟成了我與他……”

話說到這兒，楊春霞戛然而止，無奈地搖搖頭，苦澀中淒然一笑：“人言可畏呵”。無限期的審查甄別終于熬到盡頭，黨的“不冤枉一個好人”的政策也落實到了她頭上，不但還了她清白，還被調至中國京劇院一團。

遺憾的卻是做了一點保留——暫不准在舞台上出場。有心的觀衆還是從北京電視屏幕上再次看到複出後的楊春霞，她不再是《杜鵑山》中的黨代表柯湘，而是《鳳還巢》中的程雪娥。“

這出《鳳還巢》戲是1976年初攝制的，專門爲病中的毛主席觀賞而錄的相。那時的說法叫‘內片’，可是當時我們一點都不知情，搞得神秘兮兮。

也還好，不知不爲過嘛。否則，在那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非常時期，誤念一句台詞也可能就犯下政治大錯，被打入冷宮，永世不得翻身。直到79年底，我才在北京人民劇場正式出山亮相，演的是《望江亭》中的譚記兒一角。

掌聲和著叫好的喝彩聲此起彼伏，不斷地響起，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閉幕後，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陸續上台與演員握手合影留念。說句實在話，我心裏忐忑不安，有些神經質地害怕了，真的。”

我由衷地發出會心的微笑，楊春霞顯然意識到了什麽，跟著而笑。她笑得是那麽開懷，爽朗的笑聲在不大的房間裏萦繞回蕩許久。

仿佛在這種無拘束的狀態下，我才敢凝神注視近在咫尺的楊春霞女士。

她穿著海籃色高領羊毛衫，那風韻猶存似不減當年豐采的形象魅力，依舊在她身上散發。多少心酸往事，都付笑談中。

在告別時，我誠摯地祝願她能永葆煥發出的藝術青春，爲全國厚愛她的億萬觀衆，帶來更多的美的享受。

十六年彈指一揮間。這次難忘的采訪也使我更加關注她的行蹤。前不久，我還在央視《同一首歌》和“心連心”藝術團走訪紅色革命老區的慰問演出，以及商業慶典活動中。

看見她熟悉的身影，聽到她底色宏亮的唱腔。掐指算來，當年的“柯湘”已經是年過六旬的老妪了。時光如白駒過隙，無情的歲月真是冷酷不敵，難以抗拒呵。

(世紀趣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