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怡晴
編｜陳梅希
侵害、家暴等議題，不僅常出現在熱搜裏，也是現實題材劇集討論的對象。但鮮少有一部劇，願意透過現象看本質，把人物內心的糾結攤開給觀衆看。
這固然是有風險的，理解的人會更理解，不解的人甚至更激進。但編劇高璇和任寶茹還是決定冒險，寫一個不討巧、也不討好的故事——《不完美受害人》。
道貌岸然的企業家成功 (劉奕君飾演） 在深夜侵犯醉酒的女助理趙尋，趙尋原本並沒有想報警，卻在警方、律師、社會審判的催化下，走上了爲自己辯護的道路。她點頭承認過這並非是性侵，最後又改口。
和很多故事不一樣，施害者成功雖是僞君子，卻又有魅力的一面；受害者趙尋有口難言，但終究是外界眼中不完美的受害人。
如何讓故事令觀衆信服，讓不完美受害者被共情，讓討論變得理性，都顯得十分有挑戰。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探討一些社會議題，而不是只停留在呈現表面。如果說最後只有爭吵，沒有思考，會顯得很割裂。當我們看到那麽多受害者敗訴或者和解，每一個案件最後都不了了之的時候，就忍不住去想，背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麽？”
在長達兩年的推演中，高璇和任寶茹寫出了《不完美受害人》，剩下的則交由觀衆去思考和判斷。
一個關于平權的故事高璇和任寶茹一直強調，兩個人寫的是一個關于平權的故事，而非關于性別的議題，故事中的“不完美受害人”，既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
2017年，一直從事現實題材創作的高璇和任寶茹，開始關注權力不對等的職場性侵這個社會議題。隨著對議題本身的學習與深入思考，直到2018年底，才産生了寫《不完美受害人》這個故事的想法。
因爲前期的工作積累，趙尋、林阚、成功三位主角的人物設定在那時便已經生成。
寫這樣的命題並不簡單。一個“完美的”受害者毫無疑問能引發觀衆的共鳴和同情，但一個“不完美”的受害者，存在受害瑕疵的人，很可能導致觀衆産生兩種極端的看法：一部分人能共情，另外一部分人則恰好持相反的態度。
爲了讓自己的“受害人”站得住腳，將故事內核表達透徹，甚至帶來司法程序上的呈現，2019年，高璇和任寶茹在寫劇本大綱之前，到上海找來了法律顧問，通盤了解趙尋、成功不同立場的角色可能運用到的司法手段，“因爲在司法流程、法律邏輯上站不住腳的話，這個故事就不成立。”高璇透露，做完這個前期工作，劇本大綱就已經寫了11萬字，分集大綱完全可以省去。
對于高璇和任寶茹來說，單純解讀真實的案例並不能滿足兩人，探尋角色背後的心理狀態，把角落裏被忽略的因子寫出來，才更有挑戰性。
因此也才有了趙尋這樣窮盡司法流程來維護自己權利的故事。而在現實中，鮮少有這樣的案例發生。
2021年底，劇本完成，熱搜上關于性侵、家暴等議題的討論愈演愈烈。
每次在熱搜上看到網友狂熱的討論，以及提到一個議題呈現的性別對立趨勢，高璇和任寶茹內心都很緊張，兩人擔心認真討論的聲音會變小，理性的聲音會在輿論場中退出，于是在創作過程中也不由得更爲謹慎。
她們並不想創造相關話題的熱度，而是跳過簡單的性別對立，在社會命題下剖析自己、剖析人性，“我們寫的是平權，在強對弱的剝削和侵害下，無論是男女強弱，我們都會把他拿到放大鏡下進行人性的拷問。”
高璇用“成功”這個角色舉例。在過往的累計經驗中，兩人認爲職場性騷擾、家暴等問題背後的本質，是權力不對等造成的。在創作的過程中，她們並沒有把成功當做一個普通的男性去寫，而是把他當做一個“權力上位者”來觀察。
劉奕君飾演的成功並沒有落入男性角色扁平化的窠臼中，而是身居要職、自戀不自知，用風度翩翩的方式，以溫柔之名行傷害之實，一點點地剝奪他人的身體和意志。
“我們並不想妖魔化任何一個人物，只是寫了一群人的一種狀態和思維方式，將成功這個角色換成女性依然成立。”高璇和任寶茹認爲，成功並不是現實題材裏稀缺的男性，而是稀缺的掌權者角色。
就像《不完美受害人》中借由林阚在爲趙尋辯護時說出的台詞那樣：“我們怕傷害我們的人，濫用他們手中的權力；我們害怕，因爲拒絕會失去我們可能得到的機遇和利益；我們更害怕，因爲拒絕會得到惡意報複和更大的傷害，對于權勢的崇拜在我們的意識裏面是多麽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一些人都喜歡攀附權力得到利益，害怕得罪權力受到傷害。”
一份社會調查報告高璇和任寶茹從大學畢業就開始一起寫劇本，從《別了溫哥華》《我的青春誰做主》《趙氏孤兒》《歸去來》到《不完美受害人》，兩人在劇本創作方面已經足夠默契，常常細致到討論每一集的台詞和每一個動作後，再你一集我一集地寫。
創作的過程中，討論、碰撞與推翻，都無法避免。
寫《不完美受害者》和寫之前的劇本最大的不同是，兩位編劇覺得這一次不像是寫戲劇，更像是寫一份深度社會調查報告，其中涉及到刑事訴訟、民事訴訟，還有每一個角色背後的心理邏輯，不僅要寫一個故事，更要探究故事之下每個人物一言一行的心理狀態，從具象到抽象，再由表及裏。
作爲被熱議的不完美受害者“趙尋”一角，脫胎于社會事件背後的受害者群體。在准備前期案頭工作時，高璇和任寶茹發現，大多數社會議題的受害者，都會接受來自外界和內心的道德審判，她們想探究這種審判的背後，受害者的心理狀態到底是什麽樣的，爲什麽會做出自相矛盾的行爲。
在劇集中，趙尋就是這樣的典型，受到侵害時，沒有想要立刻報警，卻又在各方的步步緊逼下走上了追尋真相的道路。前後不一的行爲或許會讓觀衆誤解角色的遊移不定，但高璇和任寶茹覺得自己爲這種行爲找到了自洽的內心狀態，並借助趙尋的角色梳理了出來。
“在外界不同的壓力下，希望觀衆可以看到趙尋糾結的過程，而不是她做了什麽。”
《不完美受害人》中，讓人物邏輯合理化對高璇和任寶茹來說尤爲重要，如何讓觀衆理解與共情，很有挑戰性，她們只能一邊創作一邊跳出創作的框架，尋求身邊人對這一事件的看法，“這個行爲到底合理不合理？”
在劇裏，底層出身的米芒困在家暴裏，更能被觀衆理解，因爲認知有限，米芒對自己人生的掌控也有限。和米芒相反，趙尋有一份看起來體面的工作，收入可觀，衣食無憂，過著如白領般的生活，這樣的角色受到侵害後，並沒有第一時間選擇辭職，觀衆是否能理解？
僅僅是“趙尋不辭職需要解釋嗎”這個拷問的答案，兩位編劇就尋找了許久。
作爲70、80後，工作對一個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她們覺得這個行爲無需解釋，但90、95的工作人員看到這一橋段時，又需要一個清晰的解釋，開會討論時，平台一位年輕的女生就反問：“爲什麽不能辭職？”
那一刻，任寶茹才意識到在這個故事裏代際差的存在也十分重要，因爲面對職場各種不公的待遇，95後實際上更有勇氣去反抗，去爭取自身的權利，沒有選擇這樣做的趙尋顯然需要給受衆群一個合理的回答。
“原來我們設計的趙尋有留學背景，但聽到年輕人這樣說之後，我們修改了趙尋的家庭背景，父母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不到一萬，又增加了一場戲份來說明趙尋不辭職的理由。”在任寶茹看來，這個提醒十分重要，故事的創作過程也可以在時間的推移裏，一步步趨向真相。
《不完美受害人》是一個講述軟弱、恐懼、貪婪的現實故事，“懸疑”只是爲人性的探究設置了一個鈎子，然後等待著大衆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看清真實的處境。
一個人性的萬花筒寫人性的故事很多，但寫出“人性”的過程並不簡單，尤其在一個有爭議但主創又極力避免爭議的故事裏。
《不完美受害人》中有大量的女性角色，趙尋、米芒等受害人之外，還有精英律師林阚，成功女性辛路，上位者李怡，以及警官晏明，她們互相映照著彼此的人生，成爲社會的小切面。
整個故事都圍繞趙尋這一角色去創作，高璇和任寶茹能夠想到，這一角色面對觀衆時要遭受的非議，“她承擔了展示人性複雜的功能”。
周迅飾演的辯護律師林阚一角也應運而生，她的存在承擔的是一個穩定輸出價值觀的功能，其自身遭遇校園性騷擾的前史同時也拓寬了不完美受害人的外延，獲得更多觀衆的共情。
“她們兩個過往的經曆是形成互文的。”高璇說，林阚之所以從成功的辯護律師，變爲趙尋的民事訴訟代理人，是因爲她和趙尋有相似的經曆，因爲一時的無法拒絕，內心受到長達十年的煎熬。幫助趙尋走出人生陰霾的過程，是林阚敞開心扉，與自己和解的過程。
作爲成功“唯一的知己”，上位者李怡則是趙尋的對照組。
如果說趙尋是一個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人，前向一步，她可以成爲林阚，向後退一步，她就可能會成爲李怡。
通往職場金字塔的路上，李怡和掌權者站在一隊，選擇追逐利益和接受潛規則的捷徑，“選擇是多樣的，你不能用對錯去形容，甚至在模糊地帶她是被認可的。這類人在潛規則裏接受了交換既得利益的方式，未來也會成爲這種利益的捍衛者。”寫李怡的目的，是編劇爲了塑造一個灰色地帶的人物。
作爲成功的老婆，陳數飾演的辛路是劇中唯一清醒的人物。辛路是成功的對照組，在人生路上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內核與正向的價值觀，她不必是爽文裏的大女主，卻符合觀衆的期待。高璇和任寶茹想通過辛路，塑造更爲立體的夫妻關系——相比感情和婚姻，她更追逐自我實現和個體的社會價值。
圍繞著趙尋和成功，每個人都展現著內心的想法，走向了各自的結局，因果都擺在觀衆面前。
“我們說這個故事寫的是人性的複雜和視角的多元，也必然會引發多種爭議，這或許不會讓一個劇只有好評，甚至會有質疑，但這就是劇集存在的意義。”
任寶茹說，《不完美受害人》是一個故事，更是一個思考得來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