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英國電影院上映了一部關于“奶牛”的微電影。致力于爲農業、林業和市場園藝提供全女性農業勞動力，也是戰後女性陸軍 (WLA) 招募活動的一部分。

1946年和1947年，由于英國持續的糧食短缺，政府積極尋求保留戰時成員並招募新成員。影片中兩頭奶牛用男性的聲音互相“交談”，講述它們迫切需要擠奶：“女士們，先生們，我們的奶牛正處于非常嚴重的困境中。”

該短片屬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國家幹預農業的曆史，它側重于新型農業勞動力供應的重要作用，這種供應由國家監管並穿著獨特的制服，在戰爭期間被征召到農場以維持生産。

筆者認爲：這一舉措暫時扭轉了戰前年輕婦女從農村地區農業就業遷移的趨勢。就像其他威脅擾亂傳統社會安排和性別等級制度的戰時政策一樣，陸軍在官方文件和新聞報道中受到嘲笑、贊美和幻想的結合，在個人敘述中也受到懷舊和例外感的影響。

這部電影通過將動物擬人化來爲公衆討論做出貢獻，將農民對乳品工人的需求、女性特別適合這項工作的傳言，以奶牛口吻訴說。

對話由操著西部鄉村口音的男子配音，強調奶牛在傳達農民的意見以及爲更大的戰時目的服務的印象，宣傳片則特地使用地方口音，以此向“普通”男女傳達公民身份和責任的信息。

國家、農民、奶牛群和戰時女性勞動力之間的互動，其中超過四分之一與牛工作，是本文的核心論點。

本質而言，奶牛和土地女郎的文化建構，都在維護和加強農業權力等級制度的同時，卻又充滿矛盾，因此需要從四個角度展開論述。

一：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期間從事農業的婦女的工作，旨在將全神貫注于城市社會的曆史學家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農村生活的性別動態上。

二：關于性別與戰爭的辯論探討了戰時性別界限的不穩定，並質疑在變革和抵制變革中發揮作用的社會、文化和政治進程。

三：考慮動物在戰爭中的作用，及其對動物與人類關系的影響的文獻。

四：這些工作質疑和細微差別戰後，農民耕種未開墾土地、采用新做法並尋求“現代化”農業以在戰時養活國家的慶祝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牛奶在英國是一個政治敏感話題。孕婦和哺乳期的母親和兒童處于戰時營養充足問題的中心，而牛奶被視爲一種解決方案。

從 1940 年開始，國家牛奶計劃在配給津貼之外，每周爲孕婦和嬰兒的母親提供七品脫額外的補貼或免費牛奶。每天喝牛奶的學童人數也急劇上升。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與免費學生奶相關的恥辱受到戰爭環境的挑戰，新的牛奶規範和權利得到確立。

用食品部的話說，牛奶的生産已成爲“戰時食品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涉及對牛奶生産的價格激勵，優先向乳制品行業供應飼料，並嘗試改進育種實踐。

筆者認爲：爲了滿足不斷升級的需求，英國相關部門才不得不關注勞動力供應。

從 1939 年 9 月起征兵入伍，加速了農村人口減少的長期趨勢。爲了確保他們得到替換，並在戰時英國所依賴的進口中斷的情況下維持糧食供應，WLA最初成立于 1917 年以解決同樣的問題，于 1939 年 7 月重組。

他們招募年輕女性，接受不同的培訓並送往農場，被農民雇用爲農業工人，並支付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遵守有關工作時間和工作規範的規定。

根據 Sackville-West 的說法，1943 年 12 月，在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的 83,860 名 WLA 會員中，超過 20,000 名，即 25 %的女孩主要從事擠奶工作。

土地女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的出現，被認爲是新穎而特殊的，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樣。

筆者認爲：英國人口普查數據對女性農業工人的記錄不足，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她們的工作通常是臨時性的和季節性的；他們的工作與人口普查中使用的職業定義不符，例如，忽略了家政服務和農場服務之間的交叉；女性農場工人通常是農民家庭的成員。

在威爾士西南部以及英格蘭北部和西南部，“在奶牛場和農場工作……通常被認爲是女性農場省份的一部分”，而其他地方的做法則各不相同。

據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坎伯蘭農場工作的年輕女性的話，她被要求每天兩次擠奶多達 13 頭奶牛，分離牛奶，餵養小牛，清理豬群，打掃農舍，協助准備食物給田野裏的人帶點心。

筆者認爲：這種工作“對年輕女性越來越沒有吸引力”，導致越來越多的女性移居城市地區尋求更好的工作條件，例如家庭傭人、店員、女服務員和工廠工人。事實上，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農業蕭條期間，農村人口減少加劇，農民傾向于雇用她們的女性親屬，而不是雇用和支付非家庭成員。

這些婦女中的一些人加入了 WLA，因爲它有保證的工資、有限的職責和棕色馬褲、綠色球衣和結實的鞋子制服，這既實用又象征著參與戰爭。

然而，宣傳的重點是從城市招募的土地女孩。大約三分之一的新兵來自倫敦和米德爾塞克斯，或者來自蘭開夏郡和約克郡的工業城鎮。盡管該衡量標准並不精確，但暗示其他三分之二實際上來自小城鎮和鄉村地區。

戰爭初期，安妮·霍爾在伯恩茅斯做辦公室工作。她在回憶錄中寫道，她的父親在蘭開夏郡的一個農場長大，成年後移居南方。當安妮和她的姐姐在 1940 年提議爲 WLA 做志願者時，他警告她們“無論天氣如何，我們的工作都是繁重、肮髒和艱巨的”。

盡管如此，姐妹倆最終還是成爲了土地女孩，安妮的回憶錄記錄了她睜著眼睛進入的“多年辛勤勞作”。

就土地女孩接受的此類培訓而言，其方向既是爲了糾正被認爲不習慣土地的婦女的缺點，也是爲了灌輸奶牛養殖的科學知識。後者是農業和漁業部 (MAF) 承諾引入科學程序以提高戰前特別是戰時農場生産力的一部分。

筆者認爲：該部可能一直熱衷于將農業與現代化聯系起來，但由于這種相對較新的技術的複雜性和費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機器擠奶在英國只取得了有限的進步，勞動密集型的手工擠奶仍然占主導地位。

一群陸軍學生坐在牛棚的一端，觀看教官展示擠奶藝術，這是他們在北安普頓農業學院接受培訓的一部分

土地女孩曾回憶說，“在我們被允許靠近奶牛之前，我們必須從圖表、奶牛模型中學習手工擠奶的技能，學習如何計算産奶量並將其輸入政府表格。培訓旨在提供一個幹淨和科學的機會來學習擠奶，而不會對奶牛或擠奶者造成壓力，旨在解決農民認爲新工人會錯誤對待他們的奶牛的看法。

他們鼓勵 WLA 培訓、現代性和科學之間的聯系，並將向現代化的轉變作爲一種方式，爲未來的婦女在農場提供一席之地，就像她們在戰前所做的那樣。

1944 年，洛桑實驗站（成立于 1889 年，旨在開發現代科學農業方法的農業研究機構）退休的主任 E. John Russell 爵士爲The Land Girl撰寫了一篇文章，WLA 會員的月刊。在其中，他鼓勵土地女郎考慮在戰後繼續務農，建議技術進步使體力在農業中不再那麽重要。

人工擠奶練習

他認爲乳制品和家禽工作的苦差事很快就會被克服，農業現代化意味著“智慧和靈巧”越來越重要，伴隨著這樣的願景，乳制品行業爲土地女孩提供了新的戰時空缺。WLA 中相對較小的一組熟練擠奶工被指定爲“臨時擠奶工”。他們被派往農場，以代替普通的奶制品工人，無論是牧牛人還是土地女工，否則這些地方是無法安排休息時間的。

作爲提高生産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由牛奶營銷委員會監督的牛奶記錄計劃在戰時也主要由土地女孩負責。他們不得不對農場進行突擊檢查，以檢查衛生標准並采集牛奶樣本，Sackville-West 寫道，這是“負責任的工作”，爲此“需要特殊培訓”。

作爲男性農民工作的檢查員，女性牛奶記錄員占據了權威職位以及相對高薪的工作，挑戰了土地上的性別等級制度。1945 年初，有乳品業經驗的傷殘軍人堅持認爲，他們對此類工作有更高的要求，並說服牛奶營銷委員會優先雇用他們。

英國農民堅信，農場中人與動物之間的最佳關系是經過多年接觸（可能從出生開始）就建立起來的，這決定了他們對土地女孩的態度。對他們能力的懷疑與陌生人的不熟悉和缺乏技能對奶牛生産力的負面影響有關。

當 WLA 組織擠奶比賽時，土地女郎在戰爭期間爲“陌生的牛群”擠奶，農民們悲觀地斷言他們的期望是“奶牛或産奶量應該受到影響”。這些例子與 Fudge 的觀察相呼應，即奶牛和人類經濟密不可分，並且依賴于親密且通常是性別化的人與動物關系。

戰時農業期刊和雜志上發表的農民來信證實了奶牛是積極參與者的想法，當被陌生人誤操作或觸摸時，奶牛會拒絕産奶。他們經常援引個體動物的情感和推理的擬人化結構。

英國農場女孩在包裝牛奶

這些態度不僅限于牛，而且正如阿比蓋爾·伍茲在養豬業中所指出的那樣，是 20 世紀英國農業實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實上，農場動物被廣泛認爲是反應靈敏和敏感的個體，需要與它們一起工作而不是依賴它們，即使這最終是爲了商業目的。

1942 年，在信息部戰時照片系列“土地之戰”中拍攝的一張官方照片描繪了一位身材瘦小的年輕土地女孩，她正以這種方式使用一根領先的杆子來控制一頭大公牛（見下圖）。她咬著嘴唇，表示既專注又謹慎。

筆者認爲：該圖像挑戰了男性和女性與牛的工作之間既定的界限，暗示這條線可以跨越，盡管是例外，但農活中的性別二元論終究是不穩定的。

土地女孩艾裏斯·喬伊斯牽著一頭牛

然而，邊界以許多微妙和不微妙的方式得到了加強。戰爭期間，一些農民和專家稱乳業“天生”適合女性，將擠奶和小牛飼養視爲“母性”角色，並認爲“一些女孩照顧動物是天生的本能，只是就像照顧孩子一樣。就好像，當土地女孩證明自己是奶牛場的稱職工人時，就需要一個本質主義的解釋。

盡管大多數土地女孩不是母親，但評論員將她們在奶牛和小牛身上的成功歸因于她們來之不易的技能，而是她們生育和哺乳的生理能力。

筆者認爲：母性女性氣質作爲女性生活中的主導因素的建構，也被廣泛用于其他戰時工作環境，從工業福利官員（照顧她的工廠“家庭”）到電鋸操作員（她的力量掩蓋了她的“母性本能” )，其目的是消除女性新角色對性別秩序的威脅。

即使當他們被聘爲技術工人擔任臨時擠奶工等角色時，他們的重要性也會因爲他們在牛工需要休息日時代替他的“真正”工作而被削弱。

培訓師認爲，因爲他們來自城市背景，所以他們需要變得更加堅強才能有效地開展工作。一位權威博士回應了長期以來對女性飲食的醫學關注和塑造女性飲食的嘗試，設計了一個訓練計劃來讓她們變胖，就好像她們自己是牛一樣。

根據斯圖爾特的說法，經過爲期 4 周的培訓（包括豐盛的膳食），來自伯明翰和考文垂的一組以前是打字員和理發師的學員平均每人增加了 4 磅：一名土地女孩增加了一塊石頭般的重量。

筆者認爲：英國對土地女孩的這種描繪，凸顯了她們在戰爭期間和之後的矛盾立場。農民和國家迫切需要這些新工人來填補勞動力短缺，但與此同時，他們的陌生、缺乏經驗和不當行爲，被視爲對動物福利、生産力、傳統的農村關系構成潛在威脅。

農民和官員認爲需要改進的不僅僅是土地女郎的體格和力量。他們的精神適應性也受到審查。例如，1940 年，英國媒體報道稱，這是農民的普遍想法，也是他們最初不願在農場雇傭 WLA 成員的原因之一。

“土地女孩”的“英勇”證詞將這些變化擴展到人類與動物關系的記錄中。瑪麗·羅伯遜 (Mary Robertson) 和帕特·彼得斯 (Pat Peters) 講述了他們最初的恐懼和無能的故事後，都借鑒了與戰時與動物的親密互動相關的具身更新和恢複活力的概念。

英國認爲，與牛建立關系的成功給了他們一種新的自我意識，使他們在農場的地位合法化，並使他們成爲真正的農場工人，爲戰爭做出貢獻。

如果土地女孩是散漫人員，那麽牛群也是如此，不可因一些失誤就否認其全盤付出，否則何談共同發展社會。

農業曆史學家將第二次世界大戰視爲“對英國農業發展的重要意義，超過自諾曼征服以來的任何可比時期”，在這種背景下，牛奶産量上升。

筆者認爲：作爲城市外來者加入陸軍的婦女，她們沒有豐富的經驗，只有極大的憂慮，卻能在忍受農村的嚴酷生活後改變自己，已經爲社會做出一定貢獻。