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在回憶起自己的一些往事時，廖漢生說：“我從紅軍時期一直到解放戰爭初期，都在賀龍領導下工作。因此，林彪要‘削其羽翼’，我是在劫難逃的。”

1971年9月，林彪事件發生後，毛主席委托周恩來總理開始徹底審查遺留問題。審查期間，廖漢生的問題也被提了出來……

1972年7月1日，想到已經5年多沒有見到父親了，廖漢生的子女便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投遞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

在這封信中，廖漢生的子女寫到：“我們聽到主席曾幾次提到要讓父親出來工作，我們非常高興，都盼望父親能盡早地出來爲黨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見有任何動靜。我們請求讓父親回到北京，回到家裏，在外面等待組織結論，以便讓他了解形勢，熟悉情況，檢查身體，治療休養，好更早地回到爲黨和人民工作的崗位上。”

不久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便將這段時間收到的信，編印成《來信摘要》，呈遞到毛主席的面前，請他審閱。

7月7日，毛主席從《來信摘要》中看到廖漢生子女的來信後，便將那封信找到，認真地看了起來。

看完後，毛主席提筆在這封信上作出批示：“我看廖漢生和楊勇一樣是無罪的，都是未經中央討論，被林彪指使個別人整下去的。”

很快，周恩來總理便看到了毛主席的指示，當即開始落實廖漢生等人的事情。

不久後，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派人將廖漢生從石家莊接回北京，安排在京西賓館住了下來，等待著下一步分配工作。

那天，在見到廖漢生的時候，李德生向他正式宣布了兩條，即：“第一條，毛主席說的，那你沒有罪，有錯誤；第二條，解除監護。”

聽了李德生的話，廖漢生立即意識到他又獲得了自由。

7月31日，廖漢生接到了到人民大會堂出席八一建軍節招待會的通知。對此，廖漢生感到十分詫異。

在廖漢生看來，自己就算獲得了自由，但想要複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參加八一建軍節招待會這樣一個公開活動，更是不可想象的。

那天，廖漢生見到了老戰友王震，兩人的心裏都十分高興。高興之余，王铮問了一句：“通知你了沒有？”

廖漢生知道王震問的是參加八一建軍節招待會的事情，便實事求是地回答說：“通知了。”緊接著，廖漢生又帶著疑惑的口吻，問王震：“我能出席嗎？”

見廖漢生這樣猶疑，王震鄭重地說：“當然能出席，一定要出席！”

8月1日，報紙上公布了1972年建軍節招待會出席人員名單，廖漢生的名字也出現在這份名單上。對于廖漢生來說，這就是複出的一個信號。

12月，清查林彪集團的事情終于完成。于是，負責這件事情的周恩來總理便來到毛主席的面前，彙報工作。

聽了周恩來總理的彙報，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說：“看來賀龍同志的案子假了。怎麽打倒了那麽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

聽到毛主席這樣說，周恩來總理向毛主席建議說：“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毛主席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周恩來總理的看法。

不久後，按照毛主席的談話精神，周恩來總理宣布：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組部負責落實省委以上幹部政策；國務院由總理辦公室負責，落實副部長以上幹部政策；軍隊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幹部政策。“解放”幹部的審查報告都必須送政治局最後討論決定。

1973年2月，就賀龍的問題，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評，並指示爲他平反。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廖漢生的問題也變得快了起來。

11月28日，經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軍委任命廖漢生爲軍事科學院政委，恢複了工作。

接到丈夫的任命通知時，想到他們5年多的冤屈終于過去，夫人白林的心裏十分高興，爲丈夫默默地准備好軍裝，讓他去安心工作。

1943年10月9日，白林和廖漢生在延安結婚，是廖漢生的第二任夫人。婚禮上，賀龍的夫人薛明、彭真和夫人張潔清爲男方廖漢生一邊的代表，楊尚昆和夫人李伯钊、王若飛和李培之則是女方白林一邊的代表。

結婚那天，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部處長谷志標把自己的房子騰出來，作爲白林和廖漢生的婚房。大家在一起熱熱鬧鬧地吃了一頓飯，婚禮就算完成了。

事實上，賀龍和夫人薛明不僅是廖漢生男方一邊的代表，還是他和白林的牽線人，更是廖漢生第一任妻子肖艮艮的舅舅和舅媽。而在廖漢生的第一段婚姻中，賀龍也是他的媒人。

此外，在廖漢生革命的過程中，一直都是在賀龍的麾下工作。所以，無論從哪方面講，和賀龍脫離不了關系。

這便是廖漢生“我從紅軍時期一直到解放戰爭初期，都在賀龍領導下工作。因此，林彪要‘削其羽翼’，我是在劫難逃的”的重要原因。

賀龍之所以要爲廖漢生做媒，是因爲在擔任媒人之前，賀龍便見過廖漢生。

那時候，廖漢生的父親廖蘭湘在賀龍下屬的桑植獨立營擔任副官。一天，賀龍帶著部隊經過廖蘭湘的家鄉樵子灣時，看見了站在路邊的廖漢生，幾句簡單的對話後，賀龍便記住了他的名字。

後來，廖蘭湘向賀龍請假回家給兒子提請，後來還以爲就是給他見過的廖漢生辦的。得知是給廖漢生的弟弟提親時，賀龍說：“我也給你做個媒吧？”

不久後，廖蘭湘便接到了賀龍的通知，要他帶著兒子廖漢生到桑植縣城來，爲廖漢生和賀龍二姐賀戊姐的女兒肖艮艮定下了親事。

廖漢生的父親廖蘭湘病逝後，賀家對廖漢生一家都非常照顧。廖漢生便是在賀家的幫助下，才走進桑植縣立高小讀了書的。

1924年，在賀龍的關懷下，廖漢生前往常德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學習。在學習的兩年裏，廖漢生第一次接觸到了共産黨的書刊和主張。

在接觸到共産黨的主張後，廖漢生覺得這就是窮苦百姓的出路。後來，廖漢生參加了農民運動。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廖漢生離開家鄉，來到賀英和賀戊姐家，跟隨賀家姐妹開始打遊擊，走上了武裝反抗的道路。

1928年，賀龍回到洪家關，對身邊的人說：“我現在不是國民黨，是共産黨了，南昌暴動失敗了，但共産黨人是殺不完的，我回來就是要組織工農革命軍，跟蔣介石這幫壞蛋幹到底！”

聽了賀龍的話，廖漢生感到熱血沸騰，對賀龍生出了由衷的崇拜之情。此後，廖漢生在心裏暗暗發誓：“賀龍怎樣做，我就怎樣做！”

這一年，在賀龍的見證下，廖漢生和肖艮艮成了親。不久後，由于敵人的“清剿”，廖漢生和妻子肖艮艮他們只好退進大山裏打遊擊。

那時候，雖然日子過得很苦，但廖漢生幹革命十分有勁。後來，廖漢生和肖艮艮生了孩子。由于帶著孩子打遊擊很不方便，廖漢生便給他的母親寫信，把妻子肖艮艮和孩子接回樵子灣生活。

然而，還沒等到妻子肖艮艮和孩子回到老家，便在一次戰鬥中落入了敵手。最爲慘痛的時候，賀龍的大姐賀英和二姐賀戊姐在這次戰鬥中犧牲。

在見到從戰場上回來的廖漢生時，賀龍懷著悲痛的心情，說：“大姐她們都犧牲了，你們想怎麽辦？還幹不幹？”

聽了賀龍的話，廖漢生語氣堅定地說 ：“幹，橫直革命到底，爲她們報仇！”

于是，在賀龍的派遣下，廖漢生重新將遊擊隊組織起來，並擔任了遊擊大隊的副大隊長，繼續與敵人作鬥爭。

後來，遊擊大隊被編爲紅七師第二十一團，廖漢生這才調到紅三軍軍部，擔任了書記員，正式成爲了一名紅軍戰士。

不久後，在賀龍和關向應的介紹下，廖漢生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之後，廖漢生先後擔任了紅三軍政治部秘書、第七師黨務委員會書記、第九師政委、紅二軍團第六師政委。

1935年，廖漢生轉任紅二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其間，廖漢生 還兩次火線受命，擔任過第四師代理政委。8月，在澧縣大堰當戰鬥中，廖漢生受傷。傷愈後，廖漢生再次擔任了第六師政委。

11月，紅二、紅六軍團從桑植出發，開始長征。

臨行前，廖漢生得到消息，說他的兒子已經夭折，只剩下了母親、妻子肖艮艮和女兒三人相依爲命。

原本，廖漢生還想回家看看母親和妻兒，但因工作繁忙，無法脫身。後來，得知紅軍要走，肖艮艮便帶著廖漢生的母親，背著女兒來到紅六師駐地，爲丈夫廖漢生送行。

長征開始後，廖漢生含著眼淚，告別了母親和妻兒，踏上了行軍之路。

1936年10月22日，賀龍率領的紅二方面軍到達靜甯以北的將台堡，同紅一方面軍部隊會師。

到達陝北後，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廖漢生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原來的“賀龍怎樣做，我就怎樣做”轉變爲服從黨的領導。

一次，在與關向應談話的時候，25歲的廖漢生說：“沒有賀龍，我廖漢生現在還不知道幹什麽呢！我們桑植那個地方有槍則王，也許沒法活下去，我早被逼上梁山去了！”

隨後，爲了能繼續參加革命，廖漢生又鄭重地說：“但我可以離開嘛，不一定非要跟著賀龍不可，到哪裏都可以爲黨工作！”

聽了廖漢生的話，關向應表示，賀龍是一位從群衆鬥爭中湧現出來的英雄人物，而且是一位有著高度黨性、時刻把自己置于黨領導下的忠誠戰士，跟賀龍幹革命，就是跟共産黨幹革命，並說中央對賀龍同志是肯定的，讓他不要聽到風就是雨，放心做好本職工作就好。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

不久後，紅軍改編爲八路軍，賀龍被任命爲120師師長。廖漢生爲120師358旅716團副團長、政委，繼續在賀龍的麾下與日軍作戰。

1941年，廖漢生封面回到延安，在八路軍軍政學院和政治學院參加了學習。

期間，廖漢生聽到了不少老家那邊的消息，大概的意思就是：“肖艮艮被敵人殺害了！”後來，賀龍回到延安，再次向廖漢生提到了肖艮艮被敵人殺害的消息。

從賀龍的口中聽到這樣的自然與從他人口中聽到不同，廖漢生相信了。那段時間，廖漢生的心如刀絞，整個人顯得少言寡語的，看著讓人十分心疼。

爲了讓廖漢生從悲痛中走出來，賀龍和妻子薛明給他介紹了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白林，說：“姑娘的名字叫做白林，原來叫楊白琳，是中央軍委秘書長楊尚昆的九妹子……”

見面的時候，廖漢生吃了一驚。原來，面前的姑娘就是他前兩天在足球比賽上，不小心將球踢到她身上將人家砸暈後，被他送到醫院的那個姑娘。

那天，白林雖然被廖漢生的足球砸暈了，但對廖漢生負責任的做法，十分滿意。如今，再次見到廖漢生，卻是爲她介紹的對象。因此，白林的臉一下子就紅了起來。

後來，爲了了解廖漢生的更多情況，白林便打電話給彭真，問：“廖漢生在你那裏工作，這個人怎麽樣啊？”

聽了白林的話，彭真笑著說：“廖漢生，革命的好同志啊！打仗勇敢，在黨校學習成績優秀，現在當組織教育科長，幹得很不錯，難得的好同志！”

對于彭真的話，白林是相信的，便決定和廖漢生先談著。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後，廖漢生和白林相愛，並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組成新的家庭後，廖漢生過得十分幸福。然而，命運往往是折磨人的。

新中國成立後，全國的通信越來越暢通。賀龍接到了一封來自老家的信。這封信是他的外甥女，也就是廖漢生的妻子肖艮艮寫來的。

在這封信中，肖艮艮講述了她和丈夫廖漢生分別後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事情。

這時，賀龍才知道了外甥女肖艮艮活下來的緣由：原來，在肖艮艮被捕後，國民黨反動派怕他報複，便將本來要槍決的肖艮艮賣到很遠的地方，讓她嫁了人。

不久後，賀龍便將外甥女肖艮艮接到身邊見了面。

考慮到肖艮艮雖然沒有死，但雙方都有了家庭，已經無法改變了，賀龍讓肖艮艮和廖漢生在見了一面後，便把肖艮艮送回了老家。這次見面後，廖漢生和肖艮艮再也沒有見過面。

見面的那天，廖漢生和肖艮艮相顧無言，只有淚千行。然而，兩個人都對對方沒有怨言，因爲這種結果不是兩人主觀上造成的。

1953年，廖漢生的女兒廖春蓮來到西北與他團聚。

女兒的到來，讓廖漢生十分高興。見父親高興，廖春蓮便提出了讓父親在西北給她安排一個好工作，留在父親身邊的想法。

看著女兒熱切的眼神，廖漢生十分心疼。然而，他還是沒有答應，並語重心長地說：“我對不起你和你母親，但如果我給你找了好工作，又怎麽對得起那些犧牲的烈士和他們的家屬呢？現在國家正在進行社會主義農村建設，你回家種地，不也一樣是爲國家服務嗎？”

見父親這樣說，23歲的廖春蓮的心裏感到非常委屈，只好流著淚負氣回到了桑植老家，繼續務農。

1954年，廖漢生被任命爲國防部副部長。1955年，廖漢生進入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並被授予中將軍銜。

1957年，廖漢生從解放軍軍事學院畢業。不久後，廖漢生接到一個命令，讓她接替劉伯承元帥，擔任軍事學院院長。

接到任命後，廖漢生說：“我一個中獎，怎麽能接替著名戰略家、軍事教育家劉伯承元帥的位子呢？再說，我本身的能力也不行。”總政治部副主任肖華說：“均爲要你當院長，你就當吧，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

就這樣，廖漢生由一個剛從南京軍事學院畢業的學員，一下子就成爲了南京軍事學院的院長。

1960年1月，廖漢生被任命爲北京軍區政委，來到北京工作。1967年1月，廖漢生被說成“是賀龍的人”，並捏造了數條罪狀，將他“監護”了起來。直到1972年7月，在毛主席的提議下，才解除了對他的“監護”。

1973年，廖漢生被任命爲軍事科學院政委。1975年，廖漢生調任南京軍區政委。

1979年，得知肖艮艮在60年代去世的消息後，廖漢生十分痛苦。6月，廖漢生在妻子白林的陪伴下，來到肖艮艮墓前，致了哀，並敬獻了花圈。

這次回來，廖漢生再次見到了女兒。然而，女兒的心中依然被怨氣充滿，連一聲“爸爸”都沒有叫。對此，廖漢生感到十分傷心，流著眼淚，帶著遺憾離開了桑植老家。

1980年1月，廖漢生調任沈陽軍區第一政委。1983年，廖漢生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84年11月，73歲的廖漢生再次回到故鄉，在女兒家吃農家飯。

這一次，看著父親滿頭白發，廖春蓮的怨氣一下子消失了。她含著淚水，喊出了廖漢生最想聽到的稱呼：“爸爸！”

聽到女兒終于喊自己“爸爸”了，廖漢生的心裏非常激動，眼淚像泉水一樣湧出了眼眶……

後來，當地領導對廖漢生說：“春蓮這些年吃了不少的苦，讓她來縣裏工作吧！”

然而，廖漢生卻不同意。他說：“只有她吃過苦嗎？吃過苦的人那麽多，都能安排進縣城嗎？她是我的女兒，但她首先是個農民，老實種地比什麽都強。”

臨別時，廖漢生對已經54歲的女兒說：“你不要怪我太絕情，我什麽東西都可以給你，但我的權力來自于人民，只能爲人民服務，不管是你，還是你的弟弟妹妹，都不能跟著我沾光，凡事要靠自己的努力，即使過得苦一點，心裏也踏實。”

在離開的時候，廖漢生擔心縣委會瞞著他辦這件事，便叮囑女兒說：“安心農村建設，不要向國家伸手，不要爲難政府，不要給縣領導添麻煩！”

聽了父親的話，廖春蓮點了點兒頭。這些年，她一直在老家種田，雖然日子過的不富裕，但比解放前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她也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