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覆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財政窘迫導致朝廷無法募足能戰的軍隊去應對流民起義和女真的兩線夾擊。那麽明朝朝廷爲什麽那麽窮呢？

這個問題的起源在太祖朱元璋身上。

朱元璋立國之初就將小農經濟和“重農抑商”定性爲皇朝之根本和祖制，農稅也就成爲明朝收入的主項。而農業産值受限于土地面積的屬性，就決定了明朝疆域穩定後，農稅的上限也就被“劃定”了。

明初以實物征收農稅的方式又進一步固化了這個“上限”。受限運輸消耗，明廷無法對農稅施行統收統支，就將整個皇朝的農稅分成了三大塊“地方、衛所和朝廷”。

各布政事使司（類似現今的省）收到的糧稅不直接上繳朝廷而是留在地方自用，如官員宗室俸祿、日常行政開支、水利和防禦工事、赈災、囤積以備朝廷其它征用等等。

注：明朝宗室親王、郡王一般有分配的祿田，其他等級的宗親則由所在地的布政事使司負責發放宗祿。

明軍實行世襲軍戶制，日常以衛所爲單位駐防于各地。除了個別特殊部隊（如錦衣衛）朝廷給每個軍戶分配30~50畝不等的田地，軍戶們戰時爲兵，閑時則屯田自養。換句話說明廷基本不負責軍隊開銷。

運輸能力的限制，將朝廷農稅的征收對象限定在京師周邊，主要爲南直隸地區的官田。被征田地數大致爲366萬頃（洪武朝耕地總面積在800萬頃以上），總稅額約爲3000萬石。

注：由于明初朝廷不允許白銀流通，所以明朝各時期歲入的各類物産折算銀價衆說紛纭。不過銀價整體呈下跌趨勢，洪武朝時一兩白銀值4石米，明末一兩白銀大概值1石米。

爲防日後子孫過于貪婪，突破這個安全征收的紅線。洪武十八年，太祖下旨令各府縣將稅賦刻于石板公示作爲定額（祖制），這也正式標定了明廷農稅的上限。

農稅之外的另兩大稅源“鹽稅和商稅”，相對于農稅收入就很不起眼了。

由于北疆很多地區過于貧瘠，明軍屯田難以自養。明廷就向商戶渡讓了部分食鹽專營利益，以鹽引（食鹽銷售憑證）換取商戶向邊軍輸送糧食，即開中法。相當于將鹽業收入的一部分改爲軍費，所以明廷鹽稅收入一直不高，折白銀大致120~200萬兩白銀的樣子。

商稅則更爲寥寥，洪武朝確定的稅率只有三十稅一，整個明季朝廷商稅從未超過歲入的一成（原因後文詳說）。

綜上可知農稅是明廷收入的絕對主力，其在歲入中的占比從洪武朝開始就一直在7成以上。所以農稅被劃定上限，就等同于明廷歲入被劃定上限，這是導致明廷貧窮的“原罪”。

一些朋友也許會疑惑，明初朝廷不缺錢呀，不然怎麽南征北討、疏通運河、營建新都 …… 這除了屯田制度還健康，軍事實力尚在的原因之外（軍戶是明朝徭役的主力），還因爲朱元璋搞出了一個“吸血”項目 – “寶鈔”。

洪武、永樂兩朝，明廷以無金銀抵押的方式濫發寶鈔。爲了方便朝廷使用這種“無本紙幣”，朝廷不僅禁止民間使用金銀和銅錢，還出台律令嚴懲違規者，如永樂二年诏“自今有犯交易銀兩者，免死徙家興州屯戍”……

寶鈔雖然“來錢”很快，但代價卻是對明朝民衆的無恥掠奪和對明朝經濟的大肆摧殘。即便明廷不在意商業發展、也不關心小民生計，但經濟規律決定了這種“無本買賣”無法持久，永樂後期寶鈔的價值就已暴跌與廢紙無異。

寶鈔經濟的崩潰，讓明廷很快就感受到了財政窘迫。仁宗南北兩線同時收縮防禦、宣宗停辦下西洋的主因就源于此，而不是某些人所謂的“江南士大夫集團”把持了國政和皇帝。除此之外永樂遷都還帶來一個嚴重問題，南直隸地區的農戶繳不起農稅了。

明朝農戶繳納農稅，不是按比例拿出糧食就行了，還需自行運往朝廷的倉庫。都城在南京時，南直隸地區農戶還負擔的起運費。當京師遷往北京後雖然有大運河，暴漲的運費也不是普通農戶負擔的起的（平均一石糧食需要兩石作爲運費）。

京畿地區的糧食産出遠不足以替代江南，朝廷也沒解決運費的措施。所以南直隸地區從永樂後期不僅大面積出現農稅拖欠，而且難以征收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對應的朝廷財政也就一下子變得窘迫了。

（宣德）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爲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乃用大學士楊榮薦，遷忱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

《明史·卷一百五十三》

首任南直隸巡撫周忱雖然通過稅制改革讓南直隸地區農稅恢複正常繳納，但代價是拉低了朝廷歲入的上限，南直隸地區一共減稅300萬石（除此之外還通過設立中轉倉和委托漕運軍統一運輸等方式降低稅糧北上的運費）。

這次財政危機將實物稅的弊端暴露無遺，而周忱也相應的做出了一些改革。例如明廷官員的俸祿也是發實物，周忱爲了降低相應稅糧的運輸損耗，將官員的俸祿以市價折算爲白銀發運北京。

官員們如果同意折算白銀，俸祿每石可多算一鬥，相應的稅農每石也省五鬥運費（改制後一石米運費六鬥），可謂是皆大歡喜。但這種變革沒被推廣不說（直到張居正時代實物稅才告終結），朝廷還挺不待見。

太子太師郭資和戶部尚書胡濙彈劾周忱“變亂成法，沽名要譽”，宣宗本人也有此意。要不是沒別的辦法來填補財政窟窿，他也不會部分同意周忱的改制減稅計劃（周忱原本的減稅方案不止300萬石）。

再加上之前搞的“寶鈔法”，不僅僅說明朝缺乏經濟類人才，還暗示著明廷高層的經濟意識非常淡漠。這才是明廷一直走不出財政困境的主因，明朝也是各大皇朝唯一沒搞過經濟類革新的皇朝。

明廷財政最好的年代，這個歲入上限也依舊存在。“張居正改革”如火如荼的萬曆六年，明廷總歲入折白銀也就2652.7萬兩，因爲難以突破上限的農稅占了78.4%（折白銀2080.2萬兩）。

而在此基礎上明廷很早就多了一項重大開銷 – 軍費。

從宣德朝開始由于皇族、勳貴和豪強們大量侵占屯田，難以爲生的軍戶們紛紛逃亡淪爲流民，衛所制也迅速隨之崩潰。例如滿編十萬人的京營主力“五軍營”，宣德元年清查時，實有人數五萬七千人。

土木之變前夕，兵部對京畿明軍做過幾次勘合，相關數據爲：五軍都督府並錦衣衛等衛官旗軍人應有3258173名，實有1624509名；錦衣衛等三十五衛應有294117名兵員，實有159871名（數據來源爲明朝葉盛的《水東日記》）

衛所可以崩潰、可以沒有軍士，但朝廷不能沒有軍隊，不然誰來保衛朱明皇朝？然而明廷的歲入不僅被劃定了上限，原本也沒有軍費預算。再加上各皇朝的通病宗室、官僚隊伍膨脹導致的宗祿、行政成本上漲以及皇室的愈發奢靡 …… 所以明朝能不窮麽？

成化之後明朝基本就是不打仗小窮，打仗就大窮。窮得皇帝都不指望戶部了，開始自己搞錢。如大開皇莊、改革鹽制直接售賣鹽引、開征礦稅等等。這種源于制度的窮，也讓內閣大學士申時行覺得漢唐的大軍遠征是吹牛灌水。

漢武唐高征討四夷，發兵動數十萬，不知糧饷軍裝若爲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將將數千人往，猶以樵蘇爲慮。萬曆倭夷之警，東援朝鮮，至征天下兵不能四萬，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此？

制度性的窮，解決辦法就必須是更改制度。首先不說明朝君王和朝廷經濟方面的實際能力（例如神宗覺得增收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挖銀礦），拿不拿得出有效的財稅改革方案。光是明朝爲了穩固統治而刻意營造崇古、祖制爲天的價值觀，就讓修改制度難上加難。與其說是官員們通過祖制圈限皇帝，不如說是明朝皇室作繭自縛。

例如神宗爲了立儲之事能跟整個朝廷對抗十幾年之久，可以搞垮幾任內閣、罷黜充軍上百名官員，但他從來都不敢說他不願意冊立皇長子（他的理由是等待皇後誕下嫡子），他更不敢悖逆自己的生母李太後去廢立皇後。

對于明朝的財政窘狀，一些文章的解釋很厚黑。隱于幕後的“江南士紳集團”（也有說四大商團）以東林之類的官員團隊爲工具，把持國政、戲弄甚至決定皇帝生死 …… 一句話他們阻止明廷增收（如商稅），以便自己吸食大明血肉。

這類觀點很難反駁，因爲它顛覆了一些曆史常識。

首先，兩千多年來的皇朝史，實際是皇帝集權史，而且皇權在一步步的擴大。結果到了明朝，商紳反而能欺壓皇權了？他們爲何不恢複魏晉世家的榮光，爲何不出來直接統禦皇朝，是因爲躲于幕後更易增收麽？

其次，士紳這個階層的地位和待遇在明朝是史上最低。

哪個朝代的皇帝能像洪武、永樂那樣對士紳官員們大肆屠戮？能像宣宗那樣親審並鞭死自己的老師？士紳官員們又在哪個朝代能享受到上百人一起“扒光褲子打屁股”乃至直接打死的待遇。

除此之外，明朝之前士紳官員也不是任意場合都有“資格”跪拜皇帝的（宋朝時隨便跪拜皇帝會被彈劾“谀上”而罰俸）。越是有錢有權有勢，越是不在乎自己的臉面，越是想被羞辱麽？

上述論點還伴生另一個說法，大順軍攻克京師後僅“拷饷”一項就得銀數千萬甚至數億兩。崇祯和明廷如果能像李自成那樣“打土豪”，早就不窮了。不需要討論這個數據有多大的水分，我們的曆史中有個很直接的“反證”。

有那麽個時代我們沒收了列強全部在華資産並在全國範圍內消滅了資本家、地主和富農。那個時代富裕了麽，國家財政寬裕了麽？

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這類觀點。至高無上的皇權它就可以無所不能麽？想讓朝廷富，朝廷就能在不破壞社會穩定的情況下，持續地大把收取稅金麽？

最後討論明朝經濟需要先清晰一個前提，明廷對于“商”是什麽態度。

太祖立下的祖制是歧視並限制“商”，洪武時期不僅禁絕民間海貿、不允許商戶身著綢緞，甚至可以說誰敢富就等著抄家滅門。

太祖之後，明廷以及後任皇帝雖然對“商”不像太祖那麽嚴苛，但仍然持限制政策（如依舊禁海、禁礦等等）。例如宣德五年，宣宗作的《耕夫記》裏也記錄他路遇的一個貧困農夫對“商”的憐憫和鄙視。

整個明季，明廷非但不扶持商業，還各種禁商限商歧商，明朝的商業憑啥蓬勃發展？

就如同貧瘠的土地收不到多少農稅，一個商業發展萎靡的社會商稅又能征收多少呢？現今世界的近兩百個國家政府也用它們的財政收入證明著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